现代生物技术导论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

结课论文

(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姓名：

学号：

学院：建工学院

专业：土木工程

年级：2009级

2010年 6 月19 日

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摘要

从克隆人的动机和过程上考虑，我们会发现，自始至终贯穿着工具主义的原则，被克隆者一直被作为一个纯粹的客体看待。实际上我们知道，目前考虑克隆人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机构，都是为了某种其他的目的和动机，而不是为被克隆者着想来考虑克隆人的。

关键词（四号黑体）：动机；客体；伦理（小四号宋体字）

目录（3号黑体）

中文摘要 (2)

1. 克隆人诞生 (4)

1.1克隆技术的成熟 (4)

2. 克隆人研究的风险 (5)

3.克隆人的伦理 (6)

参考文献（4号黑体） (9)

1.克隆人诞生

1.1克隆技术的成熟（小四号宋体）。

自从第一只克隆羊诞生以来，据说相继又有克隆牛、克隆兔、克隆猫降生。当2002年底有人宣布第一个克隆人已经来到人世时，尽管消息是真是假还没定论，人们已经不可能对克隆人涉及的伦理问题等闲视之了。

1997年2月27日英国爱丁堡罗斯林(Roslin)研究所的伊恩·维尔莫特科学研究小组向世界宣布，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绵羊“多利”(Dolly)诞生，这一消息立刻轰动了全世界。

“多莉”的产生与三只母羊有关。一只是怀孕三个月的芬兰多塞特母绵羊，两只是苏格兰黑面母绵羊。芬兰多塞特母绵羊提供了全套遗传信息，即提供了细胞核（称之为供体）；一只苏格兰黑面母绵羊提供无细胞核的卵细胞；另一只苏格兰黑面母绵羊提供羊胚胎的发育环境——子宫，是“多莉”羊的“生”母。其整个克隆过程简述如下：

从芬兰多塞特母绵羊的乳腺中取出乳腺细胞，将其放入低浓度的营养培养液中，细胞逐渐停止了分裂，此细胞称之为供体细胞；给一头苏格兰黑面母绵羊注射促性腺素，促使它排卵，取出未受精的卵细胞，并立即将其细胞核除去，留下一个无核的卵细胞，此细胞称之为受体细胞；利用电脉冲的方法，使供体细胞和受体细胞发生融合，最后形成了融合细胞，由于电脉冲还可以产生类似于自然受精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应，使融合细胞也能象受精卵一样进行细胞分裂、分化，从而形成胚胎细胞；将胚胎细胞转移到另一只苏格兰黑面母绵羊的子宫内，胚胎细胞进一步分化和发育，最后形成一只小绵羊。出生的“多莉”小绵羊与多塞特母绵羊具有完全相同的外貌。

一年以后，另一组科学家报道了将小鼠卵丘细胞(围绕在卵母细胞外周的高度分化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母细胞中得到20多只发育完全的小鼠。如呆“多利”因为只有一只，还不够叫做克隆羊的话，这些小鼠就是名副其实的克隆鼠了。

②通过细胞核移植克隆小鼠的基本过程

在本实验中，卵丘细胞是经如下过程得到的：通过连续几次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使雌鼠诱导成高产卵量状态。然后从雌鼠输卵管中收集卵丘细胞与卵母细胞的复合体。经透明质酸处理使卵丘细胞散开。选择直径为10－12微米的卵丘细胞用作细胞核供体（前期实验表明，若用直径更小或更大的卵丘细胞的细胞核，经过细胞核移植的卵母细胞很少发育到8细胞期）。所选择的卵丘细胞保持在一定的溶液环境中，在3小时内进行细胞核移植（与此不同的是，在获得“多利”时用作细胞核供体的乳腺细胞先在培养液中传代了3－6次）

卵母细胞（一般处于减数分裂中期II ）通过与上面描述类似的方法，从不同种的雌鼠中收集。在显微镜下小心地用直径大约7微米的细管取出卵母细胞的细胞核，尽量不取出细胞质。同样小心取出卵丘细胞的细胞核，也尽量去除所带的细胞质（通过使取出的细胞核在玻璃管中往复运动数次，以去除所带的少量的细胞质）。在细胞核被取出后5分钟之内，直接注射到已经去除了细胞核的卵母细胞中。进行了细胞核移植的卵母细胞先放在一种特制的溶液中1－6小时，然后加入二价的锶离子（Sr2+）和细胞分裂抑素B。前者使卵母细胞激活，后者抑制极体的形成和染色体的排除。再取出处理过的卵母细胞，放在没有锶和细胞分裂抑素B的特制的溶液中使细胞分裂形成胚胎。

不同阶段的胚胎（从2细胞期到胚泡期）被分别植入几天前与已经结扎雄鼠交配过的假孕母鼠的输卵管或子宫中发育。发育完全的胎儿鼠在大约19天后通过手术取出。

目前胚胎细胞核移植克隆的动物有小鼠、兔、山羊、绵羊、猪、牛和猴子等。在中国，除猴子以外，其他克隆动物都有，也能连续核移植克隆山羊，该技术比胚胎分割技术更进一步，将克隆出更多的动物。因胚胎分割次数越多，每份细胞越少，发育成的个体的能力越差。体细胞核移植克隆的动物只有一个，就是“多利”羊。

克隆人的技术如今在理论上成熟！但在伦理上克隆人的存在却受到很大争议！

在此之前，西方很多国家已立法禁止或严格限制克隆人及以克隆人为目的的研究。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11月28日成立了由包括哈佛大学著名政治伦理哲学家桑代尔在内的十多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专门就克隆人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集体论证，写出了长达二百多页的论证报告，作为制定克隆人技术应对政策的理论依据。联合国也积极介入克隆技术实践的规范建设，并于2005年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宣言。那么，禁止克隆人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2.克隆人研究的风险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在技术上科学家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克隆的技术。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

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面对巨大的风险，科学家有没有能力一次性完成，值得我们思考，克隆技术还没有发展到我们想像的如此的没有风险，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科学研究。从动物克隆的实验来看，克隆物种的成活率很低。在多莉羊的克隆实验中，277个胚胎融合仅仅成活了多莉一个，成功率只有0.36%。许多有幸降生的克隆小牛，有很多很快死于心脏异常、尿毒症或呼吸困难。出生后的克隆动物部分个体表现出生理或免疫缺陷。血液的含氧量和生长因子的浓度低于正常；胸腺、脾、淋巴腺发育不正常等。

现在可以看出来，同正常生殖相比，通过克隆方式产生的生命大多存在着残疾、夭折。可以想象，在制造克隆人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残疾的人类，或是残疾的胚胎或是残疾的婴儿。这时，疯狂的科学家难道会承担起养育这些人类生命的责任吗，恐怕任何人也不会相信。

3.克隆人的伦理

生命伦理学家和科学家们强调，克隆人也是一种人的生殖，要经过妊娠、胎儿出生、婴儿生长及在后天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这个过程。核外环境的差异，子宫内和整个母体的环境及生理条件，核外遗传因素，都影响着发育中的克隆人，因此克隆出希特勒、爱因斯坦是不可能的。在澄清了模糊认识后，虽然知道克隆人可能会由于其他不同的目的产生出来，但人们和科学家可能以只要克隆人是基于良好的目的而产生出来作为理由，为自己或他人的克隆人行为辩护。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克隆技术充其量也只是能制造出一种类似的复制品，绝对不可能复原出与供核蓝本各个方面都惟妙惟肖的人体。历史上的双生子，其性格以及所走的道路上可能迥然不同，这正是历史所确认的事实。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认为，克隆技术只是针对人的遗传基因而言，被复制的，并不包括记忆、思维等后天能力。他们虽然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信息，在外在形象上毫无两样，但他们每个人的自我认同却绝不会雷同，因为发育过程虽然是照着遗传信息的指示开展，但环境的刺激仍然会影响发育的结果。特别是神经系统，外界不同的刺激主导着神经网络不同的结合，因此没有两个有完全相同的自我意识的人。另外，从发育学角度上，体细胞在遗传上虽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当细胞核放到卵子的细胞质里也会受到细胞质的影响。因此，说克隆就是“百分之百”复制，是不严谨的。

关于无性生殖产生的个体是否与亲本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结构这一问题，一些科学家给出了答案。许智宏院士认为，应当说明用体细胞作为供体克隆出的动物与亲本属同一基因型，它是亲本的复制品，但不能说是100%的毫无差异的复制。这是因为，供体细胞核在受体卵细胞中，其生长发育也会受到细胞质中的线粒体DNA的影响。因此亲本与复制品就此点上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研究员认为，克隆人是什么，首先要知道人指的是什么。如果说人是指特定的基因组，或者指“生物上的人”，那么可以说“克隆人”与他们的父本或母本是完全相同的。但人不仅是在系统发育谱上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的人，而且是心理社会的人，初生儿的神经系统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只有在出生后与他人交往中，在社会环境中才逐渐发育成熟，形成具有特殊心理、行为、社会特征的人。因此，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聚合体，具有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定人格。这个集合体，这个具有特殊心理、行为、社会特征的人，这个特定的人格，是不能复制的、是克隆不出来的。所以，克隆出来的只是与他或她的父本或母本相同的基因组，而不是与父本或母本一样

的人。

在我国，伦理论争的焦点不是治疗性克隆问题，而是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问题。有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论争，无论呈现出多么巨大的观念差异与意见分歧，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但又极具特色与难度的应用伦理学课题。就其典型性而言，克隆人问题涉及到鲜明的伦理冲突，因而亟待应用伦理学提供一个平台，让当事人在理性、平和、宽松的气氛中针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商谈，从而试图在某个平衡点上达成使矛盾与冲突得以化解的共识。就其特殊性而言，又表现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克隆人问题所涉及到的伦理冲突并非现实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就像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那样——涉及到当今的公民与未来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作为未来公民的当事人又不可能参与关涉或决定自身命运的理性的商谈，换言之，所有的当事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交谈的平台上。这就决定了商谈只能存在于现实中活着的、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们之间。而在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克隆人的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均可以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其二，在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不可能出现类似于支持者与反对者各退一步，从而达成问题的解决的平衡点；相反地，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选

择：克隆人实验要么做，要么不做。且支持者认为做是对的，而反对者则认为做是大错特错的，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单从技术层面上看，人们根本就无法解决克隆人的安全性问题。人类虽已破译了一些遗传物质，但就细胞生物学层面的基因的相互作用而言，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细胞生物学的真正革命，并不在于对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基因的破译，而是在于揭示这些基因的相互作用。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它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全部（3.5万）基因重新准确地排列并使之正常发挥作用，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而要解决安全性问题，除了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科学实验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由于每个人都是一位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主体，任何人都不愿将自己也无权将别人——以牺牲生命和幸福为代价——作为科学研究的试验品，作为科学研究统计结果中的一个简单的数目，就此而言，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而，在克隆人实验会导致大量畸形和残障婴儿的出现这样一个现实的伦理难题面前，我们的某些支持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未曾表现出丝毫的以维护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及起码的道德良知，他们的回答竟然还是那句极其冷漠和不负责任的话：“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由于克隆人实验在技术上无法解决安全性问题，所以有关克隆人的论争本来是应该就此打住的。但2002年底有人声称第一位克隆人即将诞生，而且“十分健康”。于是关于克隆人的聒噪又重新出现。所以就又产生了在技术安全方面的障碍已被排除的条件下（如上所述，这是不可能的）是否还是可以进行克隆人活动的争论。而根据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人们之所以有克隆人的想法，除了科学家的好奇心的驱使之外，至少有四个比较流行的理由，按强烈程度排列依次是：第一，为了满足不孕夫妇生儿育女的需求。第二，为了怀念故人。第三，为了让单身男女留下后代。第四，为了塑造“新人”。从前三条理由来看，满足现实中活着的人的需求是克隆人体的优先考量，而被克隆者的利益显然不被重视。只有第四条理由，才隐约暗含着对被克隆者需求的某种“顾及”。因此，笔者认为反对克隆人的一个强大理据，便是我们应进行“换位思考”，应当从克隆人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不应牺牲克隆人的权益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尽管我们不是克隆人，并不了解克隆人自己的想法，但我们拥有理论思维、逻辑推理的能力，可以根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法则，依托我们现有的状态和感受来推测克隆人的状态与感受，可以根据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对权益的需求来推测克隆人的权益需求。正如我们虽不是未来人，但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来推测未来人类同样的需求，而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一样。同理，我们是社会公民，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于是我们也自然会主张未来人作为公民，也应享有我们现在享受着的公民权利。而当我们意识到克隆人有可能出现，他们理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可能成为二等公民、从而引发人道灾难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深感不安、不忍与不平。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从另外一个

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参考文献（四号黑体）：

①期刊：邱仁宗：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②文献图书：作者：甘绍平.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

③

④朱忠发：《当代科技与伦理道德互动发展的新趋势》《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⑤高崇明,张爱琴, 《生命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