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责任在中国持有型犯罪中应限制性适用

严格责任在中国持有型犯罪中应限制性适用摘要：持有型犯罪中是否应该适用严格责任争议不断。

然而，否定说存在诸多弊病，持有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象的非常规性、行为的静态性、行为的特殊性、责任罪过的缺陷性等决定了我国持有型犯罪可适用严格责任。

当然，严格责任必须契合中国司法实践，充分考虑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问题，限制性适用。

关键词：持有型犯罪；严格责任；限制严格责任在英美刑法中是重要概念。

近年来，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复杂的犯罪形势赋予了这一古老概念新的内涵。

我国严格责任的研究也日益深化，研究领域也由概念界定深入到我国是否存在严格责任及其严格责任在各罪的适用等问题上了。

持有型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就是热议问题之一。

一、严格责任在持有型犯罪中的适用之争严格责任是源于英美刑法的一个特有概念。

中外学者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其概念至今未形成一致意见。

中国是否存在严格责任也是饱受争议的问题之一。

早期学界认为严格责任是绝对严格责任，即“排除犯意或不允许辩护的无罪过责任”。

随着严格责任研究的深化，后期学界出现了相对严格责任，即“不需证明犯意但允许辩护理由存在”。

相对严格责任这一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

严格责任概念之争依然存在，但肯定我国刑法存在严格责任的观点，几乎都认为持有型犯罪是其主要的适用对象。

所谓持有型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支配、控制(如持有、拥有、私藏、携带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不法状态为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

在我国刑法中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等罪名。

持有型犯罪主观恶性的证明难，使得是否适用严格责任之争日益激化。

二、持有型犯罪可适用严格责任关于持有型犯罪是否应该适用严格责任，学界的争论不断，出现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认为我国持有型犯罪不适用严格责任的学者观点如下。

第一，行为人与违禁品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并不能必然表明行为人对公共生活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譬如一个善良诚实的邮差运送的邮包里藏有一只手枪。

在邮差不知情的情况下，认定其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第二，持有型犯罪主观恶性能够证明。

任何行为人有意识控制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与静都是刑法上的危害行为。

许多人习惯于认为刑法上的行为必然表现在有形的身体动作中，这是错误的。

这将使人们对危害社会的身体静这一危害行为视而不见。

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恶性就包含在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身体动与静之中。

在行为人认识到是违禁品后仍非法支配、控制该物品，这就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之所在。

只要证明行为人对违禁品有认识并且违禁品处于行为人的非法支配、控制之下，即可证明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性。

因此，持有型犯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不是难于把握的，是能够证明的。

第三，并非所有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持有型犯罪均实行严格责任。

举以下几例：1968年（盗窃罪法)第25条规定，行为人如在其居住场所之外，随身携带了任何用于非法侵入、盗窃或诈骗的物品或与之有关的物品，就构成了犯罪。

但起诉一方必须证明这样的物品是准备用于犯罪的。

1971年《滥用毒品罪法》规定了许多涉及受控毒品的犯罪。

对于为非法向另一人提供毒品而占有(无论是否经允许)时，只有当控制者意识到某些毒品处于自己控制之下时，才算开始占有。

如果一种毒品被塞进了某人的衣袋里，或者被留在了他的房间，但他并未意识到该毒品的存在，那么就不能说他占有这种毒品；如果某人认为自己收到的，包有毒品的包裹里面装的是手绢，那么，即使他表面上占有这些毒品，他实际上也不属于占有包含在他所收到的包裹里面的毒品，因为他并不了解他所控制的物品的性质。

笔者认为，否定说是存在弊病的，我国持有型犯罪中应该适用严格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是持有型犯罪的危害性决定的。

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爆炸物品等危险物品威胁公共安全毒品危害公共健康；假币破坏公共秩序；不法财产挑战公共道德观。

持有型犯罪危害程度深、危害的范围广不言而喻。

第二，是持有对象的非常规性决定的。

纵观我国持有型犯罪,其对象仅为毒品、危险物品、来源不明的物品等非常规物品。

这些物品存在一个明显的共性，即本身就是“禁止的恶”，具有可非难性，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历来均为人民所不容的。

正因如此，免除控方对罪过的举证责任显得较为合理。

第三，是持有行为的静态性决定的。

恶性是主观的，是通过一定的身体动静来体现的。

持有这一静止的状态给公诉方证明恶性存在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舍弃严格责任，持有型犯罪将成为一纸空文。

被告对自己的持有状况最清楚，能更好地证明主观恶性存在与否。

实行严格责任有利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达到惩治效果和预防效果的统一。

第四，是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决定的。

司法实务中，持有型犯罪一般不是独立的，通常是其他犯罪的预备或者延续。

适用严格责任能很大程度地威慑犯罪分子，加大持有型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相关犯罪的发生。

第五，是我国责任罪过的缺陷性决定的。

我国的罪过责任难以满足解释持有型犯罪的需要。

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总是与“危害结果”紧密相连，而持有型犯罪是以“持有状态”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

可见，罪过理论在持有型犯罪问题上难以奏效。

而在英美刑法中犯意或说罪过是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所持的主观心理状态，而行为、行为时的状态、情节、及行为后果都包括在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之中。

运用严格责任，持有型犯罪解释难将迎刃而解。

三、我国持有型犯罪中应限制性适用严格责任虽然持有型犯罪应该适用严格责任，可我国持有型犯罪适用严格责任也不能一概而论。

英美刑法中，当法律明文规定或必然隐含适用严格责任时，这一推定是可以反驳的，但法律明文规定或必然隐含的情况很少。

传统上或者大多数情况是法官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是否适用严格责任。

其一，法条的历史演变、法律条文所使用词句的含义及上下文。

“明知”一词成为了是否适用严格责任的风向标。

如，当立法机关修改某一法规时，删去了“明知”之类的词语，就表明立法者意图适用严格责任；法律条文使用的词语没有表达或隐含表达主观心态时，该法条可能被推定适用严格责任，而另一些表达主观心态的词语可能会排除严格责任的适用等等。

其二，立法主题或特定犯罪的性质。

严格责任滥用的严重后果是反对其适用的致命理由，因此，各国严格限制了适用范围。

只有社会关注的问题即对公共健康、安全、道德和秩序有重要影响的行为才可能适用严格责任。

如环境问题、毒品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

其三，是否是盈利行为。

严格责任可能更合理地施加于从事盈利行为却给公众带来危害的人，而更少地施加于为了谋生的普通公民。

其四，罪行的危害程度。

关于这个因素是否与严格责任的适用具有相关性存在争论。

因为有些案件表明“罪行危害性越小，国会意图适用严格责任的可能性越大”，而另一些案件表明“罪行对公众的危害性越大，适用严格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大”。

其五，刑罚的严厉性。

当对某一犯罪判处的刑罚十分严重时，越不可能适用严格责任，有时可以推定犯罪意图的存在是必需的。

法官在一案中评论到：“犯罪越严重，坚持犯罪意图推定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伴随定罪的刑罚越严厉，耻辱也越大。

”但这一规则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对严格责任犯罪适用的刑罚也可能十分严厉。

其六，适用严格责任的有效性。

如果适用严格责任不能有效地促进法律的遵守，不能激励行为人更加警惕以防止被禁止行为的实施，就没有理由适用严格责任，因为严格责任存在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的实施。

其七，起诉方证明某一类犯罪的主观心态的难易程度。

证明越困难就越有可能适用严格责任，以减轻起诉方的负担。

其八，被告人知道事实真相的几率。

越难以知道的事实真相，就越有可能要求有过错；反之，越容易知道事实真相，就越可能不问过错。

其九，法条中是否规定了“正当勤勉义务”（defense of due diligence）作为辩护理由。

如果规定了“正当勤勉义务”这一辩护事由，说明该罪可能适用严格责任。

以上是英美法官在适用严格责任时遵循的规则和参考因素，但是对于是否采纳这些规则或因素以及规则因素的考量和认定，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可能出现法官适用严格责任不一致的情况。

英美刑法历年来的司法实践也表明法官的解释并非完全一致。

虽然我国不存在法官立法的情况，但这些规则和参考因素对于我国持有型犯罪适用严格责任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从英美的做法来看，承认严格责任并非一定要将其适用于所有案件。

毕竟，严格责任适用的目的并非减少侦查项目，降低入罪门槛。

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持有型犯罪的认定上应该得以贯彻，严格责任的适用应该有所限制。

笔者认为，持有型犯罪应该实行严格责任。

其限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实体上限制。

适用严格责任必须充分考虑持有型犯罪的个罪情况，考虑相关因素。

并非所有的持有型犯罪都必须适用严格责任，只有当持有属非正常和普遍现象时才能适用严格责任。

如在我国持有假币并不适用严格责任，因为假币欺骗性大，一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辨别，将假币误为真币而持有和使用属正常和普遍现象，所以持有型犯罪适用严格责任是有范围限制的。

第二，程序上限制。

首先，确定搜集证据前置制度。

适用严格责任不代表免除公诉方主观恶性相关材料的收集义务。

对这些行为追究持有型犯罪刑事责任前，司法机关应尽力查清持有的前续行为的方式及主观状态，持有的意图。

只有搜集证据后仍无法查证时，才能以严格责任追究持有者的刑事责任，因而说举证责任倒置是有时间、条件限制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遵循严格责任的谦抑性，不能因为严格责任的存在而使得办案人员和机关滥用严格责任，不尽侦查责任。

其次，保障行为人举证权力。

为了避免枉法错判，一定要贯彻好相关刑诉法，充分保障行为人举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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