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骈文曾经流行于中国文坛1800年，有过辉煌的业绩，也遭到众多的责难，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然而五四以后似乎销声匿迹了。

正因为长期不受重视，研究者对骈文的认识自然难于一致，某些概念理解和使用不同，有些新的观点尚待深入。

一、骈文的名称如果下定义，可否说，骈文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

这句话包括三点：一、以对偶句为主，这是骈文本质所在，舍此不成其为骈文；二、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三、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

从文体角度考察，骈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

“散文”一词最早使用于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

“骈文”一词使用于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

四六文并不完全等于骈文。

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骈文的概称。

明代以前，有骈文别集而无总集。

明代出现不少四六选本，多为公私应酬文字。

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骈文专著，五四以后，学界通称骈文。

有人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

它对骈文形成有所启发，但并不等于骈文，也不是骈文的源头。

连珠与骈文相似之处在于对仗和用典。

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片断。

真正代表骈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长统《乐志论》，与连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二、骈文的界定清代骈文号称中兴。

骈文家为了与古文家争地盘，极力主张骈文自古有之，这种说法，从文体学看并不科学。

1.骈文和散文如前所述，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

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

作为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

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骈文中可以有少量散句。

散文骈文之分不在骈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

说骈句自古有之是对的，说骈文古已存在则不妥，因为句子不等于文章。

倘若有对偶即为骈文，恐怕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章皆可算作骈文了。

应该指出，骈文和散文的区别，不仅在于对偶句的多少，还在于文章风格的追求。

骈文中并不乏阳刚之美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阴柔之美如晚明小品。

骈文亦可经世致用如陆贽，散文亦宜抒写性灵如公安竟陵派。

究竟如何从美学上探究骈文与散文的不同，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课题。

2.骈文与辞赋辞赋与骈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

二者有交叉关系，那就是六朝骈赋。

至于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骈文。

骈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修辞看，骈文以对仗为主，辞赋以铺陈为主；从句法看，骈文以对偶句为主，辞赋以排比句为主；从音律看，骈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骈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志；从功用看，辞赋用于描写与抒情，骈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

铺陈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详的描绘陈述。

排比是指三个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连续使用，是实现铺陈的手法之一。

如果只有两个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对仗或曰骈偶，而不能叫排比。

排比是对仗的增加，对仗有时是排比的组成部分。

辞赋以排比为主，也不乏对偶句；骈文以对偶句为主，也可用排比句。

3.骈文和八股文有些研究者认为，八股文隶属于骈文，或称之为骈文的余绪，这是不确切的。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又叫时文、时艺、制艺、经义。

它起源于宋代，性质属于议论文，文体属于散文。

因为是“代圣贤立言”，故尽量模拟先秦人说话口气。

这样的文章，往往空洞无物，枯燥无味，矫揉造作，与极力追求辞章之美的骈文旨趣大相径庭。

人们之所以把八股文与骈文相联系，主要因为它也讲究排比。

从文章学来看，八股文最重视的是章法，结构程式化，而不重视句法。

它不是以句与句相对偶为特色，而是以段与段相对称为基本规范。

明清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主要进身之阶。

所以，凡科举出身的官僚，没有人不会八股，却有人不会骈文。

今人认为八股与骈文有渊源关系，乃是轻信阮元重骈轻散以八股为“文之正统”之故。

三、骈文的文化内涵首先，骈文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讲究均衡对称的传统美学心理，也体现了同中求异的创新追求。

均衡对称的传统模式，最早可以上溯到八卦。

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本原则。

骈文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之花。

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一味追求均衡对称，势必呆板单调，缺乏生命力。

所以，整体均衡之中可以有局部变化，基本对称之余也允许个别特出。

既有偶，又有奇，既有大同，又有小异，这样才会丰富多彩。

骈文之运用对仗，原理与此相通。

这也是骈文对仗与律诗对仗区别之一。

律诗对仗的字数固定为五七言，位置固定在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

骈文对仗比律诗自由得多，丰富得多。

其次，骈文重视用典，反映了作为古代士大夫的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追求古雅，崇尚历史知识的共同文化心态。

用典来源于举例引证，后来发展为带有比拟隐喻性质，以达到含蓄、委婉、典雅的修辞目的。

用典是否妥帖、精巧、繁富，乃是古人衡量骈文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显示作家知识学问的主要手段。

典故的妙用，的确可以在极精炼的语词中，隐括一系列的人物故事，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避免平板的叙述，使作品具有象征性、趣味性，从而唤起读者连翩的浮想与无穷的回味。

让有限的文学符号包容更多的信息，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就参与再创作。

这样的作品就能发挥出最大的艺术感应。

然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作者和读者具有互相理解的文化基础。

今人之所以不大喜欢骈文，主要原因就在于语言障碍，不熟悉典故，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基础。

这需要各方面努力，尽量缩小古今阅读差距，从而实现对骈文这份遗产的有效继承和利用。

第三，骈文讲究句调音节之美，充分发挥了汉字汉语的文化特质，具有与古代诗歌不同的韵味追求。

汉字是单音节字，一字一音，有声调变化，有双声、叠韵、重言等音韵上的特点，容易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感。

汉字是方块字，不仅字音字义可以整齐对称，而且字形排列也是整齐对称的，给人以视觉美、建筑美。

汉语主要以逻辑次序表示格位及词品，并用副词、连词、语气词、助词表示时间、动态及感情色彩，这样就容易组成工整相对的骈偶，呈现出精致简洁的风格。

古代诗词曲可以用于和乐歌唱，故有相当严格的韵律规则。

骈文主要用于朗读，它在句式和节奏等方面更注重吟诵效果。

骈文选择四六言为主，是在朗诵中经过反复实践的结果。

为便于朗读，骈文讲究抑扬顿挫，缓急低昂，上抗下坠，尤其注重利用虚字显示轻重音和节奏快慢长短之别，从而呈现起伏应和的音乐感。

为达此目的，古代优秀骈文家除了尽量发挥句子结构方面与诗歌不同的特点之外，还不惜突破通常的语法规范，不避重复，尽可能用句中虚字，这是骈文在用字造句方面与诗词的区别之一。

有的虚字无义，纯为声调而设，骈文家为追求音律美，既可以突破五七言诗的窠臼，也可以不受四六句的束缚。

四、骈文的兴衰骈文的兴衰与上层统治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致成正比。

骈文发轫于东汉末年，与汉灵帝颇有关系。

灵帝政治上昏暴，文学上却是有力的变革者。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文学艺术出现了新气象，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

骈文正是这种转变的产物，与抒情小赋兴盛之关系尤为密切。

魏晋时期，骈文正式形成。

对此起重要作用的首推曹丕、曹植兄弟。

在其带动下，行文骈俪成为一时风气。

西晋文坛巨子陆机，被认为是骈文奠基人，他的不少文章已是成熟的骈体。

陆氏兄弟以及两晋之际的骈文高手刘琨等都是贵族出身。

南朝骈文臻于鼎盛，其倡导者主要是上层贵族。

这些人物政治上也许不值得称道，文化上确实作出了贡献。

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对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熟悉，故北朝骈风不盛，文多拙朴。

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以后，骈文写作才逐渐普遍。

北周文帝宇文泰和隋文帝杨坚都讨厌骈文的形式主义，主张复古。

然其子侄却是骈文的热烈爱好者。

故二帝之复古未能成功。

唐初，太宗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南朝文化尤为喜爱，周围18学士多是来自江南的文化贵族，故初唐骈风继续发展。

中唐时期，新骈体的代表是陆贽。

他位居宰相，所作骈体应用文(诏令表奏之类)是得到德宗皇帝的赞同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北宋古文运动，再次给骈文形式主义以致命打击。

古文得到宋真宗、仁宗、神宗的支持。

元代皇帝是蒙古族，不重视中原汉族文化。

明初，朱元璋文化很低，曾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粗暴的删禁。

这是元明时期高雅文学诗词骈文皆处低谷的原因之一。

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对汉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花很大气力推动古籍整理编撰工作。

骈文在清代出现“中兴”，与这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由于骈文是贵族文学，主要从古代典籍中吸取语言养分，故尔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的语言实际，应用圈子越来越狭小，源泉愈来愈干枯。

清代的骈文“中兴”，虽然作家作品多了，读者范围并没有扩大，最后只好成为少数高级文化人把玩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