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1.古代文论的当代焦虑
从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一直到现在，关于“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甚嚣尘上，与之不相称的却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似乎并没有借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东风而生机勃勃。

与之相反的，多数的讨论围绕着“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古代文论的当代失语症”等话题进行，似乎从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到从90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大谈国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历经兴衰沉浮，却无时无刻不透露出骨子里的焦虑。

低潮时期自不待言，彼时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革命”，随后便引发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者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焦虑可见深切。

直到今天，学者们对当初的变革几经反思，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建立……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

而作为中国古代文
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

”①
即使是在高潮时期，古代文论研究随着90年代后期国学热的兴
起而有所发展，这焦虑也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愈发急切地体现出来。

9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确成绩斐然，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研究专著和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不断出现，但也正在此时，研究者们悄悄开始了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影响力甚至是合法性的质疑。

这样的焦虑从9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借由国学的兴起加入到了当代社会整
个人文社科领域对现代性的反思话语当中。

钱中文认为现代性在中国，一方面出现了以西方现代性为旨归的偏颇，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终结论”思潮来取消现代性的偏颇。

中国文论应该克服旧的现代性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弊端，建设新的现代性品格和精神②。

陶水平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面对“现代性”的挑战，要将审视的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

与此同时，古代文论的
研究要立足当代问题，使现代转换后的话语可以直接参与当代批评活动③。

由此，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希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互动，以及参与当代社会批评话语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

然而，强烈愿望的表达实际正意味着话语权的旁落，因为如果按照古代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评论在当时语境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借由对作品的评点而参与到人物品评、藉由为文学立法而参与到为整个社会立法，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的确，古代文论研究在今天的学术界并未具有像在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和话语权威。

从数据上看，当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领域研究论著的引证率远高于古代文论，这与古代文论关键范畴在“中国基本古籍庫”与“四库全书”中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反差。

从学理上看，当古代文论研究还在纠结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各领域的研究都早已跳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思维，逐渐建立起“多元现代性”理念，讨论如何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
在理路而不是外力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学术和社会的发展④。

取消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借着90年代国学的兴起而重新繁荣起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在这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语境中将何去何从？2.古代文论走下神坛的文化渊源：
与“西学冲击”说商榷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登高望远一定是回看而非展望。

在古代语境中，文论话语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

何以自现代以来，文论话语权旁落到如此境地？多数学者把它归因于西学的冲击。

曹顺庆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
文坛‘消化不良’。

”“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

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

”⑤
曹顺庆的研究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学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一出便获得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其引用率一直高居所有同类文章被引用数量之首。

而事实上，如果仔细将古代文论在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境况进行对比，尤其对古代文论在其产生之时以及在整个传统文化语境中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细致分析，再结合文化传承、知识下沉、观念传播方式的改变等宏观的社会语境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四的喧嚣”“西学的冲击”其实并不是促使古代文论的社会状况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尴尬局面的形成更多的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世代传承的古代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其中内在机制的演变远比外在思想的碰撞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在上古语境中，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和经典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因为古老并且华贵的经典的传承一定需要依赖有美感的形式。

《诗经》
在其被整理成集之初便是承担着作为经典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社会功能，更不用说比《诗经》更早的文学性写作主要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例如青铜器上）用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匹配的雍容华贵的方式记录重要礼仪以使之世代传承。

文学作为经典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形式而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当中，甚至是作为观念传承传播的基本载体而主宰了社会的价值。

而在当时，文学的写作本身也不是清晰透明、简单易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古时期知识的建构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话语权由少数有文化的贵族所把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典文本的传承年代久远、意义晦涩，再加上这些经典文本大多书写在极其罕有的精贵的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上，篇幅有限，这便赋予了文学阐释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

孔子宣称对古代经典“述而不著”，其实已经垄断了相当的话语霸权。

同样地，在孔子之后继续对经典的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文人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因为经典文本的权威性而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继而通过主导文学这一基本的交往
载体而立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