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梅洛—庞蒂与身体现象学——兼论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演变2006-12-313:15:46李重梅洛·庞蒂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对“世界问题”的最根本把握的学问自然也应该从对身体的思考开始。

事实上，身体问题，实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一部关于人的哲学其实就是一部对人的“身体的解释，或者误解”的哲学。

随着当代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推波助澜，“身体性”问题从“遮蔽”逐渐走向“澄明”，成为日前西方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本文试图从不同时期的西方哲学文本出发，试就“身体性”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和思考一，肉身的缺席：作为一种“练习死亡”的哲学如果说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对于“肉体”而言犹如一场漫漫黑夜的话，那么这场黑夜的序幕则是从柏拉图那里开始的。

我们不妨先来考虑一下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关于灵魂的著名神话：双轮马车的驭手理性，手里挽着马色骏马和黑色骏马的缰绳，白色骏马代表着人的精神饱满，比较顺从于理性的指挥；而不听话的黑马代表着嗜好和欲望，驭手必须不时地挥鞭才肯就范。

这里的人的形象意指理性-灵魂，而作为欲望和嗜好载体的肉体是以兽的形象示人，鞭子和缰绳则表征着对肉体的规训和惩罚。

在柏拉图看来，肉身之狱不仅是高耸的令人恐怖与战栗的围墙，同时，它更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罪恶的渊薮，堕落的胎盘，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只不过是理念堕落的结果。

柏拉图说：“只要我们固守在身体之中，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污染而变得不完满，我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去把握对象，这些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

……我们无疑相信，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必须摆脱肉体，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

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所期望和决心获得的智慧，只有在我们死后而不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看来只要我们活着，除非绝对必要，尽可能避免与肉体的交往、接触，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知识。

”[1]P17我们知道，英语哲学中“理论”（Theory）是从希腊语动词theatai（看）来的，这个动词又是名词theatre（剧场）的词根，另外，理性（Idea）是也从希腊语中eidos（看）演变而来。

正如德里达告诉我们的，“在其希腊文化的谱系中，欧洲观念的整个历史，欧洲语言中观念一词（idein,eidos,idea）的整个语意学，如我们所知——如我们所见，是将看和知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柏拉图那里，“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才是获取纯粹知识的唯一途径，“看”是灵魂专属的权力。

考之古籍，“看”在《说文》中的意思是，“看，睎也。

(睎,望也。

)”，也就是用手加额遮目而远望。

为什么只能以“远望”而非“切身”作为接近真理的手段？其中隐藏着这样一个的阴谋，即通过对肉体的遮蔽和隐匿，将肉体悬隔于事物本身很远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灵魂“看”的纯粹性，柏拉图那个很有名的“洞喻”不正是对此的生动释说。

很显然，在这里柏拉图是把肉体与灵魂这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并且认为人的肉体，即感觉器官不可能获得知识，只有灵魂在超然状态下才能够获得知识和理性，以此主张灵魂必须与肉体分离。

顺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宣称，真正的哲学家一直是在学习死亡，练习死亡，一直在追求死之状态。

死亡无非是指肉体的死亡和寂灭，而灵魂得以最终摆脱“皮囊”的捆罚，获得轻松自在。

至此，柏拉图将这种对肉体的宰制高扬为哲学以及哲学家的应有之意。

“练习死亡”的哲学态度开始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漫长统治。

当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讲，“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虽然有关灵肉二分思想的隐秘而曲折的起源在柏拉图那里，但是只有在近代意识哲学那里，特别是笛卡尔那里，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才真正获得了一种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地位，继而也就将“身体性”问题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摆放到哲学思辨殿堂之中了。

如果说，作为肉体的身体在大多数时候受到的是宗教和哲学的双重磨难，那么在意识哲学阶段，作为肉体的身体摆脱了道德上的委屈感，却受到的是来自于知识的压迫和诘难。

[2]P4众所周知，意识哲学是一种崇尚知识和智性的文化潮流，是由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开创的，由洛克特别是康德所确立起来的，而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的近代认识论哲学。

而这种认识论依旧是一种“理想的认识论”，即“指一种与常识的认识理论相区别的非常识的认识理论,一种以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

”[3]肉体是常识的认识理论产生的根源，因此，肉体由于其作为一种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存在，是永远被排除在严格科学和真理大门之外的。

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典型代表。

在他的哲学中,肉体和心灵是两个独立不依的实体,彼此互不联系，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肉体的属性是广延的，心灵的属性是思维。

但是在笛卡尔看来，肉体和心灵决然不是等量齐观的。

在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中，作为肉体的身体是“虚伪的”、“骗人的”[4]P90，是作为怀疑对象被完全被最终悬置的东西。

因此，笛卡尔实质上仍然坚持一种心“尊”身“卑”姿态,心灵是不含物性的纯粹意识,肉体则是没有灵性的纯粹事物。

人或者主体主要属于思维、心灵范畴,身体及其周遭环境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也就是说,人主要与高贵的精神或良知、良能联系在一起,他超然于身体及其伴随的感觉、欲望之外。

身体问题在笛卡尔这里得到了认真的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其《形而上学》所指出的那样：“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身体和心灵当作两种不同的东西区分开来，就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难题，以至任何荒诞不经的理论，只要提供某些关于消除这类难题的希望，就会显得似乎有理。

一旦把身体和心灵割裂开，就会产生足以使哲学家们世世代代去研究的种种问题。

”[5]P17，因此，之后的哲学家像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斯宾诺莎的“身心合一论”等都是在试图解决身心的同一性问题。

这一努力直到黑格尔才算是登峰造极了，身体的问题最终被划归为“绝对理念”的异化结果，人被彻底的抽象为意识和精神，人的历史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的历史。

然而，就像当代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塞尔(J.R.Searle)所言，近代哲学在处理身心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还原主义的思维偏向”，作为肉体的身体被强行纳入到巨大的思辨体系之中，肉体仅仅被还原成了一个概念或者符号，抑或是一驾毫无生气的机器。

无怪乎，尼采后来在评价西方近代哲学时，如此气急败坏的指责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被阉割”的哲学、“太监”的哲学。

在近代意识哲学中，“人们不怎么在哲学中谴责身体了，但这也意味着身体消失了，消失在心灵对知识的孜孜探索中。

以前，人们压制身体，是因为身体是个问题；现在，人们忽视身体，是因为身体不再是个问题。

”[2]P8二，肉欲的乌托邦：作为一种“肉体专制”的哲学《易经》有云：物不可以终泰，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当意识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肉体”也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迎来了它的第一缕曙光。

在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哲学肉身化”的运动中，费尔巴哈首先吹起了战斗的号角，他说，“身体属于我的存在；不仅如此，身体中的全部都是我自己，是我特有的本质。

”，“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

’”[6]P169。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的那样，“（费尔巴哈）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最终他还是“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7]P50。

因此，费尔巴哈以“感性的对象”为其哲学坐标中心的努力并非成功之举,其不是西方传统意识哲学的革命者,而依然是这一西方传统哲学的忠实的传薪人。

与费尔巴哈的欲说还休不同，尼采蔑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以来的所有哲学传统，他明确提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

尼采对意识哲学可谓是鞭辟近里乃至一剑封喉,他尖锐地指出：“‘灵魂’、‘精神’，最后还有‘不死的灵魂’，这些都是发明来蔑视肉体的，使肉体患病――‘成仙’。

”[8]P106。

尼采所言的身体，已经不是仅仅作为灵魂或者意识附庸的“被阉割”的身体，而是有血有肉的，有着爱恨情仇的身体，不是以灵魂或者意识为准绳，而是“以身体为准绳”。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说：“我就是肉体，就是灵魂。

”“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

在尼采看来，唯一的存在是生命，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而生命是肉体，因此，不是上帝（理性）创造了肉体，而是肉体创造了上帝（理性），肉体的生生死死的本性也就赋予在了上帝的本性之上，因此，尼采的上帝即不是笛卡尔的那个永恒、无欺的存在之为存在的基础，也不是基督教中的那个全知全能的彼岸之物，而是“有死”的上帝，继而也就有了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上帝死了”的腾空出世。

这样，肉体第一次作为了哲学研究中心，作为了“真理领域中对世界作出估价的解释学中心”，尼采甚至还提出了“哲学就是医学或者生理学”。

如果说，费尔巴哈以鲜活的“肉体”为利刃，将西方传统哲学千年来苦心营造的“纯粹”自由王国击的粉身粹骨，那么尼采的出现则断然扭断了意识哲学的叙事线索，真正为整个20世纪的“肉身化”的哲学话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从柏拉图开始的“练习死亡”的西方传统哲学在这里发生的偏转，可以说，由原来的“我思，故我在”变为“我欲，故我在”或者“我身体，故我在”。

尼采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在后现代哲学的域场之中很快的回荡开去。

随着西方世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理性主义的幽灵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而得以借尸还魂，由原来的思辨理性一跃成为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技术为人类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

人们坚信，凭借科学技术，人不仅可以无限制地控制自然，并且人类自身也会得到自由和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完满。

但是事与愿违,19世纪，特别是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接踵而来的是频繁经济政治危机和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社会又产生了一系列积重难返的新的问题,诸如人的异化、南北差距、两极分化、生态恶化和霸权主义等等。

此时，肉体刚从道德领域，真理领域的辖制中步履蹒跚地走出来，但是却又落入到了由现代技术所编织的新的陷阱之中，即肉体沦为了生产领域中的一部生产机器，成为一种工具符号，肉体的日常话语权被剥夺殆尽。

“奥斯威辛”事件的发生，昭示了现代技术理性对肉体的毁灭性企图。

正如先贤大哲们所言“异化与对象化走着同一条道路”（黑格尔）,抑或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荷尔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