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莫里哀《达尔杜夫》 文学考研

莫里哀：《达尔杜夫》

作品内容

《达尔杜夫》是一部五幕诗体喜剧。主人公达尔杜夫是一个典型的宗教骗子，伪装虔诚骗得巴黎富商奥尔贡及其母亲的信任，混入奥尔贡的家成为“精神导师”。奥尔贡的继妻欧米尔、儿子达米斯、女儿玛丽亚娜、女儿的情人法赖尔以及女仆桃丽娜都激烈反对达尔杜夫，奥尔贡却对骗子崇拜得五体投地，还要将女儿许配给他。

达尔杜夫无耻地追逐恩人奥尔贡的妻子欧米尔，他的丑行被达米斯撞见。达米斯痛斥了伪君子达尔杜夫，并报告父亲。可是，奥尔贡在达尔杜夫的迷惑下，反而痛骂儿子诋毁圣贤，剥夺了儿子的财产继承权，将财产转赠给达尔杜夫，还要将儿子逐出家门。

面对严峻的事态，欧米尔巧设计谋，让丈夫藏在桌下，让他耳闻目睹伪君子的丑态。这时，奥尔贡才如梦方醒，而达尔杜夫不仅毫无收敛，反而露出狰狞的凶相。因为他这时已夺得了奥尔贡的家产，还掌握了奥尔贡为一个参与谋反的朋友藏匿信件的秘密。气势嚣张的达尔杜夫竟然要将奥尔贡一家赶出家门，他还向国王告密。

英明的国王洞察一切，逮捕了宗教骗子达尔杜夫，并原谅了奥尔贡的

过错。

作品解读

《达尔杜夫》是莫里哀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峰，为法国戏剧舞台增添了无穷魅力，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这部剧作在中国文艺界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五四”之后，它即已被介绍过来。解放后，《达尔杜夫》还由中央戏剧学院公开演出过，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1958年李健吾翻译了这部作品，收录在《莫里哀喜剧六种》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少侯的《莫里哀的喜剧选》，中册收了《伪君子》（《达尔杜夫》）。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孟庆奎译注的《莫里哀生平和著作》。

与此同时，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在展开。李健吾、罗大冈、陈惇、朱延生、江秋生、郑克鲁等一批学者纷纷著文就《达尔杜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进行了分析。60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莫里哀喜剧的研究者李健吾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1985年，陈惇的《莫里哀和他的喜剧》一书深入评价了《达尔杜夫》和莫里哀的其他作品。应该来说，80年代是《达尔杜夫》研究的繁盛时期，90年代这种研究的数量虽有减少，但仍有评论家作着孜孜不倦的努力，以使对《达尔杜夫》的研究向更深处发展。评说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试图通

过自己的领悟和理解来接近这部作品的核心。

一、关于达尔杜夫形象

“达尔杜夫”一词虽然已定格为“伪君子”的同义语，但是对于这个形象的研究仍在继续进行。

鲁萌的《论达尔杜夫》从历史的转变过程看待达尔杜夫的性格特征，认为这个形象身上“出色地概括了17世纪法国在历史转折时期独特的社会关系。”17世纪末，法国的“圣体会”批着宗教外衣，代表封建贵族利益与王权进行斗争。他们暗中执行秘密警察的职务，迫害异教徒，还把势力伸向上层社会。达尔杜夫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当时封建贵族已经代表着一种日趋没落的生产关系，不能靠高官厚禄爬上第一等级，他们就用别的欺骗方式寻求最高归宿。达尔杜夫典型意义的前提，正在于它遵照历史的真实，将“伪善信士”和“没落贵族”的典型，成功地揉和在一起，它的真实的生命，也就是因为来源于这一历史真实。鲁萌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达尔杜夫伪善这一单一的性格特征上，而是深入探索了达尔杜夫性格的深层结构，达尔杜夫的伪善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根源。伪善本身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事实上不是一个不动的点或单一的面，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

的、由此及彼的中介过程。达尔杜夫的伪善形象一旦历史地产生出来，就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被带入社会现实的、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内容。达尔杜夫形象达到了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作者对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属性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层次给予的深刻揭示，使这个形象获得了独特的价值。

刘孝文在《“独来独往的”莫里哀》一文中，着重分析了达尔杜夫的“伪善”性格。他认为：“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性格是单一不变的，但并不因此而呆板，既保持了一贯性，而又从生活的不同方面显现出来。”达尔杜夫的伪善性格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虚伪，表里不一，言行矛盾；二是贪婪，既贪色又贪财；三是狡诈，危急之时居然能死里逃生，反败为胜；四是阴险，专门刺探别人的隐私；最后是邪恶凶狠，非将被害者赶尽杀绝不可。全剧五幕，展示层面各有侧重而又互相补充。

二、关于《达尔杜夫》的主题思想

关于《达尔杜夫》主题思想，评论界大多持传统立场，这以李健吾和罗大冈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李健吾在《达尔杜夫》的序言中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就在于“建立了

欧洲喜剧的荣誉，把喜剧的娱乐性和战斗任务带到一种宽阔、丰盈而又尖锐的境地。”莫里哀在作品中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始终面对现实，关注社会斗争，而且能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大胆针砭时弊，抑恶扬善，因而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便成了他喜剧创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具体表现在他在作品中揭露贵族道德败坏和虚伪性格，抨击教会的黑暗，暴露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和不良倾向，以肯定的笔触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等。

罗大冈在《现实主义戏剧家莫里哀》一文中指出，与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和拉辛所创作的悲剧相比，以《达尔杜夫》为代表的莫里哀的喜剧现在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其喜剧思想根源与技术根源均来自于民间，所以雅俗共赏。他还从文学发展的观点出发，认为莫里哀喜剧的历史渊源是中世纪的市民文学，市民文学的精华是闹剧，闹剧的目的是打哈哈，逗人笑乐，实际上是笑里藏刀，真正的目的是讽刺、批评甚至抨击当时的统治力量。闹剧是他们的战斗武器，哈哈大笑是他们的战斗方式。

许多评论文章都指出，《达尔杜夫》除了展示达尔杜夫的“伪”以外，还刻划了奥尔贡的“愚”和桃丽娜“智”。奥尔贡形象体现了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特征，作家对他持讽刺和同情的态度；女仆桃丽娜的性格特点是“智”，她是剧中反对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伪善的主要人物，是下层人民的代表，从她身上可以看到莫里哀的民主思想。

三、关于《达尔杜夫》的艺术手法

评论界认为，《达尔杜夫》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是拨动人们心弦的重要原因。

吴晶在《古典主义和莫里哀的戏剧创作》中指出：“虚伪作为滑稽的怪癖，是古典主义的喜剧典型。把复杂性格平面化，不去展示人的复杂本质而是把人的全部性格搁置在一个平面，其中可笑荒诞的一面被夸张、放大，成为极具滑稽和鲜明的喜剧典型。莫里哀笔下的喜剧典型表现了古典主义提倡规范、静止的文学特征，是一种性格的塑造，而不是一个人物的塑造。”

鲁萌的《独来独往的“莫里哀”》一文从创作手段入手，谈到了《达尔杜夫》和莫里哀喜剧创作的特色：“其一是将悲剧和喜剧巧妙结合起来，用喜剧的形式、闹剧的氛围展示悲剧的内涵，比莎士比亚在插曲上的悲喜结合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为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正剧的产生，作了更深一层的准备工作。其二是扩大了喜剧的表现范围。其三是他的喜剧彻底摆脱了闹剧的趣味，使喜剧表现出了空前的严肃性，完全不同于民间闹剧和意大利即兴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