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内容提要】头下制度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头下的形态和性质，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并对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头下军州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作者认为，头下制渊源于北方民族，与唐代的头下户无关；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金朝既不存在头下制度，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关键词】头下 投下 头下军州 头下户

头下制是契丹王朝颇具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历来深受辽史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由于史料的过分匮乏，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制度还了解甚少。如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我们有关辽朝头下制度以及头下军州的知识，并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个北方民族王朝的历史特性的理解，那将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一 “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1]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陈述先生也倾向于“头下”为译音说，并推测它源于夫馀语。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典籍记载，夫馀诸族以六畜名官，部落首领有“马加”、“牛加”、“猪加”等称号，其官名后所缀的“加”字，汉义为“王”、“首领”，陈述先生认为“加”可能就是“头下”二字的合音，且进而推论说：“头下之初义为王，亦即首领，……继则用以名私甲、私城，犹言部曲也”。[2] 关于元代的“投下”，学者们也就其语源进行过很多探索。虽然元人记载中已有“投下”即“爱马”的说法，但仍有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试图从蒙古语中寻找“投下”一词的词源，[3]他们的意见不为学界所认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爱马”是蒙古语“ayimaq”一词的音译，而“投下”则是它的意译；蒙古语中的“爱马”，其本意是部、部落，引申为军事游牧集团或王公贵族的封地封民。[4]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头（投）下”的语源可能出自汉语。宋代文献中往往用“头项”一词来指称兵马单位，故陈述先生又怀疑辽之“头下”或者本为汉语。[5]周良霄先生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谈到元代“投下”的语源时说：“在早期的蒙古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投下‟或„头下‟一词。这里似乎也证明，投下、头下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6] 由于对契丹语言文字的了解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学者们仍难以对“头下”一词的语源及语义作出确切的论断。关于“头下”的语源，我认为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它是契丹语的译名。源于夫馀语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源于汉语说则迹近附会，尽管彭大雅《黑鞑事略》有称蒙古“投下”为“头项”的例子，但正如王国维指出的那样，彭大雅所说的“头项”实际上是“投下之音讹”，并不能证明汉语中的“头项”一词与契丹人和蒙古人所说的“头（投）下”有何渊源关系。至于“头下”的语义，则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我想蒙古人既然以“投下”作为“爱马”一词的意译，那么契丹语中的“头下”理应与蒙古语中的“爱马”语义相同或相近；但是，在我们从契丹语中发现“头下”的词源之前，这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众所周知，头下制度仅见于契丹和蒙古两朝，但陈述先生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淳熙四年（1177年）作为宋使张子正的随员到过金朝的周煇，在他此行留下的行记《北辕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二月）十六日，至邯郸县。……路逢一细车，盖以青毡，头段人家也。„头段‟者，谓贵族及将相之家。”（见涵芬楼本《说郛》卷五四）陈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中的“头段为头下之讹”，他的推论是：“疑头段者为„头叚‟之讹舛。周氏原文当作„头叚‟，不作„头段‟。头段者则传抄或版刻之误，而头叚者则头下之同音异译。……辽所谓头下军州即宗室外戚大臣所建之军州也，反之则称其建军州之宗室外戚大臣曰头下，实甚自然之事。金沿辽旧，故犹以头下谓贵族将相之家。„叚‟、„下‟音同，„叚‟、„段‟形似，故误为头段也。”[7]陈述先生的这种推测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蔡美彪先生在《元代白话碑集录·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的一条注文中如是说：“„头下‟或写作„投下‟，……辽、金两代均有此制。”[8]张博泉先生也在《辽金“二税户”研究》一文中这样写道：“辽、金、元三朝都有头下，金代称之为„头假‟，其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但它在金代不是作为一种特定制度而存在。”[9]需要指出的是，陈述先生推测“头段”为“头叚（xiá）”之讹，乃是因为“叚”、“下”音同的缘故，而张文却将“头叚”误会为“头假”，不知“头假”与“头下”何干？ 在我看来，陈述先生的上述假说颇有斟酌的馀地。首先，不能不佩服在陈述先生的怀疑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功力，我逐一查对了《北辕录》的各个版本，发现涵芬楼本《说郛》中的“头段”一词，在《历代小史》、《续百川学海》、《碎锦汇编》和宛委山堂本《说郛》四个本子中确实都作“头叚”；《古今说海》本作“头 ”，“ ”也应是“叚”字的异体。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陈述先生的上述假说很难成立。按“叚”，《广韵》古疋切，见母马韵，显然与“下”字读音风马牛不相及；又《集韵》异读何加切，匣母麻韵开口二等（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同），而“下”字《广韵》胡雅切，匣母马韵开口二等，两者相较，韵部、等呼虽同，但韵类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上声（“叚”字原为平声，因匣母浊音而变为阳平；“下”字原为上声，因匣母为全浊声母而变为去声）。其次，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是一个译语词，而且宋人也早已习惯于“头下”或“投下”的译法，为何周煇却偏要用“叚”这样一个有异读且又十分偏僻以至于在《广韵》中都查不到与“下”相近的读音的字？这不符合翻译的常规。再说涵芬楼本《说郛》是《北辕录》的最佳版本，切不可轻易对“头段”一词加以否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金代文献中可以找到金人使用“头段”一词的证据。《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宣宗朝讨论德运的案牍中，有四处地方使用了“头段”一词：贞祐二年（1214年）正月尚书省札云：“明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章宗敕旨„本朝德运仰商量‟，当时本部为事关头段，呈乞都省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同共讲议。”又云：“缘事关头段，自章宗朝选集众官，专委讲究，前后十年，才始奏定。”同一省札引承安五年章宗敕旨云：“商量德运，事属头段，莫不索选本朝汉儿进士知典故官员集议。”又贞祐二年二月省札曰：“奉圣旨„本朝德运公事教商量‟事，缘为事关头段，拟乞选官再行详议。”[10]从这几段话的文意来看，“头段”当为“紧要”、“贵重”之意。周煇《北辕录》谓“头段人家”指“贵族及将相之家”，也正是此意。可见“头段”应该是流行于金代社会的一个汉语词，它与辽之“头下”并不相干。总之，根据我对金代文献的了解，我认为金源一代既不存在头下制度，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除了“头下”的语源之外，关于头下制度的渊源问题，也存在着某些分歧。自王国维以来，不管是认为“头下”一词源于契丹语者，还是主张源于夫馀语、蒙古语、汉语者，有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不否认它是来自北方民族的一种制度。而向达先生在50年代末编写的一份《中西交通史教学大纲》中却提出一种新的看法：“敦煌发现的卷子中常见头下户、团头的名称，这就是《辽史·地理志》和《食货志》所说俘掠来的人口，又名投下，即是一种奴隶。”[11]李锡厚先生受此启发，近年撰文重新探讨了头下制度的渊源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头下不是契丹固有的制度”，而是渊源于中原汉族社会。根据他的解释，唐代头下户的概念，是把若干人户团结为团、保等组织，为首者称团头、保头，其下属即谓之“头下户”。北京图书馆所藏三件敦煌寺院借贷文书中，就有“团头”、“头下户”、“头下人户”等字样，这是寺户中的一种连保借贷组织。李锡厚先生认为辽朝的头下制度即源于此，契丹军事贵族团结被俘掠的汉人建为汉城，并将他们编制为团，设团头进行管辖，于是便把团头下的汉人称为头下户。根据这种解释，他对辽朝的头下军州也作了新的定义：凡是由俘户（即头下户）构成的州，不管其隶属关系如何，均应视为头下州；也就是说，头下州和汉城基本上是一个概念。[12] 上述观点恐怕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共鸣。在我看来，唐朝的“头下户”与辽朝的“头下”一词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前者是汉语词，而后者是契丹语的译音，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像葡萄与葡萄牙毫不相干一样。辽朝的头下，《辽史·地理志序》亦作投下，宋代文献中头下、投下兼用，元朝则多作投下，用唐朝的头下户如何去解释“投下”一词？既然头下和投下可以通用，就证明它是一个译语词。李锡厚先生对辽朝头下户的解释，是在假定头下制度源于唐代的前提之下，基于唐朝头下户的概念而进行的一种推断，并没有什么史料凭据。他对头下军州的解释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头下军州必须具有私城的性质，这在辽代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二 关于契丹头下制度的早期形态，宋琪的如下一段记述常为人们所引用：“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其爪牙。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每）南来时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馀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馀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13]虽然宋琪所说的是太宗时代的情形，但皮室军和属珊军早在太祖建国之初就有了。当时从皇帝到宗室大臣，契丹军事贵族们都拥有一支被称为头下兵的私甲，而他们所拥有的私奴（部曲）则被称为头下户。估计至迟到遥辇氏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了头下兵和头下户的概念；陈述先生认为，迭剌部实际上就是遥辇氏的头下。[14]但由于当时契丹尚未建立城镇，所以头下城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事情。 唐朝末年，日益强大起来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们，这就是头下城。《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州的缘起时说：“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也说：“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一般认为，太祖伯父于越王释鲁在祖州附近建置的越王城，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个头下城。《辽史·地理志》曰：“于越王述鲁（即释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其时约为九世纪末叶。 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辽史》是这样解释头下军州的：“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15]头下军州制度始创于何时，《辽史》中缺乏记载。《辽史·地理志》曰：“川州，长宁军。……太祖弟明王安端置。会同三年，诏为白川州。”《太宗纪》亦云：会同三年（940年）八月戊申，“以安端私城为白川州”。岛田正郎据此认为：“白川州是有明确年代可考的、建置最早的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恐怕也距此不远。”[16]这种说法今天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17] 然而，根据辽代石刻材料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