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的词学思想
论由史出 史论结合
论由史出史论(shǐ lùn)结合论由史出史论(shǐ lùn)结合20世纪(shìjì)90年代以来，随着词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逐渐深化，一批有创见(chuàngjiàn)的研究专著应运而生，其中陈水云博士的《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wǔ hàn dà xué)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下称陈著)是颇具特色的一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yǐxià)几个方面：(一)史论结合。
论由史出、史论结合，是陈著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
从严格的历史主义出发，陈著以流派为纲，以人物为考察对象，所论皆以材料为依据。
其所论词学词派，不仅囊括有关词话、词家文集、词集的序跋，而且搜集了论词之词、论词之诗等多方面的材料，这些爬梳整理而成的词学史料，不仅因其传达了丰富的词学信息而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其是作者以词学思想的流变历程为参照而发掘、甄别的，故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陈著的史论结合，不仅表现在对词论史料的充分占有上，还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上。
全书共分8章，从宏观上把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的发展划分成4个阶段：顺治时期，仍沿袭明末云间派写作艳词的风气，但因动荡现实的影响使词人的作品多有寓意。
康熙年间，政局趋于稳定，先后出现的有主豪放的阳羡词派、宗醇雅的浙西词派以及重情致的纳兰性德。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词坛基本为浙派所统领，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派词人发展了朱彝尊的清空醇雅之论，创作上追求的是清幽深秀的审美境界；乾隆末到道光年间，清朝由盛转衰，经世思潮日益高涨，浙派落入幽渺空疏之途；以郭为代表的后期浙派力挽其意旨枯寂之弊，重视性灵寄托，词风也由密丽转为疏朗；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上接风骚，倡言比兴寄托，对近代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论述，都是依据对史料的全面把握和精细审辨，故既切实深刻，又不乏创见。
论《白雨斋词话》的诗评化特征
论《白雨斋词话》的诗评化特征杜巧月【摘要】清人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是影响颇大的词话著作,该书立足"本原论"而标举"沉郁说",评点历代词人与词作谛当精到.同时,<白雨斋词话>696则中出现90处(则)评诗话语,这较之此前词话著作的评诗现象明显不同.<白雨斋词话>集中的、大量的诗评使其呈现出诗评化特征,诗评在词话中的结构与诗评主旨为其具体表征,文本、作家、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等因素则为诗评特征的重要成因.【期刊名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9(029)005【总页数】3页(P121-123)【关键词】《白雨斋词话》;陈廷焯;诗评化特征【作者】杜巧月【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河南,信阳,46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白雨斋词话》[1](以下简称《词话》)是清代著名的词评著作，著者为陈廷焯。
陈廷焯(1853—1892年)，原名世琨，后改廷焯，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
少好为诗，宗奉杜甫，“年几三十，复好为词”(《词话·王序》)。
其词作传世不广，但情感沉厚，不违风骚之旨。
《词话》凡8卷，696则，是近代词话中影响颇大的一部重要著作。
陈廷焯自觉地针对词坛风习立足“本原论”而标举“沉郁说”。
《词话·自序》称“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
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因为词科至今“小其文者不能达其义，竟其委者未获溯其原。
揆厥所由，其失有六”云云，而《词综》《词律》等选论未能探得本源，故为是编。
然通观是编，《词话》呈现出显著的诗评化特征。
在以前的词话著作中也曾经出现过间杂诗评的现象，但是从来没有像《词话》这样集中而且比较深入地诗词互参予以评点，或者专列条则进行诗评。
论《竹山词》的成就与不足
论《竹山词》的成就与不足摘要：本文将从《竹山词》的成就与不足入手，对蒋捷《竹山词》作以客观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竹山词；成就；不足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102-01一、蒋捷及其《竹山词》蒋捷，字胜欲，号竹山，常州宜兴人。
在宋元易代的时代更易中，饱尝着“此恨难平君知否”的亡国之痛，心怀着“何日归家洗客袍”的故国之思，选择了淡泊名利，退隐江湖的艰辛生活，历经人世风霜。
因此，也有了丰富的生活经历，炼就了澹定从容的情怀；蒋捷虽然生活在南宋遗民词人结社风气浓厚的时代，个性的卓而不群，使他选择了淡出南宋遗民词人群体，独自吟咏，独行江湖，融婉约与豪放之神韵，词作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抒写黍离之悲的同时，葆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不失乐观热情，词作题材广泛。
二、《竹山词》的成就蒋捷《竹山词》之创作，一方面继承了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独尊词体的词学思想，创作了清新委曲的婉约词作：另一方面又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借豪放之体浇胸中之垒块。
《竹山词》于词史之特殊贡献除其于创作中兼容婉丽清新与疏宕豪放之风格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于各家之借鉴与学习。
（一）于蒋捷词作之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姜夔词作清空雅丽的学习：“听鹃声度月，春又寥寞。
散艳魄、飞入江南，转湖渺山茫，梦境难托。
万叠花愁，正困倚、钩阑斜角”（《解连环·岳园牡丹》）、“三更梦断敲荷雨，细听来、疏点还歇。
茉莉标致别。
占断了、纱厨香月”（《秋夜雨》）。
正是蒋捷对于姜夔清空词风不遗余力地学习继承，才使得历来词论家每每论及“清空”一格时，蒋氏都是不可遗漏之代表人物。
正如谢章挺《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语云：“填词之道，须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
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
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
”（二）在《竹山词》中还可看到苏、辛之余风，沉郁而不失慷慨激昂之旨。
中国古代文学史——《词》总结
唐五代词词的体制：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
5、依唱声用字，讲究四声。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词本质上都是抒情的，但却各有适合于自己的表现领域，艺术上各有专擅和偏胜。
诗所涉及的领域比词要广泛，艺术手段也更丰富，而词却能更深入地表达人们敏感而隐秘的内心世界，更长于描摹那些微妙却又无法明言的情态。
由于这种根本的特质区别，故诗中多碧海鲸鱼的宏伟之境，词中多翡翠兰苕的幽细之境。
相对而言，诗的抒情方向广而阔，词的抒情方向狭而深。
敦煌曲子词题材：1、表现男女恋情以及女子的不幸命运。
[望江南]2、反映战争问题和征夫思妇的思想感情。
3、记载民间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
4、描写商人、书生、船夫等民间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敦煌曲子词的特点，正在于它保存了原始词的本来面貌，因此在词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初期文人词：刘禹锡【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长相思】初期文人词的特点：一是形式短小；二是题材广泛；三是受民间词影响较明显，风格多清新、明快、活泼；四是多以写诗手法写词，较少适应词调特点而形成独特风格。
晚唐词▲特点：第一，中唐文人词，不过是偶尔为之，故留下的词仅少数几首。
而晚唐作家开始大量写作，多达数十首，到五代时，甚至出现以填词为主要文学活动的著名词人如李煜等；第二，开始摆脱中唐文人词对民间词的简单模仿，晚唐词人已经把词放在与诗同等的地位，一样用它来抒发自我或反映周围生活；第三，填词在晚唐五代已经成为一种上有君王倡导，下有词人相互切磋的共创作活动，因而形成了某个时期某一地区的词人群体，如花间词人和江南词人。
温庭筠内容：以反映妇女生活和恋情为主。
特色：1、浓艳香软。
在描写妇女形象时，他往往从容貌、服饰、情态上细致描写，笔触柔媚，设色绮丽，散发着浓烈的脂粉气。
2、深隐细密。
他很善于把握感情的每一丝细微的波澜，却又不明说出来，只用一些暗示性的词语，让读者通过联想去体察词中隐含的绵密情思。
文以载道
2、文以载道：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
“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
如果车装饰得很漂亮，却不载物，那么车再美也是无用的。
可见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这样的文学观念偏于文学的教化目的。
3、八股文：明清两代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
它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清规戒律，有不少繁琐而苛刻的要求，专取《四书》、《五经》内容命题，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标准，不得自由发挥，每篇文章由八个部分组成，即“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每一部分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
这种文体形式死板，内容空洞，陈陈相因，千篇一律。
4、吴中四杰：高启与扬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因四人都居吴中而得名，其中高启和杨基的成就较大。
他们在明初都遭受到惨重的打击，四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死，造成了吴中文学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许多幸存者心怀恐惧，竭力压制自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6、台阁体：是明代初期以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作家群及创作，这些作家多是朝廷重臣，在创作上内容平乏，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他们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在风格上显得典雅华丽。
7、茶陵派：主要活动于明成化、弘治年间，以其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而得名。
李东阳等为诗推崇杜甫，主张写性情，强调音调、用字和结构。
他们]企图以不同风格的诗歌创作来取代台阁体，但却未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
8、陈庄体：代表人物是陈献章和庄旭，主要主张讲理但话语平淡，推崇陶潜，造语平淡，应届自然。
学宋诗，重理趣，但不主义论，清若自立，向陆九渊心学转移，为王阳明心学开先路。
9、六朝派：主要任务是杨慎，其文学主张是扬李抑杜，认为李优杜劣，他对诗史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诗歌属于感情体系，和李白的性格很相似。
他的文“推本秦汉”，上承李东阳的格调说，强调变体意识，以博冠思想反对泥古主义。
秦观的词学思想
论秦观的词学思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曾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
”所谓“词心”者，除了认为秦观在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才人之词三者中，乃是一位纯粹的词人外，当还包括词人对词之所以为词的独到的用心和深切的体认。
作为一代词坛大家，秦观没有词论传世，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间接的理论和作品本身来窥探其词学思想，事实上，词人创作的巨大成功，已经有力地验证了其词学思想的客观存在及其价值。
秦观的词学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词的艺术表现上。
首先，他在创作上的“渐变”，使他有意识地将相思相恋的香艳题材与身世感慨的严肃主题结合起来。
《谈记》中说秦观论赋有：“言语须当用意屈(曲)折”一语，一旦引之于词学，这在北宋词坛还是极为少见的言论。
只有注意到了内容的严肃性，才有可能强调表现手法的含蓄性。
秦观关于作品要含蓄曲折的思想，在词作赋笔的运用上得到了体现。
秦观的赋论与他早年为赋的功力是密切相关的，《单骑见虏赋》、《黄楼赋》等都是他出仕前的代表作。
将抒情小赋的笔法引进词坛，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盖词之表达因其句式的长短不齐，与诗之表达颇有不同，诗一句一意，颇多跳宕，长于比兴，叙述、抒情、议论、描写无不可，词之小令以五、七言为主，故与诗相近，但随着慢词长调的步入词坛，侧重于外在描景状物之铺陈的赋笔已成为作词的一个重要手段，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者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然而赋笔的运用细细体会，还是有所区别的。
秦观的慢词受柳永的影响很明显，但在赋笔的运用上他更多地继承了温庭筠的外在的客观描写，从而使其作品更显曲折含蓄。
请看其《望海潮》一首词：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
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
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
长记误随车。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
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
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名词解释
西昆体①宋代诗歌流派，印《西昆酬唱集》得名②以杨亿、钱淮演、刘筠三人创作为代表③讲究修辞用点晚唐体①宋初诗歌的流派②以林逋的诗歌创作为代表③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以清逸隐幽为旨趣。
白体①宋初“白体”诗派，代表人物：王禹偁、徐铉②创作大量反应社会现实、民间疾苦的作品，学习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
效法白居易平易诗风，格调平淡清远。
西厢记①元代王实甫杂剧的代表作②剧写崔、张爱情故事，其源于唐传奇《莺莺传》阳湖派古文①清代的文章流派②代表人物是恽敬和张惠言③好言政治，博征旁引，恣意不拘，靡丽瑰奇新文体①梁启超贡献最大②梁启超见诸报刊的政治和杂文，称为“新文体”③运用新名词，文白夹杂，兼采众制窦娥冤①关汉卿公案剧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②作品主旨在于揭示窦娥感天动地的冤屈聊斋志异①清代蒲松龄所著文言小说集②内容主要写狐鬼故事③一书兼众体，想象丰富，具有诗意美龚自珍①主导近代诗风新变得著名诗人②其诗感慨议论，执着于理想世界③艺术上想象奇特，语言瑰丽国朝文派①“国朝文派"指以金代作家蔡珐、党怀英和王庭筠等作家群。
②金代大定、明昌年间，涌现出一批在金朝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风格已经与由宋入金的文人不同。
从整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元好问在《中州集》里将他们归为"国朝文派”。
国朝文派出现后，标志着金代文学的真正开始。
常州词派①常州词派是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
②常州词派主张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之作。
③代表人物:张惠言、周济。
曾国潘的古文理论①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一门，重视文中之事与物，讲究实用;②骈散结合，种雄奇之气。
王荆公体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既清新闲适又沉郁悲壮。
主要是其晚期的绝句，雅丽精绝，含蓄深婉。
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
明清文学所有的名词解释
明清文学所有的名词解释1.台阁体：太阁主要指早期的内阁和书院，也被称为“关阁”。
“台湾馆风格”是以当时的馆为基础的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
题材上“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流行的原因跟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他们身居要职，处境优裕；还有当时政权稳定，国力逐趋强盛，另外当时全国实行整饬政策。
代表作品是杨士奇《东里诗集》，杨荣《随驾幸南海子》。
2.茶陵学派洪志时期，李东明等人在太格主义导致文学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发起了对太格主义文学的冲击，重振了文坛。
茶陵派以李东明为主，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少宝、史、陆铎等；李东阳在汉唐时期提出了复古思想，强调掌握音律等方法；他的代表作是李东阳的《茶陵竹枝歌》。
3.前七子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其他成员有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创作上重视市政题材，民间生活；他们扫除台阁体的无病呻吟，但拟古形式为主，缺乏创造性，他们以复古自命，实质上时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代表作：李梦阳的《禹庙碑》《梅山先生墓志铭》、李攀龙的《太华山记》。
4.最后七个儿子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
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5.公安学校晚明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
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所以称作“公安派”，他们文学主张提倡“性灵说”，反对拟古蹈袭，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写作态度信手写成、随意而出。
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代表作品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宗道《论文》，袁中道《感怀诗五十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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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存斋词论杂著》中周济的词学思想内容摘要：周济提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
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
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关键词：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词学思想、
《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
《词辨》为周济于一八一二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
《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于《宋四家词选》前，是对《介存斋论词杂著》的继承和深化。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生于公元一七八一年，卒于公元一八三九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
公元一八〇五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
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
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
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重要的词论家。
著有《未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
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
《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
周济提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
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
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介存斋论词杂著》提出“词史”说：感慨所寄, 不过盛衰, 或绸缪未雨, 或太息厝薪, 或己溺己饥, 或独清
独醒, 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 莫不有由衷之言。
见事多, 识理透, 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诗有史, 词亦有史。
庶乎自树一帜矣。
若乃离别怀思, 感士不遇, 陈陈相因, 唾渖互拾, 便思高揖温韦, 不亦耻乎。
对于这段话,可分为以下两点来理解。
首先周济强调, 词应有寄托, 寄托之内容应为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感慨”。
他作了具体的说明:“绸缪未雨”, 出于《诗经·鸱》“迨天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 绸缪牖户”之句, 言对行将发生之变乱的预感;“太息厝薪”,“厝薪”, 语出贾谊《新书·数宁》“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火未及燃, 因谓之安, 偷安者也”之句, 言对苟安于乱世, 不思救亡图存之人的愤慨;“己溺己饥”, 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饥者, 由己饥之也”之句, 是对夏禹、后稷能与生民疾苦同有切肤之感的赞扬之情;“独清独醒”, 语出《楚辞·渔父》“举世皆浊, 我独清, 众人皆醉, 我独醒, 是以见放”之句, 言指屈原不苟于世而独善其身的无可奈何之情。
此四者莫不带有时代盛衰的印记。
周济认为, 只有反映出此种“感慨”, 才是一首好词的关键所在。
其评王沂孙词云:“中仙最多故国之感, 故着力不多, 天分高绝, 所谓意能尊体也。
”又评唐珏词云:“玉潜非词人也, 其《水龙吟·白莲》一首, 中仙无以远过, 信乎忠义之士, 性情流露, 不求工而自工。
”反之, 周济对粉饰太平、无聊应酬的“应歌”、“应社”之作相当鄙夷, 贬之为“无谓之词”即使词人所抒写者确为真实情感, 然如纯属于一己之“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的感受, 也为周济所不屑, 认为此类作品“便思高揖温韦, 不亦耻乎”。
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 周济主张词应寄托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
其次, 周济认为, 盛衰兴亡之感虽具社会性, 但必须出自词人的“由衷之言”。
它是词人对社会反复体验的产物, 是词人长期酝酿的结晶, 而并不是发于一时一事, 所谓“见事多, 识理透”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 周济肯定不同的词人面对社会衰乱会引发出不同的情感态度, 认为词人之感受会因“性情、学问、境地”而异, 这就使词向着更为广阔之情感天地, 又前进了一步。
可见, 一篇词作既要有深刻之社会意义, 又要达到词人自我的实现与超越, 实现二者完美而自然之结合, 是周济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反映了此种寄托内容的作品,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堪称“词史”。
乍观周济此理论主张, 似与
张惠言区别不大。
因为张氏所讲之“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诗之比兴, 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就其所代表之涵义而言, 也是因国家治乱盛衰而引发之情感。
但仔细辨别, 不难发现, 周较张又有了新的发展。
其一, 周比张叙述得更为具体明确。
张氏所论, 虽亦有此意, 但语焉不详, 遂使一般人容易发生误解, 把一些个人的离别自叹之辞都一概目之为有寄托之作, 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而周济不但对寄托之内容作了明白的描述, 而且还将纯粹表达个人离别自叹的一类作品专门择出加以批评, 以示其与自己主张之不同。
这样, 就兼顾了正、反两个方面, 从而使周济词论之内涵与外延都显得非常清晰、明确。
其二, 周济所言之情感范围较张广阔。
张惠言侧重于词人一己对外在不利环境之容纳与承担, 是向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传统思想的复归。
从情感指向看, 张惠言所主张之情感由外部指向词人自身, 具有“内向性”特点; 而周济则不同。
虽然同为主张词宜反映时代盛衰, 但周济更强调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不同人对时代大势的不同感受,“或绸缪未雨, 或太息厝薪, 或己溺己饥, 或独清独醒”, 不一而足。
从情感指向看, 周济所主张之情感由词人自身指向外部, 具有“放射性”特点。
其三, 周济所主张之情感较张具有更为明显之现实感。
因为张惠言理想目标是复归儒家传统思想, 所以他的理论主张时代气息不浓。
而周济则将眼光投向现实社会, 所以他说:“见事多, 识理透, 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所谓“后人论世之资”, 即是明确指出, 词中所写者, 乃是词人此时此刻所身处之时代局势。
亦正在此意义上, 词才具有了“史”的价值, 可为后人认识、理解词人所生活之时代, 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
综上, 周济的“词史”说确实发展了张惠言对词之内蕴所作之限定。
谭献即认为:“周氏撰定《词辨》、《宋四家词筏》, 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 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 与诗赋文笔, 同其正变。
”周济之所以能提出“词史”说, 与当时危机日重之时代背景有关, 也与周济本人之生平经历、学术思想有关。
周济多年漂泊于江苏、山东各地, 与社会下层广有接触, 对社会变乱及民生疾苦深有体会。
这使得周济要求词之内蕴能够融入更多之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 周济又深受经世致用思想之影响, 就更增加了他欲以词为工具起而拯救世道之急迫感。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周济还是一位史学家, 曾经著有《晋略》一书。
为周济写《本传》的丁晏, 曾经自言“余读其史论”, 可以“推见治乱, 若身履其间”。
这当然也是使得周济重视词中寄托当以反映时代历
史背景为主的一个因素。
正是基于这种对时代特征的敏锐感应和准确把握, 再加上他深研经史, 讲求实用之学术思想, 周济才提出了这一著名的理论主张。
众所周知, 清代词学家们很早就提出了词应反映社会现实的理论主张。
在周济之前, 最为著名者当推其同乡先辈、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
陈氏《词选序》曾提出“穴幽出险以厉其思, 海涵地负以博其气, 穷神知化以观其变, 竭才渺虑以会其通, 为经为史, 曰诗曰词”、“选词所以存词, 其即存经存史也夫”的主张。
在康熙初年, 如此论词, 真可谓大声革堂, 空谷足音。
其对于词应起到经史作用之要求的急迫性并不亚于周济。
然而陈维崧之理论主张一代而终, 几无继响, 而周济之理论主张则导源了晚清史词之繁荣的创作局面。
其原因何在? 这其中, 时代背景因素固是一端。
但更主要的, 还是因为常州词派对于词的精微体认与准确把握。
即是说, 词当然应该扩大表现范围, 但关键在于如何加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