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王阳明的观点

曾国藩对王阳明的观点

曾国藩一生，以程朱理学为其立身行事的根基，而他对陆王心学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的长子曾纪泽说他“笃守程朱，不弃陆王”，当为盖棺定论之词。

曾国藩早年对陆王心学的评价远远低于程朱理学，发表了许多批评性的言论。在为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所作的跋中，他写道：

“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

对陆九渊、王阳明之学进行了贬抑，认为学者当本朱熹的“即物穷理”之说以治学。

不过，曾国藩越来越看到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在维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及陆王心学所包含的可取内容，他曾说：

“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绝门户之见。……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皆有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指。”

他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都本于孔孟之学，二者虽然在观点上互有异同，但并无根本上的分歧，因此学者不能存门户之见，对陆王心学予以歧视。

对于王阳明在事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曾国藩尤为欣赏。为了应付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不仅吸取了王学中关于“诚”的学说以发挥主观奋斗精神，而且在实际军事、政治活动中把王阳明当成效法的榜样。他之所以功成名就，成为清朝的“中兴名臣”，在很多方面是受益于王学的。无怪在他逝世后有人送了这样一幅挽联：尽瘁武乡候，千秋臣节；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把曾国藩比作王阳明，认为曾国藩与王阳明一样都是学术与事功兼相并立的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