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对台特殊政策的成因分析

日对台特殊政策的成因分析摘要：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带有转折性的变化，使台湾问题成为当今影响和制约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三大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之一[1]。

本文旨在从历史文化“情结”、地缘战略、经济价值、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形势等方面分析日对台特殊政策的成因，并预测日对台特殊政策的走向及其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日台特殊关系，台湾问题，中日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对华策略的调整，日本政府也一改冷战时期对华友善、互助合作的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更是发生了带有转折性的变化：在政治上，日本政府企图使海峡两岸半永久性地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在与台“断交”的基础上，对我政府实行模糊政策，即“不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诺“不支持台湾加入作为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不把台湾海峡明确划出日美防卫合作的周边范围之外”[2]，同时，以徐立德事件为标志，通过日台高官互访频繁，不断抬升对台实质关系，实施“务实外交”，部分右翼政治家更是相继成立亲台团体，暗中加强台湾当局与台独分子的关系。

在军事上，日本政府力图运用多方手段介入台海局势，更企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在经济上，日本企业不断加深对台经贸渗透，年年增加对台投资，增强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

在文化上，日本部分媒体极力宣扬台湾的亲日情结以误导日本民众，通过加强民间的技术文化交流，在台培养出一批以李登辉、吕秀莲为代表的亲日派精英，在日本营造支持日台特殊关系的舆论氛围。

日对台政策的调整具有多方考量，以下将从历史文化“情结”、地缘战略、经济价值、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形势等角度逐一分析。

一、日本人对台湾的历史文化“情结”早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开始意欲以台湾为跳板来实行其“大陆政策”，自1874年多次派兵侵犯台湾，均遭遇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

然而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1895年双方签署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段“成功的”殖民史使“以台湾为日本称霸东南亚的跳板”的政治路线在近代一直备受日本政治家的青睐。

在统治台湾期间，日本政府通过对殖民地的直接管理、“有计划地迁入日本上层社会的统治阶级(包括殖民官员、殖民经济执行者、技术专家等)”[3]加深对台湾的渗透。

在文化教育上，更是对台湾民众实施同化、奴化、愚化政策，通过贬斥、破坏中华文化体系，强迫台湾人改日本姓、讲日本话，强行移植日本文化到台湾社会之中，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

李登辉、吕秀莲等就是在该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对日本感恩戴德、以通达日语的“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爪牙的亲日派精英，他们投身台湾官场，并最早掀起了“台独”的浊浪[4]，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打下了基础。

李登辉上台后，在台湾推行“民主化”、“本土化”并发展经济，在价值观方面日益与日本趋同，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普遍关注。

其多次发表的媚日、亲日言论以及加强对日“务实外交”等活动更是加剧了日本人的“台湾情结”[5]，导致了“台湾帮”在日本政坛上的兴风作浪。

总而言之，这50年的殖民统治, 使日台两地在人员、文化等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交流甚至融合, 产生了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台湾官民中有不少人有亲戚在日本, 日本官民中也有不少人有亲戚在台湾，双方的“情结”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日本人对台湾比对大陆有更多的认同，使日本提升对台湾关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二、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台湾地处海运枢纽锁钥之地，具有大容量的军港、机场和广阔的机动水域，南北两端均有开放的入海口，又具备充实的综合保障能力[6]，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中，地位非常突出。

1994年，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曾指出“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7]。

对于中国，台湾自古就是集攻防于一体的战略要地：(1) 台湾是中国海防的关键。

由于台湾距离中国东南沿海大约100海里，如果其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就可作为预警设施、第一层防卫，从而使中国的防御纵深大为延长；(2) 台湾是中国通往大海的门户。

台湾既位于美-韩-日安全联盟的南端，也位于以南海为内湖的东盟的北端，是中国跨越“第一岛链”的战略突破点。

如果其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解放军海军就能“舒服地”进入浩瀚的太平洋。

(3) 台湾是亚太海运的闸门。

在战略上，台湾处于亚太航运要道的中点，连接上海与香港、琉球与马尼拉、横须贺与金兰湾，以及鄂霍次克海与马六甲海峡之间的航道，亚洲太平洋地区海上重要的商业或战略运输都在台湾监控范围之内[8]。

反之，若台湾置于美日同盟的控制之下，其将成为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仅用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封锁整个海峡，阻碍我国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的获取；同时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构筑的针对中国解放军海军环形防线的一环，以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绝对的制海权。

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而去欧洲的必经之道[9]。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本土工业原料紧缺，其所需的石油的和核燃料等战略物资大部分都必须经由台湾海峡运输，若台湾海峡因故封锁一周以上，日本国内的生产、生活将陷入停滞及混乱状态。

因此日本人认为，台湾如被日本以外的国家控制，就等于给日本人的脖子套上了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10]。

此外，对于日本，台湾正如南门之锁钥，是其向南扩大版图非闯过的门户，自古日本政治家就视台湾为其称霸东南亚的跳板，更有日本人形象地把台湾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三、台湾对日本的特殊经济价值台湾岛内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工农业生产发达，交通便利，多良港[11]，素有“宝岛”的美誉。

早在占领期间，日本就一直视台湾为其“特殊利益地区”，致力于将台湾变成其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场所，导致台湾现有的经济体制与日本经济体制极其相似，日本产品在台湾消费者之间具有长期积累下来的良好口碑，使日本发展对台经贸联系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外，日、台、美两国三方已形成了一套国际产业分工体制, 即台湾从日本进口生产设备、中间材料与零部件, 加工成消费品, 再出口至美国，这使日本长期从台湾大量攫取经济利益，保持巨额贸易顺差。

自日本经济出现泡沫以来，台湾更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重要海外接收站，是其大举进军东南亚的重要中转站，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日本经济转入低迷，台湾对日本经济的“反哺”又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4]。

台湾在日本对外贸易及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日本“民间”自然也越来越重视台湾，扩大日台经济关系的呼吁日益增强，这使日企在台的经济需求日益成为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着眼点之一。

四、日本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日本作为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铁杆盟友，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无论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还是经济、安全利益上和欧美成员的根本立场都相一致[2]。

冷战结束后，由于“东欧巨变”及“苏联解体”，来自苏联及东欧方面的共产主义威胁解除，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大陆由日本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所需的合作对象一下子成为了日本在亚太地区意识形态领域上最大的敌人。

加上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必须借重美国、依靠西方——使日本不得不在政治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2]，于是日本很自然地追随美国的政策而调整其对华策略，倾向于扶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台湾，借适度保持台湾海峡的危机以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不能忽视的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迅速成为经济强国，其国内关于“成为政治强国”的呼声日高，日本政界的大国主义抬头，近年来越发“保守化”、“右倾化”，这使通过改革开放成功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中国大陆，日益成为日本以亚洲作为战略大本营、寻求最终在国际上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的最大障碍。

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使日本自近代以来在亚洲第一次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与其雄心勃勃谋求亚太主导权的努力发生了“对撞”[4]。

于是，日本企图利用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为烟幕弹，暗地里使劲打“台湾牌”，加紧对台海局势的介入，以加大自身与美、中周旋的政治筹码，抵消其在历史、政治问题上的相对劣势, 加强对华政策中的政府地位[2]。

此外，部分日本政治家还企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削弱两岸在其他问题上的力量, 比如南沙群岛主权和钓鱼岛主权问题等。

他们认为, 只要两岸处于分裂状态,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当局都无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主权并进而影响到日本所谓“主权”和“安全”[9]，这样一来，日本就能渔翁得利。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必将在国家利益上愈发地与日本发生冲突，使日本防范、遏制、削弱我国的意图日益增强。

同时，由于日本的相对弱化，对付我国的筹码日益减少，必将不断提升台湾在日本对华战略中的地位，使日本加紧在各种对华谈判中大打“台湾牌”。

为此，日本必将在“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介入台海问题”上走得更远，这可能使台湾问理在今后有可能超越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间产生摩擦的首要因素[1]。

但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日本在我国的经济利益不断增长，日本在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互助协作的领域增多，日本将在行动步伐上变得越发谨慎, 把是否严重损害中日关系作为其对台政策的准绳，决不会冒打破中美日间三角关系的平衡的危险来发展其与台湾的特殊关系[4]。

对此，我国应在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并对今后日台关系的走向时刻保持高度关注，采取灵活的对策，把发展中日关系的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2]。

参考文献：[1]《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阎静、王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2期，74～76页。

[2]《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台关系的演变与中日关系》，李伯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7月第24卷第4期，120～123页。

[3]《台湾历史纲要》，陈孔立，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369页。

[4]《试析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台湾情结”》，范跃江。

[5]《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浅析》，孙云，《台湾研究·对外关系》，2001年第1期，86～90页。

[6]《论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朱听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3期。

[7]《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王逸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465页。

[8]《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45～246页。

[9]《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衰智兵、王辉，《国际纵横》，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