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王道德治思想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以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他最著名的成就莫过于《史记》这部史学巨著，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突出的著作，也是司马迁人文思想的结晶。
本文将从《史记》出发，探讨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首先，司马迁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学科，不仅要记录史实，还要挖掘其背后的思想、社会状况等等。
他在《史记》中着重记述了社的情况，注重挖掘出的社不和、政治混和展落后，从而勾勒出一幅完整而丰满的社状态图景。
他通引用大量史料和犀利的观察，勾勒出古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从山川河流到街巷乡村，从人到国家，从宗教到社会主义，从正史到传奇，从古代文学流派到当代实用技术，司马迁全面记了当时的生活，给出了历史的演化变迁的真实写照。
其次，司马迁强调了史实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他倡导科学思维，对史料的考证和思考更加系统和深入。
他的文学理论中既有善良的道德和礼仪，也有重视史实的客观性，他要求历史考证既要考察史实，又要把内容和历史事件整合起来，形成有机体和完整思想，提出了早期实证主义思想，从而把古代史学推向现代史学的高度。
此外，司马迁也对文学作品的文学特色、文学素养等也给予了很多重视，他主张文学作品应当以故事或事件为中心，必须准确无误，叙述要有条理，情节能扣人心弦，把史实和成语故事有机结合起来。
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以美好的风俗规范为基础，运用诗文笔法表现思想，用典故来赋寓意，并把史实和文学艺术完美结合起来。
最后，司马迁也强调了文学创作的意义，他主张文学应以建言策谋武帝统治政策等内容作为其基础材料，从而促进文学的发展，使历史更有指导性和意义。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提出：“文学兴国，史记为之，有因而立，有说导则，有记述之，有治教之”，这标志着司马迁“强调文学的发展对治国教化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大创新。
他把史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学，着重强调史实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并用典故笔法来表达其深刻的思想。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与广义善因论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与广义善因论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杜长征内容摘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以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为指引，辞微而指博地阐述了“善而因之”的治国理论。
广义善因论主张在经济领域自由放任，在社会领域因俗简礼，是市场调节和风俗调节思想在至治理想下的统一。
两种调节方式的指向一致，但是相互的制衡是缺失的。
面对因俗简礼的局限性，司马迁又赞同移俗，幻想封建政权实行仁政。
然而他却因此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客观上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在封建专制条件下顺利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司马迁至治善而因之风俗仁政一、与时迁移的至治理想在学术界，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少争议，但却需要好好讨论的问题，即《史记·货殖列传》为什么要在开篇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①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引之是为了斥之，明代杨慎之和近代梁启超皆持此论。
李埏则细心地指出，《货殖列传》的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一部分，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
他认为，司马迁对引用的这段话是十分看重的，所以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断句当如此。
②这种看法突破了传统的成见，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至治理想的内涵及其在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
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残余，实现了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与时迁移”③。
司马迁对老子的表述是有所取，亦有所舍的。
传统的批判说与前引的推崇说都有失偏颇：前者不符合司马迁对待道家思想一贯敬重的态度；后者也有问题，似乎没有注意道家思想本身也在变，已经由先秦宣扬上下都无为的老子思想，发展到汉初只要求上无为，而不要求下无为的黄老之学，因而没有考察司马迁至治理想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思想进步历史观●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
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
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平淮书>●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
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
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酷吏兴作。
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
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
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读后感二
我认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历史本体观念和诠释观念为主。
作为史学家，出于自身职业以及当时时代的需要，司马迁撰写史记，不仅仅局限于描述历史事实本身，更专注于深刻探究历史的本质，并且对历史的本质予以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2.仁义思想浓厚。
司马迁强调人的仁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仁义在司马迁看来，基本上就是关注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司马迁对于汉初的黄老无为政策予以了高度评价。
这种思想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拓展。
3.承认历史，认可历史发展存在它本身的规律，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
司马迁的著史记的宗旨中的“通古今之变”，即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他希望通过自己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来达到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还揭示了“人在活动中，必须遵从历史发展规律，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吞没“这个道理。
4.具有包容性，注重兼收并蓄，偏向于齐学。
当时汉代黄老之学、兼容并包的风气盛行，因此，对司马迁的撰史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史记的史料来源广泛，各种历史文献，以及司马迁早年的游览经历。
5.不拘泥于时代的限制，按照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来记史。
例如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而不是一般性记录个人的列传。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
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六律为万事根本焉读后感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六律为万事根本焉读后感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制定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富有秩序和礼节的社会规范，这样的社会必然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繁荣昌盛。
作为君主，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应该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实施重典刑政，以达到“维护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各项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都需要依靠群众监督来进行完善；各种执法部门在实施具体工作时更需要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的力量，同心协力地解决问题。
任何人、任何组织只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实施工作的决议》，让法律成为人们日常行动的准绳才能确保它们得到切实的遵守。
所谓正义永远不可缺席，那些对相关机构负责人施以腐败的官员最终将受到惩处，还民众一片蓝天碧水。
《黄帝内经》中有一个观点叫做“天人合一”，意思是说，人和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对待天象我们要顺从它，服从它，敬畏它，而当下面对暴雨洪涝灾害时，我们除了沉着冷静、坚持救援外，更应当考虑怎么去利用气候学知识，科学防灾抗险。
正所谓防患于未然。
若只顾眼前私利却不思将来后果，不仅损失惨重，还让老百姓寒心。
我们要清楚，无论什么样的矛盾冲突，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尽量采取柔性方式解决。
现在很多案件往往就因为一句话或一次激烈争吵，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酿成血案。
反过来讲，因为每位市民对国家和集体都付出了辛勤汗水，那么遇到危难他们就理应获得帮助。
但事实上往往很少有人伸出援手。
但其实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提倡的修身养性之道。
今天虽不适用于法院裁判结果的宣布，但面对天灾时人民内部的纠纷似乎更值得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
不管你曾经犯下多少错误，总有一天会被别人看见，会给予宽容和谅解。
所以请不要忘记，善良的心灵始终存在！“制度不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广大劳动人民享有自由”。
当发生干旱灾情时，有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肆意浪费水资源；走亲访友时不注意节约用纸，导致水资源严重浪费；衣食住行使用方便的塑料袋，殊不知这些东西一旦融化并回归土壤，又变成肥料滋润田地……在工作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许多琐碎的细枝末节的事情。
试从《伯夷叔齐列传》解读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试从《伯夷叔齐列传》解读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尚伟芳【摘要】司马迁的《史记》蕴含丰富的文化理想.《伯夷叔齐列传》作为列传之首,名为传纪,实则传论,概括了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纲要,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司马迁在其中有怨愤、有困惑,更有公正的秉性及背后的道德坚守,其文字背后具有独特、深刻的道德价值观.【期刊名称】《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8)005【总页数】4页(P32-35)【关键词】怨愤;困惑;坚守;人生价值观【作者】尚伟芳【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司马迁一部《史记》横绝千古。
它不像后代历史著作有着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而是蕴含极为丰富的文化理想。
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尽管后人对“无韵之《离骚》”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每每读到这些抒情长诗，总是让人掩卷沉思，久久不能平静。
一、《伯夷叔齐列传》是司马迁全部思想纲要的概括翻开《史记》七十列传，第一篇看到的就是《伯夷叔齐列传》，伯夷、叔齐没有攻城取地之功、济民救世之利，司马迁却将其放在列传之首特别耐人回味。
笔者以为《史记》强于《汉书》等史书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辑录历史，而是为历史招“魂”。
这使得《史记》人物特别鲜活，情感特别饱满。
《伯夷叔齐列传》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作为列传第一篇，内容形式均与众不同:本传不足千字，记载伯夷、叔齐事迹仅一段，不到三百字，就事而言，无非“避位、谏言、饿死”三事，剩余为司马迁大段议论，太史公自己的发挥特别多，远远超过传文的内容，在《史记》中很是少见。
纵观本纪、世家、列传篇末，都有太史公赞语，唯《伯夷叔齐列传》则无。
满纸议论、咏叹夹以叙事。
名为传纪，实则传论。
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意见，就算变例了。
所以，文本实开史家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仅有。
传文字数寥寥，但评论成千上百，汪洋恣肆。
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
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王晓红【摘要】《循吏列传》是《史记》的“人物类传”之一.司马迁在《循吏列传》首次使用“循吏”之名,提出奉法循理、恪守本职是循吏的基本要求.《史记·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位“循吏”的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循吏观:崇尚“德治”;强调“奉法循理”;推崇“因循”“无为”,树立了一种衡量吏治的价值标准,表现对“贤明德治”的政治期待.【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2)021【总页数】5页(P39-43)【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作者】王晓红【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7在《史记》中司马迁首创了“人物类传”。
所谓“类传”就是“以类相从的列传，即按照人物生平行事中的共同特点，将几个人合立一传” [1]57。
《史记》中“类传”共有11篇，如《儒林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循吏观。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
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此后，循吏成为正史中的一类典型人物而被史家所记述。
何为“循吏”？《辞海》的释义为：旧谓尊礼守法的官吏。
这种解释略显笼统。
对于“循吏”，司马迁有两处明确的解释。
《太史公自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2]3317认为循吏首先是“奉法循理”的官吏。
不自夸其功劳贤能，百姓对其无所称赞，也没有什么过失行为。
《循吏列传》开篇“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3099这里，司马迁明确提出，除了“奉法循理”之外，循吏还应坚持“奉职循理”，认为只要官吏们奉公尽职，遵纪守法，天下“可以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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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司马迁的王道德治思想[摘要] 司马迁作史，是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意思：《史记》之作，是要继孔子作《春秋》，并指出《春秋》的大义，树立王道德治思想。
王道德治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司马迁认为王道治天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
[关键词] 司马迁；王道德治；思想引言《春秋》为王者提供了治理天下国家的历史经验，司马迁认为《春秋》为后代圣王立法提供了文化范本。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述了对孔子的王道德治思想的推崇，认为《春秋》为后代圣王立法提供了文化范本。
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推崇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司马迁旨在继《春秋》，作《史记》，通观历史，考察历史的盛衰成败，改进古代王道德治思想，创立新的圣王之法，为社会提供一套新的人伦准则。
最终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作史目的。
一、王道德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孔子作《春秋》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章中均有记载。
他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阐述得很明确。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矣。
’”①分析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可知，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周王室衰微，政权下移，各国臣弑君、子弑父现象屡有发生，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卿大夫、家臣手里。
不仅如此，各诸侯国之间还进行争霸战争，战争使周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不复存在。
更严重的是西周的王道政治——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王道中断。
这才是孔子真正的忧虑所在。
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使“乱臣贼子惧”，以恢复周代王道政治。
由此可知，《春秋》是孔子以史书的形式来寄托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有着浓厚的政治含义。
孔子为救世而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但是都不被各国诸侯重用。
晚年的孔子受获麟的激励而作《春秋》。
《春秋》笔法严谨，辞约指拨，字里行间蕴含了许多“义法”，孔子就是通过这些义法来评价历史和现实。
更重要的是孔子在《春秋》中为后代圣王制定了一王之法，《春秋》的“王法”施行之日，就是王道社会的重建之时。
司马迁认为孔子修《春秋》的用心，是为了明王道，辨人事是非，劝善而惩恶，继承周代传统，实现最大的王道。
《春秋》为王者提供了治理天下国家的历史经验，“《春秋》辨是非，故长治人。
是故……《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返之正，莫近于《春秋》。
”②按照司马迁的看法，《春秋》就是王者的“治人”之学。
司马迁尚“德”思想的阐释是承接着儒家思想的。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重星共之。
”③在这里“德”就是指“德政’夕，而“德政”实现的基础首先是修身，是讲仁义。
“仁者爱人”，将爱人之心推及国政方面便是“德”。
所谓王道，是儒家学派对上古三代帝王政治的概括，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礼乐教化、天下一统、君臣纲常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它的核心则是仁民爱物的德治思想。
礼乐等制度形式可以随时代的变化而损益，但是王道德治思想则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任何朝代的文化哲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
”④王道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司马迁以王道标准来评价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承担起“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文化使命。
二、司马迁推崇王道德治思想的原因（一）父亲修史的影响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的宗旨，就是要上继孔子《春秋》。
这个学术宗旨最初是由司马谈确定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遗嘱，提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⑤司马谈心目中的《太史公书》，是要从孔子《春秋》绝笔之年写起，以展现王道由中断到接续再到中兴的历史过程，论载在这个过程中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辉煌业绩。
司马迁为此认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⑥司马迁在此表示，他深知父亲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决心通过述史来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让司马氏的《太史公书》能像孔子《春秋》一样，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王之法。
司马迁父子所理解的五百年之运的嬗递是周公制礼乐、孔子作《春秋》和司马氏著述《史记》，这表明司马氏父子不仅仅从孔子巨大盛名的表层上上承孔子和周公，更重要的是在王道文化传统的深层上上承孔子和周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氏父子远大的文化学术目光和宏伟的抱负。
（二）司马迁作史的理想司马迁以《春秋》喻《史记》，表明他的创作宗旨是继《春秋》，就是要写一部政治伦理道德全书，用以“辨是非”，“善善恶恶”，给人们提供榜样和借鉴。
同时，司马迁根据孟子、贾谊等人所说的五百大运来推算，从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到当代，已经接近五百之数。
他深信当时正是受命圣王兴盛的时代，汉武帝就是那位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圣王。
他决心要发愤努力，做圣王时代的名世者。
正是这种辉煌的人生理想激励了他作史要上继孔子《春秋》的宏伟抱负。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答壶遂之问：“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⑦这就清楚地说明，司马迁作《史记》是适应汉家“更化”的需要而著述。
（三）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变迁司马迁作《史记》就是基于适应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历史使命而做的，就像他父亲司马谈临终遗言里说的那样，“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其惧焉，汝其念哉！”⑧司马迁最初作《史记》的主题是歌颂汉家盛世，但是随着汉武帝后期社会矛盾的剧烈激化，司马迁及时调整了著述构思，将写作重点转移到批判现实关注民生上面，由此，他批评汉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汉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时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
在经济上，由于内兴功利外伐四夷而导致财政巨额赤字，采取一系列与民争利的方式聚敛财富，结果弄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⑨的地步。
在封禅方面，不遵循古帝王向上天汇报受命成功之义，而是把封禅与追求仙人仙药、长生升天等混同一起，使得报答天命的庄严的宗教活动失去了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在所有的方面都背离了王道原则，司马迁以王道评判现实政治，以期汉武帝政治回归到王道的轨道上来。
”⑩司马迁的王道德治思想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
三、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超越性司马迁接受孔子《春秋》所创立的王道思想，并依据这一理论建构了“本纪”、“世家”中的德治理想，同时以王道文化为标准考察“王迹所兴”，即从王道的落实与背离看帝王政治的盛衰情形。
司马迁高度评价历史上实行王道的帝王政治，认为实行德治是帝王政治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帝王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唯一途径。
夏禹、商汤、周文三王的成功、先秦两汉时期帝王政治的两座高峰——成康之治、文景之治，都是实行王道德治的结果。
与此相反，如果违反了王道德治原则，施行残民以逞的暴虐政治，就会导致帝王政治的衰落与灭亡。
但是司马迁抛弃了《春秋》的一字褒贬，而全方位记载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类型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惩恶劝善，贤贤贱不肖，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司马迁在极力推崇儒家德治时，并非一味盲从，全盘接受。
他对儒家德治也敢大胆怀疑；对其消极方面，也予以无情的批评。
秦不讲德治而兴，鲁讲礼治而亡，引起了司马迁的思索。
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理解进行了改进。
同时融入了道家的思想和法家的思想，其王道德治思想的理解对前世的王道德治思想有超越性，充分显示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
结束语司马迁著《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推崇《春秋》和孔子思想，在史学上继承光大孔子的学术思想，成一家之言。
《史记》反映出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高度赞扬。
司马迁王道德治思想的阐释是承接着儒家思想，司马迁赞同孔子著《春秋》可以拨乱反正，以王道文化系统匡正现实的政治思想，表明司马迁深明道德伦理政治化的价值，王道德治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司马迁通过著《史记》弘扬王道德治思想，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发挥历史的鉴戒作用。
注释①②④⑤⑥⑦⑧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③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论语·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页.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3页.⑩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中国史研究,1994版.参考文献：[1] 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主编.《史记教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2] 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3]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5] 马卫东主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