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尊敬的“红学界的问题人物”——潘重规先生和他的红学研究

一位值得尊敬的“红学界的问题人物” ——潘重规先生和他的红学研究［1］(P27) 苗怀明 【摘 要】［摘要］ 红学是潘重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潘氏的红学研究内容丰富而复杂。他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式研究表示认同，对胡适的主要红学观点提出质疑，其观点的提出和论证更富有学理性，代表着索隐式研究的一些新变化。同时，他在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与其他学人在红学论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开明和坚持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5(000)006 【总页数】7 【关键词】［关键词］ 潘重规;红楼梦;学术史 潘重规先生一生著述颇丰，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不俗的建树，红学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三点认识。一是关注的时间长，投入的精力大。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发表有关红学的著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红学专文刊出，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他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设《红楼梦》课程，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创办《红楼梦研究专刊》，带领学生搜集、整理红学文献，培养红学后备人才，为此付出很多心血。二是发表的著述多。以专书而言，就有四部，即《红楼梦新解》 《红楼梦新辨》 《红学六十年》和《红学论集》，此外还有多篇未收入上述四种专书的单篇论文。三是影响较大。不管红学界对其红学观点是否赞同，其不少观点曾引起过较大 反响，这是不可否认的，正如一位论者所总结的:“在台湾省红坛上，继新红派代表人物胡适之后，潘重规教授堪称为一大家。”［2］(P192) 总的来看，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丰富而复杂。说丰富，是因为其研究涉及到红学的各个方面，包括作者、版本、主旨等;说复杂，是因为其著述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很难用几个较为明晰的词句来概括和定性。 一、索隐红学的完善与新变 学界通常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归入索隐派，将其作为蔡元培之后索隐派的代表人物。1963年，茅盾在对一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进行总结时即云:“《红楼梦》乃自传体的说法，风行一时，但索隐派不但未见消歇，而且后继有人。……景梅九尚非索隐派之最后一人。潘重规之《红楼梦新解》 (新加坡青年书店1959年出版)，亦谓《红楼梦》乃反满、悼明之书，曹雪芹亦非原作者，其论点与蔡、寿、景大略相同。”［3］对于这种归类，潘重规本人并不认可，他说:“我只是一个《红楼梦》的读者，对一部爱好的作品，读不通时发生疑问;发生疑问后，便四面八方搜求证据，希望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消除内心塞满的疑团。……我既不曾想归属任何宗派，也不想发明任何学说。我虽然采用蔡元培诸位先生的说法，我并无意加入索隐派的旧红学。……我是一个无宗无派的《红楼梦》读者。”［4］(P97－98)如果将其红学研究放在 20 世纪红学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可以发现，这种归类有其合理之处，但还不够全面、准确。 其合理之处在于，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式研究表示认同，其研究与其他学人的索隐式研究表现出很多共性，比如都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小说，在具体论证上多使 用拆字、谐音等方法。因此，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入索隐派是比较合理的。 不够全面、准确之处在于，如果仅仅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归为索隐派，会有意无意地遮掩其学术个性及其他方面的红学成就。这表现在，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虽然可以从总体上归入索隐派，但与以往的索隐式研究存在着许多不同，有其个人的特点，比如将索隐式研究学术化，提升了这种研究方式的学术品位，比如充分借鉴吸收新红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呈现出一种杂糅的状态。再者，其研究除了作者、主旨等方面的探讨之外，还对红楼梦的版本比如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5］这种研究与索隐无关，其成果可以为所有研究者参考和借鉴。因此，用索隐一词不能概括其红学研究的全部。 据潘重规先生本人介绍，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已经成了一个红迷”。［6］一方面沉醉于作品之中;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困惑。进入大学后，他阅读了不少南明野史、文字狱档案及清初遗民如顾炎武等人的著作，由这些著述的“隐语式”表达方式反观《红楼梦》，“触发了红楼梦中隐事隐语的机括，愈看愈觉得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7］由此可知，他涉足红学研究是循着一条从史到文的思路进行的。先是对文学史上特别是清初遗民的相关著述及“隐语式”表达方式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然后以此反观《红楼梦》，将清初遗民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应用到《红楼梦》的解读中，形成对《红楼梦》的一系列看法。 潘重规先生开始发表红学著述是在1951年。此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早已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学说。在此背景下，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从一开 始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就是针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而且他要否定的是胡适的几乎所有主要红学观点，可以说构成了对新红学的颠覆。 潘重规先生对《红楼梦》一书主旨的认知继承了蔡元培“持民族主义甚挚”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的推衍。其主要观点作者本人概括为:“贾宝玉是代表传国玺，代表政权，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宝钗影射清室。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取政权，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兴亡。贾府指斥伪朝，贾政指斥伪政。所以我的结论是:《红楼梦》确是一部运用隐语抒写亡国隐痛的隐书。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复明。”［6］他认为“《红楼梦》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书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四十回也不是高鹗伪作”。［6］ 对潘重规先生的这些观点，胡适在给臧启芳的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潘重规先生“观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还是我三十年前‘猜笨谜’的方法”。他为此感叹“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谜‘红学’”。［8］这些批评意见并未能说服潘重规先生，他为此写了《三话红楼梦——答胡适之先生》一文进行反驳。 与蔡元培等人的索隐式红学研究相比，潘重规先生的观点与他们大体相同，但论证的思路和方法则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他追溯了中国文学特别是清初遗民隐语式表达的传统，为其拆字、谐音等方法寻找学理依据。他指出:“中国文字这种种传统的隐藏艺术，是源远流长，深入到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同时这种种文字上的隐藏艺术，早经成为富有民族思想的汉人，用做表达意志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清初这一段时期，无论是文人学者江湖豪侠，凡怀抱反抗异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隐语式’的工具在异族 控制下秘密活动。这在黑暗时代铁幕当中，是自然的趋势。红楼梦亦是在这黑暗时代铁幕当中的产品，自然会用当时人共同使用彼此默契的革命术语，不过红楼梦作者用心更深，运用得更巧妙罢了。”［7］(P27)这是潘重规先生研究红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其实也是胡适与蔡元培在论争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惜当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学确实存在着潘重规先生所说的这种“隐语式”创作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运用广泛。具体到小说创作，一些作品确实可以运用谐音、拆字的方式来解读，比如《儒林外史》《孽海花》。事实上，《红楼梦》也确实运用了这种创作方式，比如作品中的一些人名如甄士隐、贾雨村、霍启、卜世仁等，读者可以利用谐音明白其背后的含义:真事隐、假语存、祸起、不是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红学与索隐红学的真正区别实际上不在于是否运用这种谐音、拆字方法，而在于如何正确、合理地运用，运用的依据、限度如何，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这是解读《红楼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法问题。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当年胡适与蔡元培论战时，虽有涉及，但未能深入下去。学界虽然不断有人撰文批评索隐派，但一直无法使他们信服。潘重规先生从学理角度梳理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这一“隐语式”传统，并将其应用于《红楼梦》研究，尽管他的观点和方法受到不少学人的批评和反驳，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尝试。 新红学研究者对谐音、拆字方法的运用是比较谨慎的，且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相比之下，索隐式研究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普遍使用，这与他们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有关。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含着反清复明思想 的历史或政治小说，但通过作品字面的理解是无法得到这一结论的，于是不得不运用拆字、谐音的方法，利用汉字音、形、义的搭接来曲折地达到这一目标。问题在于，《红楼梦》一书将近百万言，哪些字可拆，哪些字不可拆，哪些字为谐音，哪些字不谐音，在音、形、义之间哪些可以搭接，哪些不可以搭接，选择的依据究竟何在，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可资依据的研究范式，否则很容易变成随意的搭接和联想，缺少逻辑和学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建立一个这样有效的研究范式，不少人往往选择那些能得出自己预想结论的字进行拆解、谐音。《红楼梦》一书所使用的文字很多，如果随意搭接、联想，研究者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几乎任何结论，这也是索隐派都运用拆字、谐音法，但得到的结论却千差万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潘重规先生的研究来看，他对拆字、谐音的运用比其他索隐式研究者要谨慎得多，而且很注重从文学史中寻找立论依据，在《胡适红楼梦考证质疑》《再话〈红楼梦〉》等文中，他还详细探讨了“拆字隐语问题”“《红楼梦》与隐藏艺术”。他曾这样为自己的猜谜方法辩解:“如果一部书不须猜索而盲猜瞎索，自然是不科学;但如果一部书需要猜索而做符合事实的猜索，这便是合于科学。”［6］(P98)他基本放弃了此前惯用的人物影射法，不再为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一一索隐其所影射的历史人物原型，而是采用更为灵活也更有弹性的处理方式，将重点放在对《红楼梦》“真精神”的探寻和阐释上。［1］但遗憾的是，他虽然在红学研究中多次使用拆字、谐音等猜索方法，但也未能建立一套“符合事实”“合于科学”的猜索方法，他对那些可谐音、拆解的汉字的选择仍缺少足够的学理依据，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性。对此，李辰冬曾撰长信对其观点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