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民间性

摘要：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中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他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鲜明的民间立场，其小说创作通过日常生活图景和民俗民风的展现，体现了其浓郁的民间情结和审美追求，他以自己浓郁的文化情结为血肉，构建了一系列的民间小人物形象。在时代政治环境及汪曾祺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开创了另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使其作品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汪曾祺日常生活风俗民情人物原因

关注平凡人生体察风俗民情

——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性

一、绪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高邮的一个旧地主家庭，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爱好文学艺术。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并且不可替代的地位。

汪曾祺是一位传奇色彩浓厚的作家，其创作生涯经历了几次坎坷起伏，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其小说创作大概可分为三个创作阶段：1940—1947年，汪曾祺思想游离于当时主流文化思潮的边缘，创作了代表他情感体验的作品，如《鸡鸭名家》、《戴车匠》、《老鲁》和《艺术家》；1961—1962年，写了几篇反映儿童题材的作品，如《羊舍一夕》、《看水》和《王全》；1979—1997年，汪曾祺坚定不移地驻于民间这块广阔而自由的文化空间，一发不可收的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一系列洋溢着民间风情的精美篇章。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风俗在汪曾祺小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文化角度来说，“民间日常生活就是风俗生活，或者说，风俗是主宰民间日常生活的主导文化力量”。[1]风俗对人的规定是先在的，所谓风俗其实就是社会诸意识形态之源：“世界观、生活策略、是非、权利和道德都是民俗的产物”，“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从，这样，民俗就主宰了社会生活”[1]。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汪曾祺将人放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就是将人放回到了民俗文化之中，是为了恢复和彰显人的最初始的生存状态。他的“写生活”就是写出人在原初性、永恒性、普遍性的世界里的生活。他把对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感情全部浸润在了风俗之中，那淳朴的民俗风情和优美的人情人性，还有那故乡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构成了他笔下一幅幅美丽的风俗画卷。

二、汪曾祺小说民间情结的表现

（一）简单平淡的民间日常生活

“人的生活就是风俗化的生活，人的生活世界就是风俗化的世界，风俗

离不开日常的生活”。[1]简单平淡的民间日常生活对个体来说，有着一种贴心贴肉般的温暖与自然，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丰富而多彩的民间生活面貌，生命的各种颜色、气味、声音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进而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具有原滋原味的民间生活的图画。

以《大淖记事》为例，汪曾祺以极大的篇幅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枝连藕，走成一长串，风摆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2]这些具有自然、天然之美的女性组成了一幅富有野性生命气息的美丽图画。这里的姑娘媳妇全然没有女性的骄气，“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2]。显然，这里的人随性随情，自由自在，一切都呈现出不受任何观念束缚的生活民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也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一种体现，而且汪曾祺酷爱美食，对美食津津乐道，在他笔下，吃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需求，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他能在制作和咀嚼食物的过程中体味到活着的乐趣。《如意楼和得意楼》有扬州茶楼的烧卖与干丝；《安乐居》有北京酒馆的卤味及兔头；还有《日规》里描写的昆明汽锅鸡和魔芋豆腐等等。作者在小说《异秉》中还对王二的熏烧绝活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地描写：“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处，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地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3]汪曾祺谈吃，总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吃已成为一种人生的乐趣，是一种惬意、自由、洒脱的精神诠释，这些都源自于汪曾祺对世俗社会的倾情关注。

人们自然而张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各具地域特色的饮食习惯给简单平淡的生活也带来了一些欢乐与情趣。

（二）独具特色的风俗民情

汪曾祺坚持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应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写风俗，将人置于风俗中，他笔下的人是沉醉在风俗生活中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而不是千方百计地要从风俗中“挣扎”出来。其笔下的风俗，大致可以解读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仪式、节庆和生产劳作。

在汪曾祺小说中涉及到很多风俗仪式，有节日仪式，如《故里三陈陈四》中的迎神赛会仪式；有祭神仪式，如《小说三篇求雨》中儿童求雨的仪式；更有各种人生仪式，如成年礼、婚礼、葬礼……总之，汪曾祺小说几乎囊括了民俗生活中的所有仪式现象，仪式是汪曾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文学意象。《受戒》是汪曾祺代表作，其中就涉及佛教念经的仪式、做法事放焰口仪式、僧人的杀猪仪式、和尚受戒仪式以及世俗生活中的婚嫁仪式和青春期成长仪式等多种礼仪式形式，可谓是一篇“礼俗大全”。这些仪式既是线索，也是时

间，体现出了人生便是处在一个接一个高产迭起的仪式中，时时处处充满着欢愉和笑声。

穿插在民间日常生活其中并凸显或反映日常生活精神的则是节日生活，节日生活是连接日常生活的桥梁，是日常生活最集中和最具诗意的呈现。汪曾祺热爱民间的各种节庆，在其小说中随处可看到独具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如《故里三陈·陈四》中描写了“迎神赛会”的热闹场面，沿街的店铺燃香烛、挂灯宫，沿街还有摆摊的、卖水果的和各种小吃的，非常热闹。迎神赛会开始的时候，放鞭炮，后边是拜香还愿的，紧接着是舞龙、舞狮、跑旱船、跑小车、站高肩、踩高跷等各种表演活动，场面更是热闹非凡。还有《王四海的黄昏》里的卖艺表演；《珠子灯》里的元宵节为求子的“送灯”；《岁寒三友》里的放焰火；《故人往事·戴木匠》里清明节的描写等等。这些场面的描写，充满了庄严的气氛和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同时也洋溢着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这也体现出了作者对民间审美情趣的执着追求。

民俗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内涵极为丰富，汪曾祺在作品中也涉及到民间生产劳作方面，描写了诸如在水边养鸭、捕鱼等民俗物事。作者在《鸡鸭名家》中详细介绍了养鸭的各种环节，让读者可全面了解民间独特的生活民俗。在《故乡人·打鱼的》中详细介绍了高邮地区的打鱼方式，从打鱼的类型到工具以及打鱼的过程都进行了细致揭示，体现出汪曾祺对故乡民俗的全面了解与熟知。在《故里杂记·鱼》中叙写了民众捉鱼的情景，“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鱼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的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4]此外，《桥边小说·茶干》里讲述了酱园制作和销售油酱的方法，《大淖记事》里描写了锡匠打制锡器的过程，还有《异秉》里药店的人员构成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作者对民间生活的深入观察，他通过展现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让读者看到了真正的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三）民间小人物的塑造

在汪曾祺笔下，其作品的人物形象驳杂繁多，多种身份、多种情致的人物竞相涌出，但多而不杂，各个个性鲜明，下层平民、知识分子、市井奇人三种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在其作品中尤为突出。

对下层平民生存状态的热切关注，是汪曾祺创作的一贯主题，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注视他们的生活，抒写凡人小事，展现平凡人生的美好人性和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抒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复杂的人生况味。比如《异秉》中的王二，他是一个卖熟食的小生意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终于将一个熏烧摊扩大到半个店铺，王二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改善了生活境况，王二发达了。

在汪曾祺的笔下，除了最普通的下层平民之外，还有中国老式文化人，对知识分子的描写构成了他作品人物中独特的一景。《岁寒三友》中的画家靳彝甫虽然生活上是半饥半饿，但仍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对功名利禄的世俗之物看得非常轻淡。他不仅气节高洁，而且为人也非常慷慨、讲义气，

在朋友落入窘境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视若生命的三块田黄石低价贱卖了，并把所获银两全部周济王瘦吾和陶虎臣。朋友之间重义气、讲信用，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这是民间最为敬重的美德，也展示出了民间精神的美丽与庄严。另外，作者还描写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形象。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鸡毛》里的金昌焕，一个现代读书人，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行为古怪，从不与人来往，这个人自私自利，在宿舍独占一个单元，他世俗势利，只学习了当银行职员相关的知识，至于他在校所学的专业他认为是没什么用处的，只为混个学分。最让人深感可恶的就是他偷吃了生活不易的文嫂的三只鸡，更可耻的是居然借用文嫂的鼎罐炖鸡，临走时连一根布丝都带走，只留下三堆鸡毛和文嫂的鼎罐。作者在此处将一个缺乏知识分子独立操守、表面斯文、内心阴暗、贪图小利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现当代文学中，总有一些带有神奇色彩的民间小人物开始纷纷活跃在文学舞台上，而汪曾祺笔下的市井奇人，更是别有一番趣味。《八千岁》中的宋侉子，一个怪人，他本是世家子弟，但因胡闹生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最终把家世给败了，为了生存宋侉子做骡马生意。不过，宋侉子相骡马堪称一绝，经他挑选的牲口没有不好的，所以他在骡马市上也是有点名气的。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凭借自身的一技特长而在这世上谋生立足。

下层平民、知识分子、市井奇人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民间人物世界，这三者之间既各具特征又相互融合，透过浓郁的生活气息，给读者塑造了一批平凡而又非凡的小人物，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总能看到率真的人性，淳朴的人情，乐观的生活情趣和执着的生活信念。

三、汪曾祺小说民间性的原因

一位作家之所以将视野转向民间，有如此浓厚的民间情结，通常由先天气质、童年经历、传统精神、域外文化、施恩传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造就而成的，汪曾祺也不例外。

（一）“乡下人”的自身经历

1997年5月16号，汪曾祺逝世后，儿女们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写在墓碑上的是：高邮汪曾祺。由此可见，故乡高邮在汪曾祺心目中的重要和独特地位。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原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浸润着少年汪曾祺的心田，他也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决定这个人的一生。高邮不仅馈赠给汪曾祺快乐的童年，也是他以后创作生涯中的一笔无价财富，就其实际创作来看，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有40多篇，几乎占其小说创作总量的一半，且大多是上乘之作。纵观汪曾祺小说，作品中无不涉及风俗民情，在汪曾祺的观念中，人的生活首先和根本的、先在的风俗世界而不是阶级、政治有关，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民众审美观，他正是认识到了民俗在民间生活中、在人的生命和文化构成中的先在性作用，才有了他的以民间日常生活状态为题材的小说，可见他对平凡人生的亲切关注，对人情世态的细微观察。

童年的乡下生活让汪曾祺感受到了民间生活的快乐，让他于天性中就具有了“亲民”的思想，如果说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对民间的真实生活处境与精神状况是处于隔膜状态，那么后来的三年半的“右派”生活是汪曾祺对民间生活进行生命体验阶段，也是他真正理解民间的阶段。

1957年，汪曾祺开始受到批判，第二年为单位补足右派的指标“补课”当了一回右派，下放塞外张家口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三年的劳改期间，汪曾祺真正跌落在社会底层，饱尝了人世的艰辛，不过汪曾祺性情乐观，自命“随遇而安”，又说“三生有幸”。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汪曾祺谈他下放的感受说：“从某个角度看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晚上就在一个大炕上，同盖一个被窝，虱子很多，它们自由自在，从东边爬到西边的被窝去。农民和我无话不谈，我确实觉得中国农民，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他们和中国大地一样，不管你怎么打法，还是得靠他们，我从农民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6]这样的生活对于汪曾祺是极具有震撼力的：“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7]在经历了这一段农民式生活之后，汪曾祺对民间生活有了最切身的感受，开始由朴素的民间感情进入到生命的体验，对民间情感的肤浅认识通过生命的交流与血肉的融合，上升到对农民精神的心灵的把握和确认。正是有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汪曾祺才能够踏踏实实、彻彻底底地将文学视野转到民间生活之中，关注民间生活模式下的各种生存状态，并从中淘洗出诗意的美。所以，汪曾祺的这段“右派”生活实在是很关键的，对其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意识倾向和独特的民间情结影响深远。

（二）儒家情怀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深刻地影响到汪曾祺，相对于道家、佛家，汪曾祺自言“接受儒家思想多一些”。[8]汪曾祺身前曾在多篇文章中试图梳理过自己的思想轨迹，他认为自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之其他更深远，尤其是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汪曾祺说：“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他让在座的四位学生谈谈自己的志愿，最后问到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9]因此，《受戒》自始至终都在有意识地建构一种自由自在、淳朴自然的和谐的审美理想境界，通过对理想和谐社会的审美，描绘构建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由此召唤潜在人们内心深处美好的人性。作者以特别通脱宽厚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态度实现了对世间和谐社会的执着追求的美学理想，这种和谐完美以完整的形态艺术化地呈现在了汪曾祺的小说中。他还说：“我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10]“这种曾子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的正宗。”[11]由此可见，汪曾祺认同儒家其超功

利的真挚自然、率性而为、仁者爱人的人性思想，这一点与汪曾祺所受的家庭影响是一致的，他的祖父、父亲就是这样的儒者、仁者。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具有儒家仁者风范的形象，尤其是诸如医生、画家、教师等文人，更是集中体现了“蔼然仁者”的理想人格，此外，在下层平民身上也时常闪动着儒家思想“仁”的光辉，如《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露水》中的一对男女艺人等。他说：“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因为我不愿去写他。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关。我下地劳动，艰难受苦，也还是那么回事，捱过了。”[12]汪曾祺以儒家情怀、人道主义慧眼，在民间找到了一批不知儒学而践行其礼的小人物，对这份来自下层平民的真和善进行了审美观照，展示了“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的人情美画卷。汪曾祺往往为其笔下人物赋予安分、善良的人性品格，更可以见出其对儒家性善、仁爱思想的承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只要是安分、善良的人，哪怕是极其普通的小人物，都可以在汪曾祺眼里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成为他给予同情、理解甚至是赞赏的对象。可见，儒家思想里超功利的人道主义对汪曾祺的影响真的很深。

（三）沈从文、赵树理的影响

纵观汪曾祺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有几个重要人物直接影响到他在创作中向民间的转移和对民间文化的选择，首先是沈从文，其次是赵树理，但沈从文和赵树理对汪曾祺影响层面并不同。或者说，二人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了汪曾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对汪曾祺具有明显影响，即“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的问题，赵树理是在文学对象上影响汪曾祺，即“写什么”的问题。

恩师沈从文，这位被汪曾祺视为精神父亲的作家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沈从文对汪曾祺言传身教，在不自觉中，汪曾祺也就传承了老师的人品和文品。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在乡土关切上融注了相同的审美视野，作品情趣浓厚。首先，浓郁的水意是他们共同的背景取向和显著特色，他们对水都怀有天然的热爱与钟情，内心深处都具有浓郁的水情结。沈从文的小说多以家乡湘西为背景，从自然的云雨到山间的溪流，绚丽多姿的水意象点染了沈从文小说的自然神韵。汪曾祺受沈从文小说创作影响，其小说也多是写故乡之水的小说，他曾强调，“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风格”[13]。汪曾祺小说中水意象大多以沼泽、大淖及运河水系为主，充满了维扬地域特色，同时水意象中也凝聚着苏北水乡人民超越苦难人生的豁达与从容。其次，汪曾祺也和他老师沈从文一样，其作品也是“主情”式的，字字句句渗透着自己的情感，但他们的情感基调不同，沈从文小说多表现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人性中总带有无法回避的忧伤，而汪曾祺小说是唯美的，多表现的是平和温润的乐观精神，师徒二人一悲一喜，一个用悲叩击人类的灵魂，一个用喜抚慰人们的心灵。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具有最鲜明的民间立场和最强烈的民间情结。建国后，大约在五年的时间里，汪曾祺曾作为赵树理的部下与

之共同编辑过文学刊物，同时也接触到大量民间文学作品，这更加深了他对民间文学的认同和接受。汪曾祺对赵树理的人格风范和对其作品中所传承的民间文化，高扬的民间精神是大为赞赏的，正是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汪曾祺把创作的目光锁定在了世俗的民间世界。尽管赵树理和汪曾祺在民间文化上几乎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赵树理主要关注或认同的是民间生活的社会意义，在赵树理的笔下，民间弥漫着一定的政治意识，自然在创作中也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他一直把文学视为为政治服务作为自己创作的准则。关于这一点，汪曾祺是不认同的，他更为关注和认同的是民间生活的审美精神层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走向民间的同时，他始终一直坚守着文学疏离政治的创作原则，避免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试图将个人生活、民间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区别开来。在他的大部分以民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言论，绝不为传播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即使是涉及到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人物，如保安队长、主任、生产队长之类，他在描写时也是用简略的语言带过，尽量淡化他们的影响。

在经历了社会的变迁、人事的跌宕之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汪曾祺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民间生活世界，并在民间这个大舞台上挥下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总结

汪曾祺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通过对民间小人物日常生活及民俗风情的描写，展现了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作者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从凡人小事透视美好人生，讴歌了民族传统的人情美、人性美。笔者通过对“乡下人”的自身经历、儒家思想及沈从文、赵树理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汪曾祺的民间性，揭示了汪曾祺浓郁深厚的民间情结。

汪曾祺的作品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坛上，汪曾祺以特有的神韵在当代文坛上掀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给当时的文坛展现出了一种别样风格和情趣。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叙事方式、还是情感基调，都与当时锋头正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汪曾祺作品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的小说创作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面对这一创作现象，至今仍有许多学者、评论家在热切关注并努力挖掘汪曾祺作品中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意蕴及美学风格，可见汪曾祺对后人的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 高炳忠.《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2] 汪曾祺.《大淖记事》[M] 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 1989年

[3] 汪曾祺.《异秉》[M] 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 1989年

[4] 汪曾祺.《故里杂记·鱼》[M] 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 1989年

[5]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的[A].汪曾祺全集（第三卷）1998年

[6] 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小说》第八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7]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8] 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9] 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0] 汪曾祺.《却顾所来往，苍苍横翠微》《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1] 汪曾祺.《戏台天地》《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汪曾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3] 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