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_沈松平
第29卷 第4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9 No.4 2016年7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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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 11 - 09
作者简介：沈松平（1969-），男，浙江平湖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方志学、中国近现代史。E-mail:shensongping@https://www.360docs.net/doc/a55251525.html,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沈松平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关键词：章学诚；方志思想；史志不分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6）04 - 0011 - 04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其史学理论专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视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外篇是关于方志理论的，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方志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因此后世常常把章学诚视为我国方志学的创立者。①
关于章学诚方志思想的闪光点，前人已有过许多系统而精到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而说到章学诚方志思想的缺陷，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其修志理论因时代局限而存在的封建糟粕作过一定的阐述。[1]352-353
但是，对于章学诚修志理论中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实践与理论相悖之处，前人的研究则比较忽视，本文拟对此提出批评，以求教于专家。
一、史志不分，倡导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 章学诚方志思想中认识上的一大误区是把方志等同于地方史，造成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梁启超曾言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2]
指的是章学诚提出“志属信史”，[3]846
“盖方志之弊久矣，……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
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
为得其正宗”，[3]873
奠定了自宋代以来的“方志为史”说，这在当时“志乘为地理专书”的主流
氛围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4]
但问题是章学诚在方志性质上所持的观点有些矫枉过正，在他眼中，方志即是地方史，两者毫无区别，“志乘为
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3]781
“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3]882
从而混淆了史、志的概念，造成事实上的史、志不分，以史代志。 章氏的这一认识误区，前人研究中虽也有提
及，但未及展开，语焉不详。[1]352
笔者认为，方志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固然不错，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即具备了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官修性5种基本属性的史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史书是有所区别的，如听任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方志这一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将失去其存在于著作之林的意义。但在章学诚看来，方志等同于地方史，自然应该套用史书的写法来修志，包括运用“太史公曰”之类夹叙夹议的手法，“志乃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3]861
“凡传志之类，是非不谬于圣人，忌讳不干于功令，斯其道矣。至于叙述有所轻重，辞气有所抑扬，本无一定科律，皆听作者自为，难以拘定。罗愿所谓儒者之书不同钞取记簿，正谓此等处也”，[5]303-304 故修志风格上倾向撰著
体，“撰著一派，则惟实斋为集成之祖”，[6]120
反复论述志书不是“纂辑”，不是“比次之书”，“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而世儒误为地理图经，或等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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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辑比类，失其义矣”，[5]243 批评纂辑体志书“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3]826 平心而论，撰著体与纂辑体皆为传统方志的撰修方法，就可读性而言，撰著体似胜一筹；但以可信性而言，自然以纂辑体为优。因为即便标有资料出处的，尚难避免因见闻所囿、考订欠精而致所据不当，或有态度草率、队伍参差而致引证疏漏诸问题，但毕竟可以核查。撰著体却因无法复核，令人有杜撰之虞。况且志书的资料性和著述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增强了著述性，势必削弱资料性，需要在修志中掌握好平衡。关键是章学诚在修志风格上又好走极端，他把撰著体风格发展到极致，据章学诚同榜进士、史学家兼考据学家陈诗称“其（指章学诚——笔者注）论地志也，尊撰著而薄纂辑诸家，且谓纂辑者当无语不出于人，撰著者当无语不出于己”，[6]118又诗云“纪略表传创凡例，要与述旧分鸿沟；一传一篇自下意，序论往往千言遒，散钱无串穿不得，旧闻习事一笔勾”，[6]119 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志书的资料性特长，与方志强调资料性、述而不论的基本属性背道而驰，造成事实上的以史代志，故其所修志书“以体裁见长，而考据乃其所短”，[6]118“绝不以征引见长”。[6]123 如果我们今天编修方志，采用章氏主张的修志风格，那么志书也就不成为其志书，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了，这是我们今天批评章学诚方志思想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指出的。也无怪乎章学诚当年所修志书，在他所处的考据成风的乾嘉时代不被主流学风所认可，“当时人务反章氏修志之种种，可见方志学新派撰著家初倡时，大不容于世口矣！……此章氏孤行修志之高作，率绝迹于世之总因欤？”[6]135正是由于章学诚把方志看作是地方史，因此在方志起源问题上，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各诸侯国的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百国春秋，实称方志”，[5]298 “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3]664 而唐宋时代的图经则不是方志，“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3]880 甚至把元明清所修的《一统志》也排斥在方志门外，“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3]881 这种看法，造成了方志观念的偏狭性，无形中也割断了方志发展的历史。
二、具体编纂体例中存在若干误区
章学诚在方志具体编纂体例方面确有许多自创之处，足为后世法。如“方志分立三书”，即把一部志书分修为志、掌故、文征三部书；厘定大事记在志书中的地位，志首必冠以编年纪，以为一书之经；首倡“政略”体（章氏认为志书中的“名宦传”仅为官员任职当地的记载，取材与一般人物传述传主一生有所不同，故易其名为“政略”）；各类方志各有其记述的范围和撰写要求，不可以简单地加以合并与拆分成书；反对志名中以古地名或当地山水指代今地名的文人习气，等等。但是，在具体编纂体例中，章学诚同样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忽视，我们今天评价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是否可以立足于事实，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称颂，把章学诚送上神坛呢？
首先，有些体例并非章学诚首倡，但后世研究者多受其误导，常常把这些思想的闪光点加到章学诚头上，实为过誉。如章学诚在志书中曾设立《前志传》这个门类，用于记载前志义例、目录、作者姓氏、编纂情形等，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3]689 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万历《绍兴府志》志末即有《序志》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7] 可见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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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章学诚首创，但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受章氏误导，一般都把志书中设立专篇记载一地前人修志思想的首创之功归于章氏。[1]361
其次，在人物传的编写上，章学诚提出的有关帝王后妃和正史已立传人物入志的做法，即使是放在封建时代的氛围中，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章学诚认为帝王后妃在志书中仅允许以人物表的形式出现，不得僭列于《人物传》，“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于人物，载后妃于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为家，于一县乎何有？”[3]905 又认为正史已立传之本地人物，志书中不应重复立传，但可列其名于人物表，并将正史之传收于《文征》，“史如日月，志乘如灯。灯者，所以补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纪载。如史传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为之传，岂其人身依日月而犹借光于灯火耶？”[5]619 这些做法纯属作法自敝，毫无道理可言。历史上的人物，无论地位多高，影响多大，其家乡的志书都应该给他立传，因为志书是给后人看的，一地志书的《人物传》当然要汇集本地有影响的人物，岂有反而把最有影响的人物剔除之理？即使在同时代的旧志中一般也不这样做，明清方志中帝王后妃一般都是入《人物传》的，包括清代由康熙皇帝钦定为全国修志样板的顺治《河南通志》和康熙《陕西通志》也不例外。抑或有改换门目，在志书中为帝王后妃树碑立传的，如成书于明天启年间的《吴兴备志》专门设置了《帝胄》《宫闱》两个门类，分别用以记载出生于湖州的帝王、后妃。可见，章学诚的上述做法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也不被广泛认同。
再次，章学诚主张志书在体例、篇目上要符合史裁，故反对志书为体现地方特色而在篇目设置上进行“升格”等创制，这是其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思维的延续。众所周知，苏州的特色是园林甲天下，故南宋绍熙年间范成大所修《吴郡志》专门设置了《园亭》《古迹》等门类加以记述，其中虎丘虽是一个小丘，但能与天下名山争胜，在苏州有独特的地位，因此该志将其从《山》中分出来，单列《虎丘》门类，与《山》并列，以突出其地位，但章学诚却不以为然，批评其“古迹与祠庙、官宇、园亭、冢墓、宫观、寺、山、川等，颇相混乱。别出虎丘一门于山之外，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则触手皆荆棘矣”。[3]916笔者以为，地方性是方志的首要属性，突出地方特色是方志编纂的第一要求，而升格是体现志书地方特色的一种很好的方法，章学诚反对志书在篇目设置上进行“升格”，显然是从方志即地方史的观点出发的，结论自然有失偏颇。
三、修志实践中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章学诚的有些修志观念虽然十分精到，但在他实际的修志实践中却并未实施，理论与实践有相悖之处，诚如梁启超批评章学诚“其所自创之义例，虽泰半精思独辟，然亦间有为旧史观念所束缚，或时讳所牵掣不能自贯彻其主张者”。[8]章学诚十分重视《大事记》的编写，主张志首必冠以编年体的大事记，记载一方之“古今理乱”，起到全志之“经”的作用，“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3]704 但综观其所修志书，除《湖北通志》外，其他各志均没有设编年体的大事记，却必在志首冠以“皇言”“恩泽”二纪，而这二纪记录的是皇帝的诏谕，根本起不到用以编年、经理全志的作用，这显然与其倡导编年体大事记的主张背道而驰。
《列女传》的编写，章学诚本意并非专为贞节烈妇所立，“列女名传，创于刘向。……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来，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3]829 但观其所修各志，《列女传》表彰的仍是清一色的节妇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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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同书、褒贬并用是章学诚一贯提倡的修志理念，“志传之有褒无贬，本非定例，前代名志，亦多褒贬并行。马氏《安邱志》有丑德门，何氏《闽书》有萑苇篇，郭氏《广东志》有贪酷传，林氏《江西志》有奸宄类，前人不以为非。今议者但见志家鲜用此例，因误会为褒贬并行权在国史。方志之例，止应录善，若有一定之式，非也。据事直书，史志一例”。[3]821 但通观其所修各志，人物传均是有褒无贬，虽然章学诚在编志时也作了一些巧妙的暗示，“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例不相侔而义实相资也。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3]755但毕竟与其前述万历《安邱县志》《闽书》、万历《广东通志》、嘉靖《江西通志》各志直书褒贬不可同日而语。章学诚曾谓：“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3]821 不知他是否也正因为此，而未能贯彻其善恶并书的主张。
四、结语
梁启超指出中国方志学形成于清代乾嘉时期，而其创立者就是章学诚，“‘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推崇章学诚为“方志之圣”。[2] 经梁启超的大力推崇，方志学产生于清代乾嘉时期和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奠基人的说法深入人心。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也由过去受到冷遇转而迅速“走红”，广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开始占据方志界的主流地位，备受后世学者盛誉。但另一方面，综观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又并非白璧无瑕，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因此，我们今天对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仍有再认识的必要，不能一味称颂，还是应该建立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客观评价，去其瑕而择其瑜可也。
注释：
① 章学诚是我国方志学的创立者这个说法，也有少数人提出不同
看法，如傅振伦的《方志学的创始人究竟是谁》（《方志研究》1993年第6期）、王广荣的《章学诚有没有创立“方志学”》（《河北地方志》1997年第3期）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实际创立者应是民国时期的李泰棻，其标志是1935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志学》一书。
参考文献
［1］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饮冰室合集：10. 北京：中华书局，199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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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王葆心. 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M]//朱士嘉.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 武汉：《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 ［7］纪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97：998. ［8］梁启超. 龙游县志序[M]//饮冰室合集：5. 北京：中华书局，1996：1.
A New Understanding of Zhang Xuecheng’s Thoughts on Local Records
SHEN Song-p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Though Zhang Xuecheng wa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local records, his achievements on local record studies do not match his praises. To be frank,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s of time and place, there are some feudalism in his thoughts and some deviations in his cognition, i.e., treating history books as local records, replacing local records with history books, and his pursuing of an extreme “essay writing style”. He also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he pioneered the “the biography of former local records”, and argued that emperor, empresses and people who had biographies in official history work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local records. He was against the idea of upgrading some chapters, even the chapters reflect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in practice, he did not fully follow his theory.
Keywords:Zhang Xuecheng; thoughts of local records; confusion of history and local records
（责任编辑王 抒）
_周官_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
《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Ξ 何晓涛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 要: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而每一次转变都与对《周官》有关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对于《周官》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促成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章学诚;《周官》;方志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4)02-0063-04 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杰出的方志学家和卓越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在这方面,仓修良、张长明、乔治忠等学者都有很重要的阐述。乔治忠特别指出:“如何在方志中立‘书’(或考)是章学诚不断探索的问题”,“方志的著作与资料性的矛盾,在《永清县志》的编纂中尖锐起来,给章学诚造成极大的困惑”;而在编修《亳州志》时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义例,解开了这一困惑,“同时还因此总结出学术分为‘著述’和‘比类’的史学创见”。[1]方志是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可以看出他的经学的思想影响。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来考察《周官》对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意义。 一、 “志体坏于艺文不合史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参与纂修《天门县志》是章学诚修志生涯的起点,他早期的方志编纂思想也集中反映在这一时期撰写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修志十议》等文章中。 章学诚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志乃史体”[2](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的观点。他指出方志体裁应以“外纪”、 “年谱”、 “考”、 “传”四体为主。这一设想实际上是对于纪传体正史的模仿。以《史记》、 《汉书》为标准,章学诚认为当时一些州县志书的“考”体“失之繁碎”。他说:“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类推。”[2](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章学诚指出应对方志的标题加以适当的裁并。 对于方志标题失之繁琐的认识根源,章学诚也作了分析。他说:“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于艺文不合史例”,认为“艺文不合史例”是方志弊病的根源,具体表现及解决办法是: 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如《文选》,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2](卷15《修志十议》) 他认为方志的艺文志部分具有稽考当地“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以备“馆阁校雠取裁”的功用,因此应当仿效《七略》与《汉书?艺文志》分门别类地著录、评述当地的著述,而不能仅仅是各类诗文的简单汇总。 章学诚当时对于上述认识颇为自负,他自我评价道:“至论俗例拘牵之病,此较前书为畅。而艺文一志,反复论之特详,是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2](卷15《修志十议》)自认为从“艺文志”入手是切中了方志弊病的根源。 二、 “著录源流,当追《官礼》” 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开始编摩《和州志》,这是他主持纂修的第一部地方志。这一时期章学诚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在《与严冬友侍读》一文中说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 《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2](卷29《与严冬友侍读》)他说自己目前集中精神从事校雠之学,撰写《文史通义》,在见识上颇有长进。前文已指出,章学诚视改革方志“艺文”为“拔本塞源”之法,由此“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是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的。而章学诚钻研校 2004年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第二期 Journal of G annan Teachers College Apr.2004Ξ收稿日期:2004-01-03 作者简介:何晓涛(1977-),男,浙江省新昌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思想史。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章学诚《师说》阅读练习及答案
师说 章学诚 韩退之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又日：“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 人失其道，剥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艾例，皆为道体所该。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其斫取法，无异梓人之恭o琢雕，红女之传烯绣o，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于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④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于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于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有删改） （注）①慕(ji)：教，指点。②烯(chi)绣：绣有彩纹的细葛布，此处泛指刺绣。③昭：通“劭”，勤勉。④冁(chan)：笑的样子。 7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B．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月酷毛心市耐妊彰是亦不可易之师／ C．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冀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March ，2012 第25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Vol.25No.22012年3月 Journal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收稿日期：2011－09－14 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 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1914年11月26日，鲁迅得到二弟所寄书籍两束，其中有《文史通义》一部六册，同月的29日，鲁迅 “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这是鲁迅日记中对于《文史通义》的记载，从中看不到鲁迅对《文史通义》阅读情况，遑论影响了。但1933年鲁迅所写《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到文坛的斗争、谩骂和诬陷，就谈及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撝叔，如水火之不可调和。［1］（P247）由此可知，鲁迅非常熟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为《文史通义》里就有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文章。章学诚对于鲁迅的影响，陈方竞先生已经做了论述［2］，笔者试加以补充。 一、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的影响 鲁迅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浙东历史学存在着密切关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方志，“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3］（P256）浙东史学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特征是“提倡方志学，推广方志这种社会史体”［4］（P256）。浙江自古就有撰修方志的传统，《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方志史上最早的地方志雏形。这个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延续，形成了浙江修志最为繁盛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被章实斋从理论上给予阐发，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到章学诚，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章 学诚在自己与前人撰修方志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起源作了明确的探讨。 章学诚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5］（P124）章学诚也明确了方志的作用。“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3］（P263）“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6］（P138）在阐释方志的社会功能上，章学诚很明显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依然以传统的诗教来解释方志的作用。但只要把章学诚的理论还原到乾嘉学派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考据学派编修方志的理论观点是“志以考地理”，将作为地方史的方志纳入考据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证之学。继承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他毅然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同国史一样，具有维护纲常、裨益世教的功用。鲁迅辑录丛书，其目的与之遥相呼应。《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告白辑录目的曰：“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逸，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赵献涛，李晓彩 （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鲁迅；章学诚；史学；影响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2）02－0088－03 88··
论章学诚方志理论
论章学诚方志理论 作者：张立新 中国方志学历史由来已久，历朝历代所编纂的方志，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多达八千多部，可谓洋洋大观。但方志学理论的真正建立还是到清朝中叶。历史上方志学家们通过编纂方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章学诚正是在前人编纂方志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编纂方志的实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为我国方志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人编纂方志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生活于充满着浓郁史学氛围的家庭，祖父章如璋“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盖有味乎其言。”〔1〕父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佚，尝得郑氏《江表记》及五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2〕章学诚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虽“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尤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识其理”，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3〕可见与家庭熏染不无关系。章学诚从少年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钻研史学，十五六岁时删节改编《左传》、《国语》，这种从少年时期对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以终。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和《史籍考》等史学著作。从二十七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方志。在纂修志书的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志理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讲解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09-01-21 13:16:00 ] 作者：裴元凤编辑：studa0714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 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
章学诚及其编纂理论
一、章学诚其人 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字实 斋，浙江会稽人。他是我国杰出的 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为 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他是 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 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 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 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１］，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自３１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２］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 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 共１００多卷。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 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 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 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２６岁肄业国子监。２８岁在京师师从大 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 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 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 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清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应乡试中举，翌年中 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 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之后进入湖广总 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章学诚一生都在致力于史学的编纂工 作，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且撰 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在修志的过程中，其 史学理论及编纂理论不断成熟，因其提出较 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 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 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 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 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 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 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 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 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 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二、章学诚编纂理论 章学诚编过不少地方志，著名的有《永 清县志》、《和州志》、《亳州志》和《湖北通 志》。他认为地方志的性质就是地方史乘，因 此应该用传统的史书的体例来编写。他主张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 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 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 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 而为一，尤不可也。”（《方志立三书议》）章学 诚在“立三书”之外，还主张附有“丛谈”，收 藏三书以外历史所留下的各种材料，如轶 事、琐语、异闻等，从而为当世及后代人留下 尽可能多的历史档案材料。他所编修的《湖 北通志》，便是“三书”体例编纂的。根据《湖 北通志》的存目，可以大致窥见章学诚方志 编纂的体例安排：志：纪、图、表、政略、列传； 掌故：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汇编档案资 料；文征：奏议、论说、诗、赋等；丛谈：轶事、 琐语、异闻等。在方志体例上，除了上述的大 致轮廓外，章学诚从“志属信史”这一观点出 发，特置“阙访列传”和“前志列传”，他认为 志书不立阙访有十大弊病，如果“折衷群说， 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 “未详不录，后逐 阙书”，主张凡是“名流失传，均应分别载入 阙访，以待后人参稽”。他还认为，修志者当 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主张宜 将旧志“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 考中，以备遗亡”。所谓“阙访列传”是对疑而 难决之事，录以备考，供后人参稽。旧志往往 失传，编修新志的人，又往往指斥旧志，借以 标榜，针对这一弊端，章学诚主张为前志编 一列传，历叙前代志书的纂修始末，为地方 志留一重要史料。 当时另有一派以考据家戴震为首的方 志编纂理论。他们着重考证地理沿革与方 位，主张“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 他们重视史书中的材料，而轻视现实材料， 认为搜集到可靠的资料后，只要进行排比， 注明出处，编成资料汇辑就可以了。这种编 方志的方法，考据虽精详，对当时一些社会 政治经济状况却大多遗漏。针对这种理论， 章学诚提出，志书的编纂应“详近略远”、 “详今略古”、“据事直书，善否自见”，不应 只是排比材料，不言是非得失，“夫修志者， 非示观美，即将求其实用也”。他主张各类 志书，应该有各自的范围，通志、府志、州 志、县志要各有特色，不能县志合而为府 志，府志析而为县志。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 论，相当精辟也相当全面，是中国编辑史上 的一份珍贵遗产。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实际上是一本关 于图书目录编纂理论的专著，其中有不少自 己的创新见解。章学诚撰该书意在“宗刘” （继承刘向、刘歆的校雠事业）、“补郑”（弥补 郑樵的不足）和“正俗”（纠正时弊），阐明大 义，梳理鉴别学术异同，让人们能够追根溯 源。他十分重视大序、小序和提要，认为这些 可以讨论群书之旨，辨明流别。章学诚主张 文献分类应随文献增长变化和学术演变而 加以改变，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从“七略” 发展成“四部”是大势所趋的事情。他主张编 制目录时不仅要对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编 排，而且还要全面叙述著述源流。文献分类 不是谁都可以完成的，需要有专深的学问， 才能辨别学术源流。他运用道器说研究分类 原则，认为目录应能使求书者“即器而明 道”。在文献著录方面，他大力提倡采用“互 著”、 “别裁”的方法。互著即一书可分入两类 者，采用参照法；别裁即对一书中的重要篇 章进行分析著录。著录时对于同书异名者， 要详加考核，注明缘由。章学诚将目录学称 章学诚及其 编纂理论□李英珍 Ｍingrendang'an·名人档案18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６月上旬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调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人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教育就是使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