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
章学诚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43年（1778）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士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哲学上提出“道（理）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1922年有《章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 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
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
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
方志学 文献综述 论文
略论梁启超之方志学思想 摘要：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奠基者，梁启超始倡“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 扼要地概述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方志学；编修方法；章学诚；“三书”之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合集》。他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始倡“方志学”一词 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在封建社会里，方志一直被认为是地理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公私目录，大都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但到了宋代，很多学者提出方志是属于史的范畴的看法，甚至直接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的看法，且这一时期方志编修十分普遍，统治者也格外重视图经的编修，使方志学在这一时期慢慢趋于定型。到了明代，明太祖见过之始，为显示其统一之功，了解各地民情，于洪武三年命儒臣统一编修一统志，“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方志学得到迅速发展。直至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撰《大清一统志》，加之清代学者的推动，方志学进入全盛时期。 但“方志学”一词，从现有材料看，是为梁启超首创。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提出，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
章学诚《师说》阅读练习及答案
师说 章学诚 韩退之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又日：“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 人失其道，剥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艾例，皆为道体所该。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其斫取法，无异梓人之恭o琢雕，红女之传烯绣o，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于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④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于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于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有删改） （注）①慕(ji)：教，指点。②烯(chi)绣：绣有彩纹的细葛布，此处泛指刺绣。③昭：通“劭”，勤勉。④冁(chan)：笑的样子。 7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B．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月酷毛心市耐妊彰是亦不可易之师／ C．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冀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March ，2012 第25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Vol.25No.22012年3月 Journal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收稿日期：2011－09－14 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 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1914年11月26日，鲁迅得到二弟所寄书籍两束，其中有《文史通义》一部六册，同月的29日，鲁迅 “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这是鲁迅日记中对于《文史通义》的记载，从中看不到鲁迅对《文史通义》阅读情况，遑论影响了。但1933年鲁迅所写《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到文坛的斗争、谩骂和诬陷，就谈及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撝叔，如水火之不可调和。［1］（P247）由此可知，鲁迅非常熟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为《文史通义》里就有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文章。章学诚对于鲁迅的影响，陈方竞先生已经做了论述［2］，笔者试加以补充。 一、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的影响 鲁迅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浙东历史学存在着密切关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方志，“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3］（P256）浙东史学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特征是“提倡方志学，推广方志这种社会史体”［4］（P256）。浙江自古就有撰修方志的传统，《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方志史上最早的地方志雏形。这个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延续，形成了浙江修志最为繁盛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被章实斋从理论上给予阐发，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到章学诚，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章 学诚在自己与前人撰修方志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起源作了明确的探讨。 章学诚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5］（P124）章学诚也明确了方志的作用。“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3］（P263）“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6］（P138）在阐释方志的社会功能上，章学诚很明显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依然以传统的诗教来解释方志的作用。但只要把章学诚的理论还原到乾嘉学派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考据学派编修方志的理论观点是“志以考地理”，将作为地方史的方志纳入考据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证之学。继承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他毅然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同国史一样，具有维护纲常、裨益世教的功用。鲁迅辑录丛书，其目的与之遥相呼应。《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告白辑录目的曰：“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逸，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赵献涛，李晓彩 （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鲁迅；章学诚；史学；影响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2）02－0088－03 88··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讲解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
戴震专题研究资料
戴震专题研究资料
(一)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戴东原新理学思想探微——兼论其哲学体系诞生之背景 姓名：卓汴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哲学 指导教师：张怀承 20050501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引言和文献综述 外篇 内篇 第一章天道系统 第一节元气实体：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二节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 第二章(人)性系统 第一节血气心知：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第二节理欲之辨：戴震新理学体系的价值核
心 第三节对程朱派人性论的批判 第三章人道系统 第一节体情遂欲：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终点 第二节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控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摘要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最后的杰出的代表。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儒是“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而乾嘉诸儒又“得其制数，失其义理”。戴震不满二者学术各有偏废，于是将“制数”与“义理”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融二者于一体的“新理学”。一方面，戴震针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体情遂欲”的政治哲学主张。同时，戴震也将“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应用至其哲学体系
当中，从而建构起考据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的“戴震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值得关注的是，“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是戴震创立的一种注重实证，讲究严密逻辑推理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戴震建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过程当中，他通过对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重新分析定义了儒家在天道，人性，人道三个领域中的一系列传统哲学范畴，深刻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危害性，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就戴震创立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它又具有了三层代表意义。第一层，它代表了清代学术，尤其是清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即重考据、实证。第二层，它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后的重要代表。第三层，它代表了正统的儒家哲学的回归与创新(即建立了戴震“新理学，’)。 关键词:戴震，训话，义理(道)，“新理学” （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余英时的明清学术史研究——以《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为例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09-01-21 13:16:00 ] 作者：裴元凤编辑：studa0714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 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 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 ①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①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②”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③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④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⑤ ①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②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③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④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4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经毕沅同意，仿朱彝尊《经籍考》体例，开始编纂《史籍考》。但不久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中断。乾隆五十五年，章学诚去武昌依毕沅从事编纂工作，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主修《湖北通志》，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⑤ 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⑥”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⑦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⑧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⑨ 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⑩按郑樵认为有些学问必须要亲身实践方能明白，而且学问亦要付诸实用。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则曰：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 钱穆先生对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有过解释，大意指六经皆三代之史，各守专官之掌故，并非圣人有意要作文章，后人尊崇三代，于是便尊崇所谓“六经”。钱先生引章文：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于空言。 古人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于是宾四先生说道“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捨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 ①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④参见顾颉刚：《郑樵著述考》，《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2091页 ⑤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⑥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⑦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⑧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4页 ⑨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二十略》，1979页 ⑩郑樵：《图谱略?索象》，《通志二十略》，1826页 11
史通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史通》研究综述 摘要：《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概论、历史编纂学、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及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是史学史上的一部恢弘著作，给后人以及大启示，后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本文就建国以来对《史通》的研究做一综述。 关键字：刘知几《史通》研究综述 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理论著作。刘知几《史通》的著作思想与方法，对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总结《过去只中国史学界》一文中就认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对刘知几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肯定，梁氏所作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后世对其《史通》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 一、史通的学术渊源、流传情况及影响 “史通的产生是史学发展的要求，”“孔子作《春秋》，不仅建立编年史体的雏形，而且对后来的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司马迁著《史记》，则又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体，由于统治者的利用，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加之史学家的竞相模仿，因而在史学发展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可是由于后世史家大多袭其成法而不加变通，以至变成了如守科举之成法，如治胥吏之簿书，只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不敢稍作破格变通之尝试，于是这种史体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刘知几的《史通》，正是面对着史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而写作的。”① 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②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③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 ①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③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 [1](p603)白寿彝的思想，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不仅继承、发展和总结了1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理论的成就，而且揭示出历代学术变迁、社会演变和史籍历史发展的法则，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过去研究乾嘉史学，探讨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文章相当丰富，然而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一、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几个主要阶段，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章学诚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道家和佛教，自然不重视释老之学。他以六朝隋唐的辞章文学代替玄学和佛学，全面考察历代学术的发展及其利弊得失，形成了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历代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学术思潮的质文递变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法则，“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2](《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说明，不同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学术思潮的循环。所谓“循环盛衰，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风气对思潮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风气不断改变，导致学术思想的利弊两方面失去制衡，物极必反，互为循环。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宋代以后，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的作用。尽管宋儒具有良好愿望，至元明两代，理学渐渐演变为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汉唐学术注重征实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逐渐扭转空谈“义理”之弊，开创出质朴求实的学风。但是，朴学纠正宋学空疏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宋儒之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家书五》)在章学诚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乾嘉学者徇于世风，训诂章句，考订异同，补苴罅漏，有功实学。然而朴学流弊是把“求是”作为治学终极目的，不重“义理”，完全忽视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0一年）。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作《文史通义》八卷、《校雌通义》三卷和《史籍考》著名。《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第一句，亦即全书开端第一句，开宗明义提出的重要论断 ,并成为章学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众说纷纭。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一些理解。一、“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有不少关于评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文章 ,几乎都肯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章学诚首创的。柴德庚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8 日第四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 ,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仓修良先生则不同意上述提法 ,他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仓修良先生是研究章学诚比较透彻的人物之一，著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书。我的观点和仓先生的比较相近。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类似说法的有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 ,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 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 一) 。王世贞在《四部稿》卷一四四亦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三王之世 ,若泯若灭 ,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 ,噫 ,史其可以已耶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而大思想家李贽 ,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说得就更加明显了 ,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史之所从来 ,为道屡迁 ,变易匪常 ,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也。”据上所引 ,我们可以看出“六经皆史”的命题, ,既不是章学诚的创见,也不是到了章学诚才大胆提出的 ,前人在行文中都涉及到了 ,只不过章学诚将其作为重要命题提出来。二、“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六经”原指“六艺”,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是孔子删订的 ,后来被捧为“经”。当时因为缺乏科学的分类 ,孔子把三代以来积累的所有知识都囊括在“六艺”里面 ,因此“六经皆史”事实上包含有“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 ,皆是史学”这层意义。“六经皆史”实际上是“经”的“还原” 。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剥掉了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是有
文学的独特魅力：传统中国独特的文学观
传统中国所谓的文学，与今人所谓的文学是两回事。 《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性强过文化的修饰，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文化的修饰掩住了天性，就导致浮华夸饰。文质相互平衡，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有着特别的注重。当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马上反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倘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区别，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区别。君子之道，固不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文化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君子，对文的意义有了深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天下，让天下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想，可以统谓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体实施的路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此，在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文学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人格。 儒家认为，学者毕生所学，不过是求得人格的完全，亦即是“仁”。仁，古文字亦作上身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谓。今人入孔庙，凡孔庙中必有两副匾额，一副为“中和位育”，一副为“与天地参”，并出于《中庸》。与天地参（sān），意即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这是孔子为中国人所开示的民族信仰。完善的人格即法天则地、与天地参。效法天地运行之消息，让自己的人格臻于天地伟美之境，此即儒家的根本意旨所在。 完善的人格在气质上表现出的就是温文尔雅。尔雅的尔，通“迩”，是“近”的意思，尔雅就是亲近于雅。“温”是温柔敦厚，“文”者谓君子言行举止，皆合于规矩，合宜、合度、美好。然则温文尔雅的美德自何处而来？只能从文学中来。 先秦时凡饰身润德的学问，都谓之文学。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文学便有了更加明晰的定义，只有“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才被认为是文学。即是说，文学须出于深沉细腻的审美感受，抒情达意，须借优美的文辞声韵传递开来。此后直至二十世纪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盖皆不逾于此。 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谓的“文学”，则是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义有二，一为文学须有独特的语言艺术，二为文学须表现作家独特的心灵世界。朱光潜先生无疑是受此文学观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侦探小说不是文学，因为侦探小说满足的是读者的理智，而不是读者的情感。但倘若持此文学观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直是圆凿方枘，扞挌难通。如载道的文，用于酬应的表启，乃至祭文哀诔，这一类的作品，在新文学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学，然而它们恰是中国文学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所谓的文学，有着比今日之文学更崇高的地位。文学，是国学的三鼎足之一。中国传统学问，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文学就是辞章之学。辞章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经部中诗经、易传、尚书、礼记、左氏传何尝不是辞章？诸子百家之文，皆是后世习文的涂轨；史部中《史记》、《汉书》是古文正宗，唐人刘知己《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两部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又都是漂亮的骈体文；中国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龙》，清人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录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一部文学理论的著作，竟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这在已为西方文学观所俘虏的今之学者那儿，是无法想象的。
章学诚
章学诚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43年（1778）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士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哲学上提出“道（理）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1922年有《章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 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