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半生缘》中男性形象
张爱玲《半生缘》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081 学号：21 姓名：孙伟
【摘要】张爱玲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向来入木三分，不仅仅表现在对女性人物命运上的刻画，也表现在对男性人物形象上的描绘。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种种的精神迷惑，身残志缺的病态的男性人物形象，对男性的批判一直很激烈。但在1950年的《半生缘》（原名《十八春》）中却塑造了一些存留了一些小缺陷的常态男性形象，文章从《半生缘》男性形象类别介绍、和以往张氏男性形象的异同、这种男性书写形成的原因这三个方面入手介绍并分析这种现象及其形成原因，并得出与传统研究张爱玲男性人物形象中一概以“病态”二字概括的不一样的结论，从概括的“病态”中抽出“常态”，这对研究张爱玲小说男性人物形象以及了解40年代到50年代上海的现实情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男性形象
研究综述
关于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人物形象既往研究的结论主要是男性形象一体化，普遍的认为是所有的男性人物都是病态的，而且所举的例子主要还是她在1942年到1945年的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其次是认为张爱玲所写的男性人物是对传统男性形象的颠覆。这样所产生的问题是在研究者一篇论文里难以对所有的张氏男性人物形象进行个性分析，而仅仅的看到了共性，也忽略了在解放之后社会稳定时期张爱玲的《半生缘》的独特性，本文将从张爱玲的《半生缘》
中的独特的“常态”男性入手，分析其从犀利的批判到温和的描述男性人物的变换过程和原因，填充了张爱玲男性人物研究的类别，对张爱玲在解放后到离开大陆的一段时期的作品分析提供了帮助，也丰富了张爱玲小说的个性，对那段时期的上海文学风气研究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一、《半生缘》中男性形象的分类及分析
（一）、常态的男性
1、优柔寡断
纵观整个张爱玲的创作史，她对小说中男主角的批判都是很严厉的，“通读张爱玲的小说，会发现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肯定形象，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形象”【1】，从《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再到《半生缘》其间创作小说对男主角的批判态度是很明显的，描绘的都是病态的男子，唯独到了《半生缘》中对沈世钧却存了宽容的态度，徐鑫认为他是“挣扎在好人和坏人之间”【2】，其实他是更偏向“好人”，虽然也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妥协，却并非是一个病态的人，只是一个对抗不过时代的正常人。而她的作品中很多男子都有优柔寡断的一面，比如然而最明显的还是沈世钧，整本书其实是
一个倒叙的过程，从开始的“他和曼帧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功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3】“其实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她的，根本就记不清楚了”【4】“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5】，这也是张爱玲小说中很少见的手法，用这样的方法营造一个过去昏黄如剪影一般的环境，是有利于小说荒凉哀戚的气氛的，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气氛，而这些文字已经说明沈世钧是一个柔情的人，而不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也为下文中塑造沈世钧的优柔寡断且消极退缩的性格做了铺垫。是纪忠璇所说的“沉沦的男性形象”【6】。
沈世钧是在一个南京古旧的暴发户家庭里长大，却不幸福，代表着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表面新派骨子里还守旧的家庭里矛盾重重，父亲宠爱外面的姨太太，疏落本家，他也不满父亲的独断专横，对母亲的守旧也不满意，只有过节的时候父亲才会回家，却还是和母亲争吵，这是他成长的环境，这是他消极退让的性格养成的重要源头，证明这一点是他选择了出走，在外面读书且自己寻找工作，而好朋友叔惠的活泼风趣也压抑了他的个性，对他优柔寡断也有着影响，直到遇到了曼帧，这是他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所以这应该是他全部感情的投入，在这样的至真至诚的感情下，他之前已经形成的寡断消极的性格已经养成，比如“他还是一贯的消极作风，一有第三者出现，他马上悄悄地走开了”【7】，导致了后来曼帧被困，他也没有过多的寻找，而是消极地认为曼帧不想见他,最后两人终究没有在一起。有他的软弱还体现在他和南京方面的妥协，包括继承家业，和翠芝订婚，这些表明了他没有毅力，很多学者看到了这一点而批判他的病态心里，是第二个沈啸桐，其实没有看到周遭的环境，张爱玲小说向来是势比人强，是形势推动着沈世钧走上这一步的，并非其自愿，就算没有她和曼帧之间的误会，这一切还是会发生，当时沈啸桐已经病入膏肓，一方面父亲有意缓和，一方面要养活一家子人，而沈世钧本身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作为拥有继承权的他没有理由自私到离开，而且他也算在外面闯荡过，并没有多大出息，不能负担家庭的重担，这几点让他只能选择妥协。至于和翠芝的订婚，应该说也是他的性格作祟，一方面和曼帧赌气，一方面家庭的逼迫，在等待曼帧和与翠芝订婚之间，他受别人话语的影响选择了后者，这是他的本能。
从根本上讲，他和曼帧之间悲剧的起源在于环境，是骨子里守旧的家庭里他养成了这样的寡断消极性格，让他在后来对曼帧的被困期间采取了听任自流的态度。
2、畏葸不前
《半生缘》中对主角保持了很大的宽容的态度，还表现在对许叔惠的态度上，许叔惠也是《半生缘》中两起悲剧爱情中的一员，他是《半生缘》中最正常的人，主线是沈世钧和顾曼帧之间的爱情曲折发展，那么许叔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很清醒的记录着一切，虽然他也是另一起悲剧的主角，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没有彻底地沦陷爱情悲剧里，“张爱玲借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东方腐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拜金主义碰撞时对人性的摧残。这些男人深深刻上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迷茫、腐朽、堕落与挣扎”【8】，许叔惠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许叔惠的最初出现就是和沈世钧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从他转述顾曼帧的话里可以看出：“她说怎么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份儿”【9】。许叔惠家庭也只能算得上温饱，但为人却正直，从一开始“有一次他愿意出钱找叔惠替他打枪手代做论文，被叔惠拒绝了”【10】，到后来对厂里的结党营私不满而另谋生路，一直到最后也不肯屈服，还是去美国念书，决心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一切可以看出许叔惠其实是一个很要强而且很有进步心的正面的人，就整体的人物形象来说，在张爱玲小说系列的主角中是没有的。他虽然不是一个病态的人，却也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有缺陷的一个常态的人，和沈顾二人之间的爱情悲剧相比，他和翠芝之间的悲剧主要还是侧重了翠芝的痛苦。他的骨子里其实是自卑的，所以在和翠芝的交往中，一直是畏葸不前，认为自己太穷，不能门当户对，翠芝给过他两次机会，第一次是他去南京的时候，第二次是翠芝主动和一鹏离婚的时候，然而他都没有把握，和沈世钧的深陷爱情没有办法自拔不一样，他始终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这段
感情，表面上看是冷漠，其实是自卑，一直到《半生缘》结尾，他只敢借着酒精的作用，还是含蓄的对着翠芝吐诉感情。这也是环境的作用，上文提到张爱玲的小说是顺势而行，所以这一对的悲剧也是环境所致，表面上看是许叔惠的畏葸不前，实际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普遍门当户对的环境之下，虽然是接受了新派教育的他仍然是不敢也不能对抗这个时势的。
把“男性形象的众多小缺陷表现得更加真实可信”【11】，这也是与张爱玲一贯的风格一样，没有高大全的人物，不过在男性人物中来说，只是有“小”缺陷的，只有这一部《半生缘》了。
3、热心善良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小人物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作为男性角色来说，在以往的研究作品中，会把他们归类到被批判的一类男性中，而《半生缘》中热心善良的男性却很多，比如张豫瑾，张豫瑾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和曼璐之间的爱情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他和曼璐青梅竹马，最后却看着曼璐离开，到后来对曼帧的爱慕，很快又结婚，从这些会让人产生张豫瑾不忠于爱情的想法，尤其是他在和曼璐最后一面的冷漠，但这些不能怪罪于他，他非但不是一个冷漠的人，相反却是一个热心善良的人，他对曼璐的冷是因为“他怕曼璐再说下去，就要细诉衷情，成为更深一步的交谈”，曼璐已经身为人妇，成长在小地方有着传统意识的张豫瑾是很难再和她产生什么的，他的热心善良体现在曼璐被强暴后，与曼璐的交往之中，是以一个积极主动帮助她的形象出现的。
还有一个就是金芳的丈夫蔡霖生，虽然《半生缘》中对其描写的笔墨不多，但是仍然将他的热心善良描绘得很生动，张爱玲在这里有这样的描写“她不知道穷人在危难的中互相帮助是不算什么的，他们永远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所以对于遭难的人特别能够同情。”这表面张爱玲在经历了大风大雨之后对于底层人的生活是有了自己的认识的。
（二）、病态的男性
1、狡猾可恨
张爱玲中长篇小说中，狡猾可恨的男性每本都有，在《半生缘》中进一步的深化，将狡猾可恨集中在了祝鸿才身上，采取“男性外在形象群体性的丑化和漫画式的描写”【12】他是《半生缘》三对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不忠，让曼璐婚后备受折磨，也是他的邪心生起强暴了曼璐，使得曼璐和沈世钧之间没有了联系，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沈世钧因此失意娶了翠芝，所以祝鸿才也是翠芝和叔惠爱情悲剧的间接原因。他的出场已经成为了经典不由得“想起杰民形容他的话，说他笑起来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13】，这已经为他可恶的形象做了一个铺垫，表现“将他骨子里既奸诈，又龌龊的本性暴露无遗”【14】，再到后来娶曼璐的时候，也不肯真心实意，而且弃乡下的妻儿于不顾，是一个薄情的人，后来对曼璐失去了兴趣，便在外面又花天酒地，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到强暴曼帧，是一个好色贪婪的人，而他所怕的，不是曼帧的心理，而是“她未婚夫出来说话”【15】，是一个怯懦的人，通篇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就连他对曼璐的照片哭的时候，也是“还是心疼钱的缘故”【16】，就如夏志清先生所言“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17】，由于将描绘病态主角的笔墨用讽刺的手法集中在祝鸿才身上，所以祝鸿才这个人物形象也分为的鲜明。
还有沈啸桐，作为旧时代的代表，他集合了旧时代的陋习，包括娶姨太太，玩舞女等等，也是很势利的一个人，徐鑫认为他是“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18】，在《半生缘》中，他是代表着没落却依然在挣扎的阶级，自认为是道德的卫士，却不知道自己的“道德”本身就有问题，思想落后，精神残障，这也是张爱玲系列小说中常见的形象，由于有着自己的家庭经验，所以对这个没落的阶级的病态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而且沈啸桐在还是一个父亲的
形象，也深深的烙上了张爱玲“父亲”的形象，由于自己对父亲的不良印象，严重到“她后来患痢疾，可是她父亲不替她找医生，也不给她买药”【19】，所以在她小说中，撇去旧时代的代表这个身份，作为父亲的形象一般都是男权的代表，所以沈啸桐的形象也并非偶然，是张氏小说“父亲”形象中的一个。
二、《半生缘》中男性形象和以往的异同
1、共性
《半生缘》中男性形象秉承了以往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强权主义，尤其是整个大背景塑造，是张爱玲对这个表面新潮，骨子里守旧的时代的认识，这个世界虽然“开放”了，但陋习却也是留下来了，首先是南京沈啸桐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娶姨太太，玩舞女，在家里不允许有异样的声音，是一种旧时代男权的体现，然后是上海这边的祝鸿才为代表的新生的投机分子，也是玩女人，视婚姻为儿戏，视女子为玩物，一开始追求曼璐的时候是满嘴好话，等结婚了之后又是残暴的代表，在对曼帧的事情上更是将他的男权主义暴露无疑，从一开始“可望而不可及”到“甚至于觉得他是上了当”、“就像一碗素虾仁，看着是虾仁，其实是洋山芋做的，木木的一点滋味都没有”【20】，显示了他的自私。在大背景上，当时的变迁的时代也决定了这一点，男女在社会上的工作机会并不平等。
还有男子的病态，虽然《半生缘》中将病态的描写集中在祝鸿才、沈啸桐等人身上，而不是把每个男子都描写成病态的，但仍然不减其讽刺的意味。
2、个性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几乎是没有完美的，而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份失败的记录”【21】，张爱玲在《半生缘》之前的小说对男性主角批判很苛刻，而且大部分是直接通过男主角的事迹来表明自己对这个病态的男权社会的看法，《半生缘》中的人物形象有自己的丑恶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然而有更多的是人性善良的一面。
这是很奇怪的地方，因为《半生缘》中的主角是常态的，而让人奇怪的恰恰就是男主角的常态，因为张爱玲中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常态的男主角，《半生缘》中的沈世钧和许叔惠却是很平常的人，和以往的男主角相比，虽然悲剧都是由于大环境造成，然而不一样的是，以为男主角的病态是直接的描写，而《半生缘》中尽量将病态弱化，变成常态，将病态隐藏在背景了，让病态的环境塑造他们的性格，由他们的性格导致悲剧的发生，不得不说这是《半生缘》的独特之处。是在那个骨子里守旧的家庭里成长的沈世钧，在父亲的强权之下变得失去个性，优柔寡断，唯一一次和父亲的争吵，结果还是退缩出走，这样的性格导致了后来的曼帧和他的爱情悲剧，也是这样的性格毁了他的一生，由一开始出去想自己做番事业到向家庭妥协，导致结局是“不过就是庸庸碌碌，一点特点也没有，也没有多大的出息，非但不会赚钱，连翠芝的那些钱都贴家用快贴光了”【22】。而这些悲剧的形成追根溯源还是环境造成的，就算不是沈世钧，而是陈世钧，李世钧也是一样，因为在这个病态的大环境里，会逼迫一个年轻人妥协，来自家庭、工作、“道德”的压力，母以子贵，他的母亲需要他来继承这一切，享受“这快乐到极点的神奇”【23】，要想养活自己的爱人“其实他辞职一大半也还是为了她”【24】，长子不在次子继承父亲的产业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娶门当户对的翠芝是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沈世钧是一个常态的人所以选择了妥协，这其实也加重了悲剧的意味，因为这是又一个悲剧的轮回。还有许叔惠，如果说沈世钧是一个庸人，那么许叔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也没有被描绘成一个反抗者，而是一个逃避者，是这个时代嫌贫爱富，
任人唯亲，使得像他这样努力的人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他的眼中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这个残酷的时代，在与翠芝的爱情面前，他本能的察觉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两个人门不当户不对，他选择了逃避，一逃再逃，在最后回来的时候，才敢稍微的吐露情怀。
整个《半生缘》常态的男性描写其实比病态的描写更能看出这个大环境的黑暗与腐朽。
三、这种男性书写形成的原因
1、从张爱玲个人经历的角度分析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带有纪实的色彩，她小说中的人物也有着现实的关照，张爱玲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清朝的官僚家族，而此时清王朝灭亡不久，张爱玲就目睹了身边的遗老遗少们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婴儿的骸骨”，却也有着自己的孤高之气，这在张爱玲系列小说中一直存在的背景，在《半生缘》中是弱化了的，然而也还可见，对沈啸桐的描写中可以读出她对旧时代没落家族的看法：好面子、自大、自私、卑劣等等，《半生缘》写就的背景是在1950年，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可以自由的描绘自己的思想，对这个时代男性的认识和观点：这个动乱的时代仍是男权为主，而男子却是因为成长在这个时代而变得病态，而之后他因为在此之前，她并未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她的时代就是乱世，从1941年香港沦陷，学业被迫中断，到后来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她的起步到成名到大红大紫都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从1943年到45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25】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又被点燃，她又陷入了动乱的时世，她的乱世一直不曾断过，不过在1945年之后，由于她在上海沦陷时期的不抵抗表现加上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使得她在1946年被上海的小报攻讦为汉奸，(她才又在《亦报》上连载小说《十八春》，总是与声名之累不无关系【26】)从1945年到1949年期间她的作品是逐步减少，而且创作也更加谨慎，在1947年，几乎没有新作品问世。除了《华丽缘》、《多少恨》（还是以《不了情》的剧本改写的），但这一年对张爱玲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动荡，因为这一年她和胡兰成离婚，也对男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处在纸上谈兵或者恋爱的状态，他们的分手也并非轰轰烈烈，但对张爱玲的心理是留有伤痕的，“与胡兰成的不稳定的婚姻使她的身边深受折磨”【27】，这些后来都在《半生缘》里在描绘几对爱情悲剧里有所体现，尤其是在对祝鸿才的批判上，异常的尖锐。从1948年到1949年就根本没有作品问世了。到了解放后1950年1月，张爱玲在这个新时代的第一部作品出现，就是《半生缘》，这是她对这个稳定的时代的怀疑，也是一种投石问路，所以在《半生缘》中，表面的基调是一种爱情悲剧小说，讲悲剧的缘由隐藏在主角背后的环境里，冲淡悲剧的意味，而且创作《半生缘》的过程中经历了7月份中共主办的首届“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而“张爱玲在创作上追随政治风尚，而在生活方式上尚不能从大众之流”【28】，“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装，张爱玲，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29】，而她本人认为自己穿得已经很低调了，对这个新时代的男性的怀疑，也是对当时中共对艺术的理解与指导的妥协，导致了《半生缘》对男性人物的描写上是手下留情的，也可以从后来修改《十八春》的结尾（原来的结尾中，沈世钧的结局是美化的，去东北工作，“脱离了她以往悲凉的底色与对男性形象的塑造思路”【30】，后来修改了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爱情悲剧，），易名为《半生缘》可以看出,可见“对主流话语有所保留的态度”【31】，是人物光明化的一种原因。
2、从张爱玲的艺术创作的习惯与变化的角度分析
张爱玲的创造虽然技巧上会变化，但整体的风格一直是延续的，这是与她的主要作品集
中在1943年到1944年有关，一是因为时间短，风格难于变化，二是正因为在这个时期她的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获得了自己需要的名利，三是在这个时期“孤岛上海的文化抵抗阵营在沦陷时期受到压制，而政治范畴之外的声音则找到了比较通畅的声音”【32】，张爱玲的才华得以无节制的释放，所以这个风格就被张爱玲一直延续下来，整体的大背景是动荡的时世里以自己的家族环境为参照，以自然的笔触描写男性的霸权以及男性病态的心理。而到了1950年，她的作品已经偏离了主流文学，而且政治也开始干涉文化，所以她在《半生缘》中，把对男性霸权的描写藏在大背景里，又把大背景隐藏在几对爱情悲剧之后，一方面是有当时政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有对创作技巧有自己的挑战，在后来的中篇小说《小艾》中也是如此，可见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时候的张爱玲，没有了当初的激情，但对事物认识更加深刻，风格上也由原来的浓墨重彩变得也较为冲淡，她对男子霸权的认识以及对男性的失望却更加自然地表达出来了。但她只是讨厌男权主义，并非想要推翻男权主义，有一种观点是“削弱男性主体意识，颠覆男性霸权的性别立场”【33】，但张爱玲小说中充满了宿命感，当然这一切是由环境造成，她力图将整个小说自然流畅的写就，可以说是揭露这个男权圈子的黑暗与虚伪，“张爱玲表现出深沉的人文主义情怀和作为一个注重精神探索的作家所具有的对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男性主宰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深刻而自觉的反思”【34】，同样他对男权主义之实剖析，并没有对男性形象进行颠覆，只是解构而已，张爱玲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只是用她独特的文风写就。
张爱玲是一个时代造就的奇才，在那个新旧交替，风云动荡的时事，她以一个记录者的眼光去审视思考这个时代，在那个男性霸权还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她敏锐的察觉到这个男性霸权的黑暗和在这传统之下男性生存的病态，她的眼光是毒辣的，在解放后，她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对这个时代她是怀疑和害怕的，将人物的命运做了符合潮流的光明的设定，然而最终还是修改成了她内心的最初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结局虽然还是悲剧，但是她对其中的一些男性人物形象还是保留了几分，是虽然伤害了她却依然在她心中留有感情的胡兰成对她留下的深刻的影响，是对稳定的时代的怀疑，也是在经历了由红到被攻讦的过程，对名利的看淡，也是对自己文学技巧的磨练，所以张爱玲在《半生缘》中选择了常态的男性主角，将自己对男性霸权和社会的病态隐藏在常态的人物背后的社会背景里，并在故事的发展中表明是病态的时势在压迫着人，而人终究还是像飘叶浮萍一般在时势里不能自主，这也是她人生悲剧思想的一种表达吧。
注释
1、徐鑫《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2006年4月P25
2、徐鑫《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2006年4月P10
3、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1
4、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1
5、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8
6、纪忠璇《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10月P34
7、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127
8、纪忠璇《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10月P8
9、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5
10、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67
11、付蓉娣《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批判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6月9日P19
12、刘福政《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书写与男性观》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9月16日P5
13、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5
14、刘福政《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书写与男性观》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9月16日P5
15、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199
16、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280
1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56
18、徐鑫《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2006年4月P14
1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37
20、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291
21、徐鑫《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2006年4月P25
22、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321
23、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155
24、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P185
2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38
26、王一心《艺术的张爱玲—深艳》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P67
27、纪忠璇《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10月P36
28、李欧梵夏志清等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版 P356
29、张子静季季著《我的姐姐张爱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9月第1版P186
30、纪忠璇《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10月P36
31、李欧梵夏志清等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1版 P359
32、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2月第1版 P24
33、刘福政《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书写与男性观》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9月16日P37
34、王新梅《张爱玲小说性别意识论》青岛大学2007年6月9日P3-4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柯灵《遥寄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01期
[3] 徐鑫《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2006年4月
[4] 刘福政《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书写与男性观》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9月16日
[5] 王新梅《张爱玲小说性别意识论》青岛大学2007年6月9日
[6]. 付蓉娣《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批判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6月9日
[7] 纪忠璇《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10月
[8] 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9] 王一心《艺术的张爱玲—深艳》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10] 李欧梵夏志清等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1版
[11] 张子静季季著《我的姐姐张爱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9月第1版
[12] 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2月第1版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 一、海内外对张爱玲的评说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论者 普遍关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少一部分论者关注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细 读张爱玲的小说，发现她的小说大多展现的是被时代之光匆匆掠过、被历史遗忘 也遗忘着历史的有着“古墓的清凉”的旧式家族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生存状 态。她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凄婉美丽的、钉在灰暗粗砺石墙上有着“红嘴唇、水眼 睛”的女性浮像，更为我们提供了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的整个坍 塌掉的男性世界。张爱玲为了写女人而写男人，她的笔触沉稳有力，不浮不乱。 二、对张爱玲男性形象的研究，以往的论者大都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男性形象的刻画，揭露男性内心的懦弱以及男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颠覆来说的。 张爱玲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的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男性 形象的颠覆上。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肯定形象, 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男性批判意 识,她对父权的颠覆对强势群体的贬抑到了很强烈的地步,致使她作品中的男性形 象不再强大,不再高尚,不再正面。张爱玲在否定男性形象同时对女性形象进行反 思与批判，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救意识。 还有学者提出，张爱玲塑造不完整的男性形象是要反应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动物性机能”，动物因欲求不能，长期压抑而导致动物的强烈报复心理，动物性和社会性都被严重摧毁的病态男性的描写，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变态灰暗的男性人性，展现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被他们挣扎其间的同情并启示人们在悲凉中坚定的活下去。 以往论者在以往对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的探析中大多将男性形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没落家族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残缺萎靡的遗老遗少们；其次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第三是混迹洋场的绅士。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 三、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的研究离不开上述的三种类型，这般丑陋男性的刻画不免让人对张爱玲的男性观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对于男性的传统认识是高大的英雄形象，是能够承担起生活重担的大丈夫形象，他们主导着社会的发展，承担着家国的责任，以将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注入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改造世
张爱玲《半生缘》
张爱玲《半生缘》 篇一：张爱玲《半生缘》鉴赏 赏析《半生缘》中的爱情悲剧 摘要： 《半生缘》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曼桢最后的发问,更让人感慨万千。祝鸿才是个好色的投机商，正是他的好色导致了整个故事的转折，但他并非真正的策划者，真正的策划者是曼桢亲姐姐，想借妹妹拴住自己丈夫的曼璐，这是整个悲剧故事的开端，而当曼祯被囚禁后，整个小说中的人物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出现了一幕幕爱情的悲剧。首先是并不相爱且互相排斥的世钧与翠芝结婚，然后是爱着爱翠芝却又远走他乡的叔惠，另外曼璐也没有通过曼桢留住丈夫，并且在疾病与深深的自我谴责中死去，而曼桢虽然嫁给了祝鸿才却完全是因为母爱，虽然祝鸿才得到了曼桢，但同样压抑苦闷，每个人都体现出悲剧人物的色彩，整个故事无幸福的爱情与婚姻，一切都充满了悲剧的因素，表现了人生历程的艰辛与悲哀，让人感叹人生的无奈。尤其是故事中曼桢和世钧的分手,给人一种对人世的无奈,这是因为他们相识的时机不对、猜疑与误会、他人的刻意阻挠以及对对方的不信任而导致了他们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半生缘爱情悲剧曼桢世钧 《半生缘》改编自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十八春》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有人说《半生缘》和
《十八春》是同一部小说，有人说是截然不同的，阅读下发现，两部小说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因为时代的不同，小说的改编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她悲剧性叙事独特之美，在众多的作品中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意义。 张爱玲在写这篇小说是在到美国10年之后，时间是1967年，张爱玲送走第二个丈夫赖雅不久，用她的话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就是说她知道今生今世这份情不再会有了。留下的只有“惘然”而已。张爱玲的生活中仅剩下写作这一能体现出自我灵魂的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主题自然也是她体悟最多的爱情。因此，张爱玲给人的感觉很冷,所以《半生缘》的文字所透露出 的空气及其所营造的意境也是凉凉的,但是这种凉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历经沧桑、胸有万壑的冷静的清醒,就像是红尘之外的佛俯视众生而发出的悲悯的笑。 张爱玲的小说中从来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与抗争，更没有出现过勇往无前的斗士或英雄。《半生缘》整部小说并无多大的曲折和传奇，小说中的人物曼桢、曼璐、世钧、叔惠、翠芝、顾太太乃至祝鸿才全都是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小人物，他们既不猖狂，又经受不了打击，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只因普通的人性更真实，更具有永恒的意味，因而也更富有启发性。但从这些人物身上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悲剧特征，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体现出了整部小说的悲剧艺术风格。这种悲剧的写作风格源于张爱玲童年失落于家庭的爱，青年失落于胡兰成的爱，再后又失落于时代的爱，三者交融在一起，在张爱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极富传奇色彩和神秘魅力的著 名作家，当时她母亲为她上学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 用刀刻过般的名字，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名字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 佳作流传到今天，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处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①唯有小说中女性形象 才是意义中的核心。翻开小说，就是阅读一部“爱恨情愁”的历史。张爱玲第 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中，展示了时代崩溃与转折的过程“小说是以它自 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纬度。”②以女 性的纤细与敏感从生活中发现真谛，从男女性爱、亲子之爱的感情细微处揭示 出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沪、港、洋场高等华人的空虚、腐烂、堕落、变态 的灵魂，因此写尽了人世沧桑、人情世态。于青曾在《张爱玲全集》书中写道：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 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 美地生存。她的作品为我们文学宝库又增添了一批独特的女性形象。给当时的 精神食粮匮乏的读者以一种新鲜的滋味。 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两性关系，婚嫁迎娶是她 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 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 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她们的生活、心理、感情寄托着 作家无限的情思。综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 种形象。 笼中鸟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 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 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 家庭的牢笼之中。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狠毒、残忍的母老虎梁太太等。 “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③或有意或无意，张爱玲笔下的许 多女人都仿佛如笼中的鹦鹉，从不想高飞，也不尝试高飞，还竭力避免飞翔， 甚至是在笼门大开的时候。 《留情》中的女主角敦凤出身于旧式的家庭，寻找一个能给予她饮食依靠 的男女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目的。经过冒险的婚姻，这个36岁的寡妇，“完全是为了生活”嫁给了59岁的米先生，在乘车时“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觉得很平安”，回到可靠的人手中，“很快乐”她以青春、爱情、幸福为代价，换来 了衣食生活的无忧。正如敦凤心里想的“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 为了我自己的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一纸婚书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物 质利益关系，结婚及再婚之后敦凤的想法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对杨太太这件 事很感兴趣，现在她本身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了，已是安然结了婚，对于婚姻外 的关系不由得换了一副严厉的眼光。”这严厉的眼光其实就是在物质第一的基 础上，别无所求。在灰色的老式洋房，阳台上挂着一只大鹦哥，凄厉地呱呱叫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陈志恺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张爱玲以出入于雅俗之间的苍凉风格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并在中国小说艺术的画廊中成功塑造出了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众多女性形象。《半生缘》这部长篇小说仍是张爱玲的苍凉的上海男女故事的续写，作品中以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个“孤儿”。顾曼桢的人生悲剧是张爱玲悲剧意识和个人身世及经历在作品中的一种再现，是张爱玲在艺术创作和女性独立道路上探索与突围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顾曼桢;女性独立 前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卓越才华书写了一个个以沪港两地为背景的苍凉故事，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半生缘》初名《十八春》，这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小说。从《半生缘》开始以至后来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写的《赤地之恋》、《秧歌》等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艺术水准已不如从前。但是，这部反映都市男女婚恋的小说“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张爱玲在其前期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王娇蕊、孟烟鹂、许小寒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复杂人性作了解剖刀式的叙写，人性中功利、自私、冷峻，甚至内心的阴暗被她轻易地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笔者则选取《半生缘》这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长篇小说中的顾曼桢这一形象来论述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上海故事的续写 从1943年《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登上文坛的张爱玲便被誉为“民国才女”，她是继陈衡哲、冰心、林徽因、庐隐、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之后出现的又一颗耀眼的新星，甚至后来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不惜用溢美之词称颂张爱玲是“中国当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和红极一时与30、40年代的上海这个中国洋场文化的繁盛之地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的天才梦，为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惊现与落寞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她“传奇”式的身世和人生轨迹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在学界一直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吴福辉说：“张爱玲曾被人认为提供了‘新的洋场鸳蝴体’。她的小说尽管有着这种渊源关系，尽管题目香艳，称什么《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沉香屑：第一炉香》，可她的叙述的方式，心理的质地，已经新颖得完全接得上西方现代派的血脉。这种现代主义的倾向，正是海派现代品质的一个标志……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这一评论较为中肯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明确她的艺术世界的中国化和现代性的双重特色正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洋场社会在作家内心的文化写照。张爱玲的小说绝大部分是以反映托身上海、香港租界的满清遗老家庭和社会底层旧式小市民为主要内容的，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悉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眼中的上海在新的表象下仍存留着太多地旧的不和谐，正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用绚丽的文辞和苍凉的笔触描写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
正文从半生缘分析张爱玲的爱情观
引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她是现代文艺界的才女。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的矛盾：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却又常常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人情练达，但生活上却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前半生都在努力生活，最终却因战争而耽误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这与《半生缘》中的情感纠葛中张爱玲的情感有类似点，《半生缘》中有许多因为战事而耽搁的事，最终随着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然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张爱玲用她一贯的冷色调画出来对男女的爱“缘”是孽缘？还是无缘？有缘相见，无缘结果，有情人在时间的海洋内未曾冲淡彼此的爱，而是选择了尘封这一刻骨铭心的感情。生命必死更可怕，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在现在的生活中，人们都慢慢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人们都忙于赚钱，忙于事业，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默然，人们也没有时间闲下来去好好谈一场恋爱。即便有恋爱的人也因为时间、空间、彼此的原因而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的恋情。就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爱情，但世事无常，我们所珍惜的，往往最后都是无疾而终,最后都逃不过时间的消磨。从这篇小说中感受人物的悲欢离合，体验上世纪的爱恨情仇。
第一章顾曼桢和沈世钧无疾而终的爱 1.1相知相爱 他们的相爱并不离奇，属于日久生情的那种，用现在时髦点的话是办公室恋情。因为他们认识一个共同的朋友——许叔惠。叔惠与曼桢是同一办公室的，世钧与叔惠是大学同学，起初叔惠比世钧大几届先毕业，世钧毕业后，叔惠便把他也介绍到厂里来作实习生。小说中有写到世钧第一次在饭店正式认识曼桢的感觉：世钧判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及体态衣着，本来是没有分析性的，他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可见，世钧对曼桢第一次的正式见面感觉很好。之所以说是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因为世钧总去找叔惠，总是能看到曼桢，可是他却没有多大的印象，是世钧认为不该多看女人的，见到女人总是不自在，大概是害羞的缘故。他们真正认识是除夕那天，世钧是请叔惠出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他们一起去吃饭，巧遇到曼桢，自这次吃饭后，两人才渐渐熟悉了起来。自此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在一天天的相处过程中，两个人便产生了情愫。本来世钧就是老实，不善言语的，这正是曼桢喜欢的，曼桢看惯了她姐姐那些客人的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她便明白作为人老实是好的。 世间上的人都说：男人彻底懂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世钧觉得曼桢有些地方很奇怪，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而她并不是一个一味天真的人，也并不是一个怕羞的人。她这种矛盾的地方，实在很让人费解。世钧对曼桢表白是从南京回来以后，两个人只有几天没见，可两人却觉得是十年八年没见，世钧刚下火车就直接去厂里了，想尽快的见到曼桢，而曼桢也很想他、担心他。世钧说：“我有话对你说，我有很多话对你说。”这样，他也算对曼桢表白了，而他看得出曼桢很高兴。正在这时，工厂里其他同事来了，两人怕其他的同事知道，便分开了。曼桢叫世钧晚上带她家，两人方便讲清楚。就在这天晚上，他们两个人确定了关系。 1.2相守相离 自从两个人确定了爱情关系以后世钧便总去曼桢家找曼桢，曼桢的家人同样也十分高兴，认为不久以后就有一场婚礼要忙，而曼桢却与世钧商量，不要尽早地结婚，家里还需要她。世钧因执拗不过她而同意了。两个人也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吵架，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 直到张豫谨来了，世钧吃了张豫谨的醋，两个人便吵架了。从这一方面表现了世钧有点小心眼，而且对爱情不坚定。曼桢对豫谨的感情更像是亲哥哥，同样也为儿时对他的作弄作一点补偿，这便让世钧误会了。同时，世钧不小心偷听到曼桢的奶奶和妈妈都想要曼桢代替曼璐的位置嫁给豫谨，也说世钧是在耽误曼桢，有了这样的想法，曼桢的妈妈对世钧的态度便冷淡了起来，世钧便觉得无限委屈，也不怎么去曼桢家了，而曼桢也奇怪了，世钧怎么这么快转变了对她的态度。直到豫谨临走前跟她表白，她才明白是因为豫谨的原因，她变得非常的生气，他这么不信任她，认为她很容易就变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她不宣扬女性的主题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事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形象、苍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她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用其概括张爱玲的一生最恰当不过。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性格中既有东方温柔、保守的一面，又有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一面。这种身份背景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阶级性。她不在于批判时代对女性的压迫，只在于刻画人性的脆弱与无奈。她以个性极强的女性意识，对“五四”以来的新的文化理想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从生存困境中的无语反抗与物质追求、文化困境中的艰难突围与无奈选择、人生抉择中的现实困守与传统禁锢三个方面，立足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普通女性在受到男权主义强制的社会环境中，迷茫而无奈、卑琐而自嘲的世俗人生的生存状态。 战争经历使她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上海的沦陷让她感觉到了许多的变帮，家事，国事，世俗文化冲突，人性的暴露等，都让她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荒凉的感觉，在她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两个字。 张爱玲的作品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张爱玲写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两性关系、婚嫁论娶是她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纵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插翅难飞的女人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家庭的牢笼之中。如《留情》中的敦凤、
半生缘读书笔记
半生缘读书笔记 半生缘读书笔记红尘中，浮沉多少个梦?太匆匆，转眼又是一个秋。回首半生，恍如一梦，何处停留?迷蒙中，化作一只风筝，在天涯尽头，擦身而过，注定的结果。 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鲜有的几个没有戾气的女子之一，外表看似柔弱易碎，实则坚实勇敢，与世钧的爱情像缓缓流淌的乐章，沁人心脾，也像陈年老酒，愈沉淀愈香醇。秋日，在世钧目光中，踩着落叶甜蜜地离开，缠满绒线的红宝石戒指就是一生的约定，原本以为这就是她全部的故事，平静，浪漫，温馨，怎奈何，阴错阳差的一个转身，天翻地覆，空余半生缘，半生泪。 提起曼桢，不得不提起曼璐。虽说曼桢是曼璐的牺牲品，可是对于曼璐，实在不忍多说什么。醉生梦死，流光溢彩的大上海，永远是强者的天下，卑微的人在强势的压迫下战战兢兢，如蝼蚁般生活着。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背景的女孩子，声色场所陪舞卖笑，迎来送往，辛苦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家庭。直到错过了最好的年华，才猛然惊觉韶光已逝，美人迟暮，像盛极的花渐趋凋落。当年美好的初恋成了心口的朱砂痣，挥之不去，亦无可奈何。这不是她能选择的。贫苦人家的女儿在冲突与矛盾的年代又能怎样做?曼桢可以理解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和妓女谁更不道德。”可那些自诩正派的人会理
解她吗?道貌岸然的人太多，能设身处地为他人想的人太少。后来的她陷入癫狂又悲哀地死去，她最美好的时光定格在与豫瑾约会的晚上，紫色旗袍，青春明媚，只是这终究还是抓不住的过往。 其实，早就怀疑就算没有曼璐的“借腹生子”，曼桢与世钧就能走到一起，厮守一生吗?社会地位的差异新式青年可以不管不顾，世钧家人能接受吗?世钧的母亲，一个中产阶级的贵太太，表面上是正室，风光无限，却在与姨太太的争宠斗争中输得一败涂地，内心渴望丈夫回归却强作满不在乎，将全盘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尽管物质生活富足无忧，人性早已扭曲，自私，虚伪，贪婪。一方面拼命制造自己的豪门优越感，另一方面竭力讨好大户石太太，这样的人能接受来自贫寒之家、有个舞女姐姐的曼桢吗?就算进了沈家门，曼桢又该承受多少压力与白眼?阴晴不定的寡妇大嫂，势利眼的下人，哪一个是好惹的，哪一个不想看她的笑话?长此以往，夹在其中的世钧不会厌烦吗? 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畸形社会下悲剧酿成的催化剂，一抹很重的底色，渲染了卑微、可怜的生命。充满着高尚与卑鄙，新潮与顽固的年代，嫖客可以一边花天酒地，一边一本正经地大谈时局政治，一边接受别人的谄媚与敬重;而妓女就只能永远背着沉重的道德枷锁，受人歧视，祸及家人。当新式青年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时，借腹生子，门当户对的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官员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
半生缘顾氏两姐妹分析
天使与妖妇——《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形象分析 天使与妖妇 天使与妖妇 ——《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形象分析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此话说的真是恰到好处。张爱玲自己说“我是一个古怪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的确，张爱玲是天才，有着惊世骇俗的袭人才气，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名噪一时的奇女子，唯有她，年纪轻轻就“站在了文学的金字塔的顶端”。 张爱玲（1920——1995）笔名梁京，出生于一个曾经显赫的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繁华，又较早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其父张廷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而母亲董逸楚则是一位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性，父母因性情不合终止离异，父又续娶，正是这种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终于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囚禁后逃离了父亲的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1]1943年——1945年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她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同时也发表了多篇散文，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此后，她出走香港，移居美国，终老于异国他乡。自出道后，其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事无奇不传。对于传奇，张爱玲也有自己的看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遍人，在普遍人里寻找传奇。其实，传奇无需寻找，张爱玲其文其事便是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婉，张爱玲的笔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的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你的心上.[2] 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决断的女子，她们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葛薇龙投靠姨母，自愿成为一名高级妓女；《心经》则是写父女恋，小寒与父亲峰仪一场畸形的恋爱，是小寒把她父亲母亲之间的爱一点一点地扼杀掉，是“爱的凌迟”；《金锁记》则写了曹七巧，这个“最初用金锁住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3]的女人的故事，她“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能给自己快乐，也不能给她子女快乐”[4]结果是“悲剧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3]……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当张爱玲还是一位立身于现代中国文坛主流之外，也置身于中国民族战争边缘状态的小女子，但她却以一个女人悲凉彻骨的生命体验和一位惊世才女卓荦超群的艺术风采翩然越上了乱世之中的现代中国文坛。[5]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再到《金锁记》……作家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人，她的艺术世界也主要是一个女人的世界，因此，我认为“不论是带着先天优越的男性读者，还是置身于男性话语场中的女性读者，都有必要矫正自己的观照视角，真正介入到女性的生命情感中去，”[5]设身处地地站在女性的生命遭际和人性嬗变的角度去分析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挖掘女性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心理误区与性格缺陷，从而警醒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并促使她们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摘要]：在张爱玲所刻意营造的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上演着他们各自的传奇，在流连辗转一声喟叹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张爱玲在体验生活、洞察社会、品味人生之后，在她笔下，隐藏在社会或人生外部现实之下的内容现实和内心得以浮出水面。张爱玲作品中男性都是丑陋不堪的。本文从张爱玲具体的作品出发，对男性的角色形象进行分类，概括出他们虚伪、自私、贪婪、压抑、变态等特点，挖掘了张爱玲小说男性角色形象创作的根源；以及张爱玲的家庭，特别是她父亲对其作品男性角色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自私、压抑、家庭影响。 谈到张爱玲，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位独特、带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在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红极一时，那是个属于她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华丽苍凉，犹如徽州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窒息、压抑。欣赏完她的作品，的确让人感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鲁迅小说有多篇是以“我”的口吻叙述的，而张爱玲则始终使用第三人称，她用冷静的笔调娓娓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始终迷漫着一种令人低徊不已的悲凉气氛.不论是嘲弄、讽刺还是调笑,都只是这悲凉的点缀和铺设而已。小说多以女性为女人公，故事多为悲哀或痛苦的过程和结局。她用华丽的词藻深入地描写了人性的扭曲、压抑，这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身上达到了极致。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尚且如此，男性更是一无是处。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一、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分类
读张爱玲《半生缘》有感
读张爱玲《半生缘》有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读张爱玲《半生缘》有感（一） 在世上有许多相爱的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是和另一个说不上爱的人度过了一生。在《半生缘》中有这样一句话“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恋，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话未免有点无奈的味道，但问世上有多少男女结了婚，却过着没有激情、没有热情的生活，只是久而久之把对方当做了生活的一部分，就这样死寂般的生活着，索然无味，但也就这样凑合着度过了一生。 当沈世钧向他的家人屈从，辞掉了上海的工程师工作，其实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情悲剧就已经注定，就算顾曼桢没被姐姐无耻的出卖，没被祝鸿才强奸，沈世钧和顾曼桢也不可能走到一起。沈世钧的家人是瞧不起顾曼桢这种家境的人的，顾曼桢的姐姐顾曼璐做着舞女和暗娼的工作，他们这种自视清高的家庭又怎会沾上这种亲戚，因为顾曼璐的工作他们就断定顾曼桢也会像她姐姐一样，她们一家人都是“不干净”的人，所以顾曼桢和沈世钧的婚事就如同镜花水月，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我并不喜欢沈世钧这样的人，有点懦弱，有点小气。如果沈世钧可以为顾曼桢不顾一切待在上海，可能她们两个还会有一点在一起生活的希望，但在小说中可以看出沈世钧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就算勉强在一起，这么多人的阻挠，也不会生活的幸福，还是会悲剧收场。
顾曼璐是个挺可悲的人，很多人说如果不是她姐姐灭绝人性的出卖，顾曼桢就不会这样不幸了，但我认为事实并不是在这样的，刚才我已经说了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情悲剧是有着必然性的，顾曼桢人生的不幸，实质也是有着必然性的，顾曼桢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没有父亲，如果没有顾曼璐牺牲自己去赚钱，养活这一大家人，顾曼桢可能今后的命运会更加的悲惨，顾曼桢能接受教育，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都是她姐姐“卖肉”换来的。顾曼璐曾经也是和顾曼桢一样的人，单纯、善良的女性。她本来有着光明的未来，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张豫瑾结婚，但为了弟弟妹妹和母亲，她甘愿放弃这一切，能有这种牺牲精神的人本性又会坏到哪里去呢？顾曼璐是被这个社会，被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扭曲的丧失了人性，顾曼璐的出发点是多么的高尚，但社会上不会有一个人同情她，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有点瞧不起她，只有顾曼桢没有瞧不起自己的姐姐。顾曼璐的牺牲换来了什么？就换来了别人的轻视和蔑视，我相信任何人碰到这样的境遇都会心理失衡吧！顾曼璐开始知道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不安好心时，她是想保护自己妹妹的，所以她还有意识的和家人疏远，让顾曼桢不要像自己那样落在祝鸿才这个流氓的手中。但是后来顾曼璐和祝鸿才的关系越来越来差，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本身就被别人瞧不起，所以她就像捉住救命稻草似的，想捉住祝鸿才，如果祝鸿才这种人都不要她了，还会有谁要她呢？再加上她误认为自己的妹妹也像别人一样看不起她，还抢了自己最喜欢也是最放不下的人张豫瑾，所以产生了嫉妒之心，激起了已埋藏在心中扭曲的人性，没有一点人性的把自己的妹妹
半生缘读后感及人物点评
半生缘 张爱玲的《半生缘》讲述了芸芸众生之中一个普通的但又曲折的爱情故事。其中穿插了复杂的心理世界的描述及家庭之中的琐碎故事。 《半生缘》这部小说承载了太多的悲剧色彩，人世的悲欢与离合，都无不渗透在每一个情节中。世钧与曼桢，叔惠与翠芝，甚至是豫瑾与曼璐，都是如此。命运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们开玩笑，于是就有了太多的无可奈何。故事的结局，曼桢说，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的，都再也回不去了。 在《半生缘》里，沈世钧不可避免的成为“软弱的人”，“小人物”的代表，正因为他的软弱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也使周围的人陷于悲剧之中。在感情方面，沈世钧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男人的气魄。带自己女友顾曼桢回家玩，也不敢向父母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让自己父母觉得曼桢是世钧好友叔惠的女友。还有就是他对自己的爱人太不信任了。他们之间深深的相爱者，却在自己回上海找不到曼桢之后，马上就觉得曼桢是去找豫瑾了。当听说豫瑾结婚之后，马上就认为豫瑾是与曼桢结婚了。他太不信任曼桢了，他不信任他们之间的感情了。沈世钧跟顾曼桢本为无奈的现实**同进退的一体，最终却因不可避免的现实而分离，曾经作为爱情见证的戒指被无情的弃于草间，与土为伴。作为“引导”《半生缘》一路走来的主线，沈世钧单纯而憨直，但他的怯懦与自卑又让人惋惜。
作为“软弱的凡人”，沈世钧虽然有着软弱、多疑、不自信、狭隘等总总缺点，但他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为人真诚、善良，也正是他的真诚跟善良才使他深深的吸引住曼桢。可他又是脆弱的，是无助，不管内心挣扎多苦，都得投降于现实，别无他法，更别无选择。作为一个“软弱的凡人”他不但是受害者也是牺牲者，他完全是因为各种误会和不巧而放弃曼桢，在他的身上蕴含着张爱玲对“不彻底”凡人生活悲剧的探讨和人性主题的挖掘。顾曼桢，是一位具有着中国传统意义上几乎所有优秀品质的女性，当然，也是一位平凡的女性。我想，张爱玲的思想行为再与众不同，生活经历再坎坷跌荡，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刻画出顾曼桢这般纯洁女子的形象，都足以说明，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真我，是清澈的，正常的，可爱的。 曼桢对待爱情是专一而内敛的。与世钧相爱的细致描述自不须说。张慕瑾与她姐姐以前有过一段情，后来爱上了她。但是曼桢却真诚而礼貌地回绝了慕瑾，表明了自己对世钧的心迹。“慕瑾微笑着说道："我这些年来，可以说一天忙到晚，埋头在工作里，倒也不觉得自己是渐渐老了。自从这次看见了你，我才觉得我是老了。也许我认识你已经太晚了……是太晚了吧？"曼桢沉默了一会，方才微笑道："是太晚了，不过不是你想的那个缘故。"慕瑾顿了顿，道："是因为沈世钧吗？"曼桢只是微笑着，没有回答，她算是默认了。她是有意这样说的，表示她先爱上了别人，所以只好对不起他了，她觉得这样比较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其实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