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认定及其法律救济

论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认定及其法律救济郑玉蒜李少莹张漩（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 3500007）[摘 要]由于人们性观念意识的加强，人们也开始在追求性权利的自由，由此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但中国长期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得非婚生子女的地位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又因为一方权利的过度滥用，侵犯另一方的权利，而法律的滞后性，对此没有办法及时的抑制，欺诈性抚养关系便孕育而生。

它的出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此问题都很棘手，很少人触及，本文在坚持法律的公平基础上，重点在探讨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及法律救济的制度构建。

[关键字]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欺诈性抚养关系；精神损害赔偿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性权利观念的日益强化，造成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有蔓延的趋势，非婚生子女数量也不断增加，由于中国长期的道德伦理思想的束缚，人们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态度普遍歧视，如何健全我国法律制度来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和如何抑制非婚生子女数量的增加，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那么，何为非婚生子生？其与婚生子女又有可区别？根椐《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

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说明婚姻关系的确立必须依法取得结婚证（事实婚姻除外）,但对于非婚生子女《婚姻法》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由于对于婚姻关系是否存在直接决定着男女双方某些行为的合法性，加上人们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奸生子、私生子)，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便有其产生的意义。

所谓的婚生子生，即是由婚姻关系受胎而出生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则是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与自己父母都存在着血缘关系（除了通过人工授精而生的子女，根椐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相对于婚生子女的最大区别是自己的出生没有得到法律的肯定。

由于人口因素对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使得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将人口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以稳定社会，这也是计划生育的目的，但是法律并没有剥夺非婚生子女的固有权利，根椐《婚姻法》第25条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为什么法律不承认非婚生子生的合法性，又要赋予非婚生子女的权利？这就是人权的威力。

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不因任何因素的影响，即任何法律制度都不能剥夺人权。

一、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父母子女之间为自然血亲关系，这种自然血亲关系不会任意解除，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除非法律制度的规定也不能解除（养子女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的建立而解除），基于法律的创设，人们对于与自己无自然血亲关系的子女，其无抚养的义务，也无任何法律上的人身关系，根椐《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人们对于与自己有自然血亲关系的子女，无论婚生与非婚生与否，都有抚养的义务，抚养关系是基于亲生父母与亲生子女（包括亲生父母与婚生子女、亲生父母与非婚生子女的关系）、非亲生父母与非亲生子女的关系（基于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它是指父母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供养和在生活上对子女的照料②。

而何为欺诈性抚养关系?根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欺诈”的意思是用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 ，那么欺诈性抚养关系，单从字面上的理解来看，即事实上他们不存在法律上的抚养关系，而履行了抚养义务，其行为是由于欺诈人的故意行为而引起的，根据目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欺诈性抚养关系，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离婚以后，妻子明知其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而采取欺诈手段，称其为婚生子女，使丈夫承担对该子女的抚养义务③。

笔者认为，该定义范围过窄，根本不利于保护当今社会错综复杂的各种情形的欺诈性抚养关系。

第一，该定义只局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以后，对于同居关系或非法性行为关系等非婚姻关系排除在外。

同居关系或非法性行为关系等非婚姻关系期间是否会产欺诈性抚养关系类似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

是婚姻关系还是非婚姻关系，只是基于一纸“结婚证”，对于非婚姻关系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父母同样具有抚养的义务，但如一方与第三者发生关系后怀孕所生子女，而欺瞒一方为其亲生子女，使其在非婚姻关系期间，尽其抚养义务，仍构成欺诈性抚养关系。

第二，主体过于狭窄。

该定义只规定妻子的欺诈行为，对于“同居关系”的“准妻子”、准丈夫”，保持非法性行为的第三者和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丈夫排除在外，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受欺诈者的利益，而且也有失于法律的公平性。

“同居关系”的“准妻子”、“准丈夫”，保持非法性行为的第三者和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丈夫采用何种欺诈手段，我们不管，只要它客观上造成了受欺诈方对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非婚生子女尽了所谓的“抚养义务”，就可构成欺诈性抚养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准丈夫”与“丈夫”存在着行为上的不可能性，认为男方不可能有欺骗“准妻子”和“妻子”某子女为其亲生子女的可能。

笔者认为，这些情况不可能排除，尤其在无性生殖发达的年代，“准丈夫”与“丈夫”因其无产生精子的可能而收买院方，欺骗“准妻子”和“妻子”，使其“准妻子”和“妻子”误认他人捐赠的精子为其“丈夫”或“准丈夫”的而所生的子女，客观上违背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的，必须经夫妻双方达成一致同意的规定，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没有存在“欺诈性抚养”之嫌。

第三，对于主观过错设置也过窄。

欺诈性抚养关系限制在“明知”，即故意的主观过错上，排除了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

笔者认为，对于“重大过失者”，其主观过错的程度不亚于主观故意的过错程度，将重大过失排除在外，不仅有损法律的公平性，而且有可能使“明知故犯者”滥用“重大过失”，以此来掩饰、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来侵犯他方的权利。

总之，笔者认为，现今大多数学者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定义过窄，不利于对受欺诈者及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也不利于惩罚那些对配偶和准配偶不忠的一方。

根椐笔者的意见，欺诈性抚养关系应作如下定义，欺诈性抚养关系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包括离婚后），男女（笼统地称为男女双方）一方明知其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而采取欺诈手段，称其为婚生子女，或男女一方存在重大过失，使另一方承担对该子女的抚养义务。

二、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性质的认定由于欺诈性抚养关系出现的时间短，且其情况存在的复杂性，使得我国婚姻法对此问题完全是法律上的空白，加上我国没有建立婚生子女的否认制度和非婚姻生子女的认领制度，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应如何处理尚无法律依据④，而对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将直接关系到对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救济手段。

目前，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出，但从对于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定性来看，笔者认为学界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性质认定倾向于以下几种：第一，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是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台湾民法采用）。

该学说的学者实际上是将欺诈性抚养关系视为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关系，笔者认为在欺诈性抚养关系中，受欺诈抚养义务人没有法律规定的或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抚养子女虽然符合了无因管理的客观行为特征。

但根椐《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管理人须具有为他人管理的主观意思，而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被欺诈人主观上并非是为他人抚养子女，而是由于欺诈人的掩瞞，使得被欺诈人误认为自己与被抚养人存在子女关系，而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这与无因管理的的法律关系性质有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德国民法、日本民法），该说认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母无合法根椐而受不当利益，且致无抚养义务之人受有财产损失的客观事实。

笔者认为，单纯从财产利益的得失来看，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确有不当得利的嫌疑，但是，其只是集中在对财产的损失性质上，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没有分析，更无法体现，正如有学者认为，如将欺诈性抚养定位于不当得利，不能体现对非婚生子女生父生母的主观恶意否定评价，对受欺诈抚养义务人的保护明显不力。

⑤第三，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行为无效请求权。

该说认为，一方在受欺诈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做的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应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故受欺诈一方有权请求欺诈一方返还已支出的全部抚养费用，笔者认为，该说虽然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主客观行为都进行了法律评价，但其将当事人对子女的抚养义务认定为行为合意，而非法定义务，乃违返法律之规定。

第四，欺诈性抚养关系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是侵权损害赔偿。

该说认为应 将欺诈性抚养关系中的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的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其中侵权的主体是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和生母，他们明知该子女为其共同的婚外性行为所生，却采取欺诈的方法，使被欺诈的抚养人相信虚构的事实，因而损失已支付的财产，主观上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为共同故意所为。

⑤笔者也赞同将欺诈性抚养关系定性为侵权行为，其符合侵权民事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①损害事实 ②违法行为 ③因果关系 ④主观过错。

⑥欺诈性抚养关系中的欺诈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符合了侵权行为主观上的过错要件，其逃避了法定的抚养子女义务，违背了法律之规定，符合了侵权行为的客观违法行为要件，造成了被欺诈人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事实，客观上也符合了侵权行为中有损害事实的存在。

但是，笔者在欺诈性抚养关系认定时，对其侵权行为的主体与侵权行为的侵权客体存在异议。

笔者认为，基于前面所提到的定义，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欺诈人，并非只存在生父、生母共同欺诈的情况，对于生父、生母单独行为或帮助生父、生母进行欺诈的第三人亦构成侵权人，前者单独行为人应对自己的单独侵权行为负责，后者乃共同侵权人，生父、生母与第三人应对被欺诈人的损害事实负连带责任。

对侵权行为的客体，笔者认为不仅侵害了受欺诈人的财产权，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利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事实。

三、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救济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救济，有学者认为在男女双方存在婚姻关系或事实婚姻关系时，男女一方并无向另一方主张债权的权利，笔者认为，夫妻关系只不过是法律为保护男女双方的利益而设置的，不能使婚姻关系成为丈夫与妻子之间一方向另一方主张权益被侵害的权利行使的障碍。

何况，欺诈性抚养关系并不只存在于有婚姻关系或事实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

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法律救济制度涉及到多方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即受欺诈人财产损失是否返还、如何返还、是否可采取精神损害赔偿、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