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整体状况分析-熊祥平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整体状况分析姓名：熊祥平学好：S2******* 专业：2013级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经济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民收入增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随之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东部、西部收入差距增加，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不规范等问题越来越棘手。

如不加快解决收入分配不协调的现状，将来必定会引起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

因此，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收入分配现状、成因，并提出可行性高的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建议；现状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制度前提，同时也意味着激励机制的改变和分配制度的变化，其结果是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和收入差距的变化。

这种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009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在当前经济正在回暖的特殊时期，这个表述被看成是收入分配改革进程加快的信号。

财政政策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于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财政政策框架、目标和实施的路径入手，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收入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1.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也应该看到，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镇居民内部之间、农村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总体收入上来说，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居民的收入差距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基尼系数也日渐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8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其中2000年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

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0．4只是一个警戒标准，它只表明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第二、仅就0．4而言，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含义是不一样的，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差异；第三、基尼系数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要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从我国情况看，200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17，不仅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

但从总体上而言，鉴于我国的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就社会承受能力而言，基尼系数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确实已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前期曾经有所缩小，但自1988年以来，总体上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例1988年的为2．17：1，到了2002年扩大为2．79：1，现今的收入差距比例已经远比2002年大。

2.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地域经济、文化特色。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尤其是近年来，东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还在不断上升。

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居民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另外，在外资流入量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也会相对较大。

居民获得收入首先是用来消费，所以通过比较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也可以了解到当前我国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情况。

2008 年，居民人均消费高于10000 元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低于5000 元的省份集中于西部地区。

其中居民人均消费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西藏二者之比是7.8∶1；农村居民消费二者之比是5.68∶1；城镇居民消费二者之比是3.51∶1。

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8年分别是452元、382元、409元，到2003年分别增加为10366元、7036元和7096元；东部是中部和西部的倍数，在1978年分别是1．18倍和1．10倍，而到2003年分别扩大为1．47倍和1．46倍．地区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一）东部地区是我国近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发源地。

工业资源、金融环境、市场体系及居民素质禀赋都较其他地区完善和成熟。

国家长期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使得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现象凸现。

五十多年的发展不但没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相反，由于良好的经济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原因，使得东部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经济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

（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质量的不平衡和差异化，是造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从上海、广东、湖南、广西的情况看，四地“九五”时期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1.4%、10.2%、9%、8.08%，上海、广东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我国二、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一产业，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快于农村居民。

在农民收入中，劳务经济所得已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各地劳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

（三）地处沿海的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基础设施较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四）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

城乡之间，现行政策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城市偏向明显。

城乡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使城乡居民就业机会不均等；城市福利补贴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变相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村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影响和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合理调节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建议库兹涅茨[1]通过对英国、德国以及美国这些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数据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过程。

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有关资料的分析，展示了与公认的“倒u型”假说相反的关系，对“倒u型”曲线提出公开质疑。

后来的研究大多运用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或者单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数据进行分析，绝大部分研究结果不支持“倒u型”假说，认为较快的经济增长具有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2,3]。

周文兴[4]从动态以及一般均衡的角度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人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但是短期的调整也是必要的，有利于协调社会福利与稳定的关系。

王亚芬[5]的研究指出，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遏制高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可以减小基尼系数，从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通过模型发现，我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倒U型规律。

说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收入分配差距有望缩小。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越来越棘手，如不今早进行政策干预，以后必定会给我国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因此，本文有如下建议供参考。

(一)改变城乡分治的现状以及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实现城乡一体化。

调整现有户籍、就业、医疗、交通等政策，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允许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农民自由迁移，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建立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取消明显的就业歧视，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构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

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加大对农村、农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发展环境，提高对农业、农民的财政补贴；加大农业科技费用的投入，使其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方面起应有的作用；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具有发展和扩大农业再生产的能力，增强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在WTO允许的范围，增加发展农业的补贴与支出，促进农业向产业化和科技化发展。

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科技投入，推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层次；搞好科技兴农工作，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让科学技术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上发挥作用。

增强对落后地区财政政策的扶持力度。

从中央对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区域投资倾斜政策、区域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落后地区更大的扶持力度，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增强这些地区吸引内外资的能力，改善本地区的财力状况。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财力差距；完善现有所得税分享政策，提高中央财政的分享比例，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在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补助的基础上，从东部地区适当集中财力，建立起对中西部地区的特殊转移支付制度。

（二）完善税收管理制度当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600美元，有条件把用于经济增长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有专家认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推进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实现减税让利工程，控制政府收入和政府储蓄增长过快的趋势。

仅推进税收改革对调整收入分配差距作用不大，因为所有的税收都是可以转嫁的。

有可能出现“越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反而越大”的情况。

因此，缩小收入差距重点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公共消费保障，以此缩小个人发展能力差距，真正缓解并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格局。

同时加强税务征管，改变税务部门征管手段落后、征管力量不足以及有关部门执法不严、对偷税逃税打击不力的现状。

加强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监管，完善该群体收入来源的监控制度，实行个人财产实名制，建立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和个人收入申报制的双向申报制度，加大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稽查力度。

由于财政支出手段在保证低收入和无收入者的最低生活水平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所以税收调控手段应该和财政支出、社会保障等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的相互配合，才能较理想地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应通过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比例，逐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增强中央平衡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力度。

另一方面要做好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城镇最低生活费标准和扶贫工作，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能力，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相关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保证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助扶持，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