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汉学家
以世界眼光追寻东方汉学魅力——评《汉学与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
以世界眼光追寻东方汉学魅力——评《汉学与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作者：申田来源：《大学教育科学》 2016年第4期申田汉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狭义的汉学指研究儒学的学问或者明末清初研究经学名物制度、训诂音韵学等的考证学。
被大部分国外研究者所接受的汉学，指的是广义的汉学，即“中国的学问”。
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热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以总结性论文集而言，《汉学与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堪称其中精品。
该书以欧洲汉学学会会长的访谈口录开头，收录的多为“欧洲汉学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2004年）前后的研究成果，单篇文章短小精悍但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总体来看，该书虽然书名起得较大，但基本上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和时间范围。
整部书的篇幅不是太长，适合短期内配合其他相关书籍进行阅读研究。
从它的空间范围看，该书系在“欧洲汉学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的背景和推动下编撰而成的，自然其研究成果也不会局限于中国本土。
全书不仅收录了欧洲汉学家的论文，也总结了欧洲和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汉学研究的前景，可谓集东西方汉学研究成果于一体（但亚洲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论文未在此书考虑范围之内）。
该书首篇文章是相当出彩的《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瓦格纳教授访谈录》，采访者何休教授与瓦格纳教授的思想交流和互动令人印象深刻，具有引领全书的价值和作用。
书中用11页的篇幅，介绍了欧洲汉学学会的前身及其发展，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划代以及定义、二战的反思、文学创作的共性及个性等。
因为是口述记录而成的，偏向于口语化，语言也较为简洁。
第二部分是古代诗论文论研究。
第一篇系德国汉学家顾彬专门为此撰写的论文，主要探讨了文学中的人观。
作为全书古代诗论文论研究部分的开端，对于汉学和汉语言文学研究者来说，此部分不仅可令他们窥得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和宗教的一点看法，而且也是全书最令他们受到启发的文章，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
汉学家论文数据库论文：试论国家图书馆之特色数字资源“国外汉学家数据库”
汉学家论文数据库论文：试论国家图书馆之特色数字资源“国外汉学家数据库”[摘要]文章首先介绍汉学的概念和国外汉学发展的历史，然后从汉学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汉学家的国籍和所处的年代、数据库的结构和功能等诸方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国外汉学家数据库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汉学；汉学家；中国学；数据库；传教士introduction to the database of overseas sinologists ofthe featured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cheng binqin chen miaoyu（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ａｂｓｔｒａｃｔ〕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ion of si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and describes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base of overseas sinologis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detail,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function of sinologists,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database,and so on.〔ｋｅｙｗｏｒｄｓ〕sinololgy;sinologist;chinesestudies;database;missionary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友好相处的国度，唐代的长安、元朝的元大都几乎都是当时国际上有名的大都市。
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早早地联系在了一起。
漫谈西方汉学
西方汉学人所共知，东方学、汉学是西方殖民国家在向外扩张时期发展起来，号称是东方学家、汉学家的学者群体所建立的知识体系。
他们把他们的探讨和认知加到了他们塑造的对象上，东方学、汉学成为认知者对认知对象所施加的一种思想加工。
直到本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梁启超，赢得莫扎特式史学家之美称的学者雷文森（J. Levenson）的著作，仍被恒慕义（A. R. Hummel）口批评为中国只是存在于雷氏自己头脑中的中国。
无待赘言，当时东方学家、汉学家再现的事实以及他们再现事实的表达方式既然主要是他们的思想的加工，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对原本的误读，不尽符合实际真象，此其一。
他们所从事的再现，由于是再现，也不可能摆脱再现者使用的语言和语境的局限，不可能摆脱他们所从属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或政治立场的宰制，此其二。
因此，他们所理解和塑造的对象存在错误和盲域是无可避免的。
要求他们“政治上正确”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他们的理论架构，殆难摆脱欧洲中心、西方优越，正如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也难于摆脱“中学为体”一样。
这种情况如影逐形，如水就壑，既在研究过程中导致种种偏颇、扭曲，也在表述中掺杂上种种先入之见。
1969年，福柯（M．Foucault）发表了《知识考古学》。
影响所及，使西方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子社会宰制、知识为权力所决定等问题。
六七十年代，在意识形态非殖民化时期，阿拉伯世界陆续刊行一些著作，谴责西方学者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罪过。
1987年，赛伊德（Ed．Said）发表《东方主义——西方的东方观》推波助澜，促成东西文化相互关系、特别是权力与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又一轮激辩。
随着探讨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东方学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福柯提出“力量就是知识”（power is knowledge）用以代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那样简单。
一、西方学者的东方学、汉学著作的价值显然各有不同。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
以下是整理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国学大师辜鸿铭人物生平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
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
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
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
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一路向东——记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
豫了两叶人下乡 ＇ 搜集资料． 此外中国民Ｉ文艺研究会的连树声 司 先生和杨堑先生等人也大力楗供援助。 中国朋友们无私的帮助 和支持令李福清难以忘怀。 郑振锋先生１ ８ － 问莫斯科时， ９ ｆｉ ５ ￣
李 福清 抱着一 大堆孟 姜女资 料去请 教他， 郑先生 电 这， 见ｆ有 厶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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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吉尔吉斯斯坦去的回族后代， 至今谠甘肃与陕西方盲。 得知这 些， 挛福清决定暑期 去这些东干＾定居的地方学习汉语。 有的 老９劝他别去， 怕邪里的甘肃话影响了现 学的北京话， Ｅ 可李 福薄 Ｃ ： 穗 就算是有甘 肃话的昧儿， 也比列宁格勒味儿娩 拿着 父亲给的一笔钱， 李榴清在１５年的夏天坐火车来到当 ９１ 时苏联
淀而 的从比 林 （ 斯 成 丘 俄罗 科学 院通讯 院士 俄 ， 罗斯 审国 与东 宠
学夔基人。 ８８ 宣ｌＤ年至ｌ 匀 － 三在北京居住选Ｉ匀 氖） ３窆 受闻翰林 （ 原名阿列克谢耶夫，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 是
公认的汉学研究的权威） 的汉学研究氛围 李福清就这样开始了 自己为之奉献一 的汉学事业， 吐 他开始疯狂地搜集所能见到的
—
啾 于中国的资糕 购买一切有关中国的书氍 他常自嘲自己是 Ｈ 书果子” 至今仍在将各种汉学著作振潦 地运叵 ， 扎
李福清回忆起他剐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 那是大学开学
歌讲 故茕 李福 第一 游 次听 《 篓 到 孟 女哭 长
｝ ＊ 来 而诸葛亮、 吩 韩信、 粱 山伯与祝英台 （ 当地 人口 男学生和女学生 、薛平愦、 “ ） 薛仁
当李福清着手研究 《 孟姜女＊的故事日， 寸 搜集第一手材料 成了 问题 陈毓罴先生建议他给中国每个省文联写信谐他们
100名著名西方汉学家名单
法国
1921—
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
Jean Francoise Foucquet
富凯（傅圣泽）
法国
1665—1741
博览群籍，儒、道、诸子，古代经典，近人注疏，尤其是协助白晋对《易经》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Jean Pierre Abel Rｅmusat
雷慕沙
法国
1788—1832
对古代中国哲学理论、汉语语言、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领域成就更为突出
中国历史
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Тихвинский
齐赫文斯基（齐赫文）
俄罗斯
1918—
中国近代现代史、俄中关系、苏中关系、日本近现代史
DonaldHolzman
侯思孟
法国
1926—
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思想等许多方面，尤其以魏晋南北朝诗与乐府最为突出，同时对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EdouardChavannes
沙畹
法国
1865—1918
研究中国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
Grosier
格鲁贤
法国
中国历史、美术和文学
HenriMaspero
马伯乐
法国
1883—1945
中国古代史、中国佛教史、道教史、安南语、安南史
JacquesGernet
史华兹
美国
1916—1999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先秦思想史
Ezra Vogel
傅高义
美国
1930—
当代中国、日本
John King Fairbank
汉学家阿克曼的半生缘
/从一名燕园留学生到中国文学的翻译，再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建院院长、孔子学院总部顾问，米歇尔·康·阿克曼在中国度过了20年的光阴，尽管他说：“我在中国，永远只能是个老外。
”但他娶了中国妻子，也对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持续保持关注。
缘起少年时阿克曼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村庄。
他从小对艺术感兴趣，曾祖母是德国印象派画家，祖母也热爱艺术。
1968年，欧洲爆发了学生运动。
彼时，阿克曼正在慕尼黑大学读书，他认为社会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以此作为专业。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社会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便改学最冷门的汉学。
“我那时对实用学科不抱希望了，干脆就选了汉学。
”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其实，早在14岁的时候，一本讲述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新疆冒险的风景书《大山和小老虎》就让阿克曼对遥远的东方充满好奇和幻想。
年轻人脑子里都有两个世界地图，一个是书上的，一个是想象中的。
正因为异国是遥远的，加上想象，因此他倍感期待。
阿克曼选择研究汉学，不是出于政治，只是觉得神秘、好奇。
阿克曼的毕业论文还研究了中国的当代经济，并拿到了当年的最高分。
1975年，阿克曼拿到奖学金，和另外11名学生一起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学习中国现代历史。
在北京大学期间，虽然阿克曼常常和朋友们骑车进城，去走走看看，也会在寒暑假出去旅行，但对阿克曼来说，想融入40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社会还是很难。
于是，他决定到农村去，真正接触中国现实社会。
跟着中国同学，阿克曼去了河北农村。
他白天跟着当地村民一起下地干农活，晚上就听老乡们说一些家长里短。
时间长了，当地村民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对他好奇，教了他不少中国传统农耕知识。
当想象落入现实从北大毕业后，阿克曼回德国做了自由记者，还出版了《中国：门里门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私人旅行经验中的社会人群肖像》一书，在德国引起轰动。
正是因为那段宝贵的“知青”经历，当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流行起来，他读起来有了共鸣，由此开始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
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
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大家平时会关注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吗?关于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钱穆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当今国学大师有哪些：饶宗颐饶宗颐，大紫荆勋贤(1917年8月9日-)，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是蜚声国际的国学大师、汉学家，在中国研究、东方学及艺术文化多方面成就非凡。
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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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国际汉学界提要：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之广,历时之长,或可称最。
论国别则有法、英、德、美、俄、瑞典、瑞士、日本、朝鲜,论人物则包括夏德、钢和泰、伯希和、伊凤阁、高本汉、斯文赫定、尉礼贤、佛兰克、庄士敦、翟理斯父子、维列、苏熙洵、慕阿德、李约瑟、阿列克、戴密微、恒慕义、傅路德、魏特夫、狩野直喜、小柳司气太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
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
关键词:胡适汉学支那学正文：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就与国际汉学界交往之广泛,历时之长久而言,无人能出胡适之右。
这种关系,相当典型地反映出国际汉学界各派学者对于中国学术新潮的态度和看法。
其中部分史实前人已有所涉及,如胡适与青木正儿的通信,与钢和泰的交往等。
但在胡适研究各种形式的众多成果中,有关情形往往被忽略,不少史实还有待发掘清理。
这不仅可从胡适的海外“朋友”方面深入地了解其为人和学术,更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外学术界的呼应程度,因为胡适毕竟是近代中国“输入新知”方面的重要代表。
(一)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之际,西方汉学界的概况是:“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而胡适与西方汉学界的接触,刚好从较薄弱的英美开始。
1914年8月2日,尚在康乃尔求学的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原书影本。
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
胡适看后不禁道:“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
”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
涉足汉学,对于康乃尔时代的胡适实为不务正业。
但此番试笔起点不低,翟氏父子相承,在整体水平不算高的英国汉学界可谓出类拔萃,并得到欧陆同行的承认。
这对胡适改换门庭不无作用，后来转学到了哥大。
胡适在哥大很快结识了德国籍中文教授夏德,这是当时国际汉学界鼎鼎大名的学者。
他生于德国,在柏林等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以研究罗马喜剧获得学位。
后进入中国海关,其间业余研究中国问题,并被推举为南德巴燕邦学士院会员。
转学不久,胡适就从夏德处获悉,据端方说,哥大所藏中国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并非雍正年原版,而是总理衙门仿印。
但“雍正初版并不如后日上海图书集成书局所出活板之精,以原板铜字不完,或有所阙,则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对极精故也。
”胡适虽未获得学位,归国后却暴得大名,1922年哥大校长函邀其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史,为其谢绝。
这时的胡适,不仅忙于学术与政治,而且因为已成名流,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机会也逐渐增多。
当时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几十人参加。
其成员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联系。
胡适因此与流亡的俄国东方学家钢和泰和时任帝师的英国汉学家庄士敦(R. F. Johnston)经常来往。
短期访问波恩大学和牛津大学后,进入俄国外交部,然后到彼得堡大学任梵文和印度学副教授。
这时期研究兴趣转向中亚及中印关系,特别是佛教领域。
他在文友会听过钢和泰关于“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等学术演讲,又共同参与推动文友会倡办的“东方学图书馆”,并经常一起进行学术交际活动，了解其从事的汉、梵、藏等文本佛经对勘,对中国大有益处,而国内无人能及,加上港督和美国公使都对钢男爵特别礼重,呼吁“中国应该为世界爱惜此人”,因而对其敬重有加。
胡适与清废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早有交往,两人经常共同参与一些中外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交流应酬活动。
胡适看过庄关于董鄂妃非董小宛的考证文章,觉得引证甚博,又曾参观其在当时京城也号称丰富的私人藏书,知其遍游中国,很有学问。
不过胡适与之共鸣最多的是对传教士的看法。
胡不信教,对教徒虽无偏见,对反教会者却不乏好感。
而庄士敦“最恨传教士,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
英美考察教育团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时,庄与胡适等人一起,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
1922年5月胡适入宫见溥仪,引起普遍不满。
此事与庄多少有关,入宫前胡适还专门向其打听宫中情形。
特别是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公开表态反对,激犯众怒,博得庄士敦的好感。
而且胡适不相信人们对溥仪密谋复辟的指责,却深信庄士敦等“并没有什么复辟谬论”。
（二）在20世纪30年代各国驻华使馆多用汉学家担任相关职务,这一时期胡适认识了德国使馆的文学顾问(胡适称为头等参赞)尉礼贤(R. Wilhelm)和苏俄外交代表团的伊凤阁(A. I. Ivanov),两人均为欧洲汉学名家。
尉礼贤1899年作为牧师来华,因仰慕孔教,取今名,字希圣。
他在华2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慕不已,自称山东人。
义和团事变,他为中国辩护。
后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凡入校学习德文者,须精通中文。
民初与流寓青岛的遗老们组织尊孔文社,聘劳乃宣主持,日与讲论经义,并在其辅佐下翻译儒教经典。
本来他想在华传播西方教义,但据说从未吸收一人入教,反而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宣传中国文化,以致有人批评其“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
1921年,尉礼贤趁战后欧洲本位文化自信动摇之机,回国到各地演讲,鼓吹中国文化,受到热烈欢迎。
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
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
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
胡适不赞成儒教,对崇儒尊孔的中国人乃至日本人无甚好感,但对由西方文化背景而来的笃信儒学者如辜鸿铭、尉礼贤等,却能容忍几分。
这大半因为他以为后者出自真心,且不失君子之风。
1922年,尉礼贤回到中国,任职于德国驻华使馆。
是年5月,胡适识之于德使馆,知其精通汉文,已将十几部中国古书译成可读的德文,并曾试译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
后来又在文友会听尉礼贤演讲《易经》的哲学,虽认为“大旨用我的解释,没有什么发明”,但觉得尉氏能赏识其对“太极”的一点新义,“亦是难得”。
在学术上,胡适与尉礼贤异趣,而自认为钢和泰的同道。
他曾与钢和泰等人谈及:“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忱,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
”他们自己则“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忱”,但也自有奋勇处。
1923年,尉礼贤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北大国学门的活动。
归国后在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院,“专宣传中国文化,其意在于使德国感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缺点”,成为德国独立研究中国学及沟通中德文化机关的起点。
1926年10月,正在欧洲的胡适应邀前往法兰克福出席该院第一次秋季大会并发表演讲,尉礼贤亲自到车站迎接。
虽然胡适在剧院观看上演尉礼贤所译中国戏“梦蝶”和“劈棺”,觉得不坏,仍认为“其方法则一意盲目地说中国文化怎样好,殊不足为训”。
其实旁观者看来,胡适的拼命学西方与尉礼贤的拼命学中国,均属反常,“各个民族,总要能保持他的特性才好”。
胡适与伊凤阁相识,是在1922年8月李大钊宴请苏俄外交代表之时。
伊从旧俄时代起,已是有名的汉学家,任教彼得堡大学时,指导过留学俄国的高本汉,尤其在号称绝学的西夏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席位。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研究分成新旧两派,旧派沿袭欧洲汉学传统。
30年代以前,已是彼得堡大学正教授的伊凤阁随越飞前来北京。
他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聘为导师,指导研究西夏国文字与西夏文化,同时开设西夏语课程,并担任歌谣研究会的特别指导,与同是国学门成员的胡适时有接触。
1923年12月,胡适任编委会主任的北大《国学季刊》刊载伊凤阁的论文《西夏国书说》,认为西夏文是由《说文》篆字推演而成。
不过,苏俄汉学界的旧派学者对胡适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欧化偏向不以为然,伊凤阁似也有所保留。
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
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以免被误解为“保存国精”、“发扬国光”。
他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其中经学、文学、哲学都没有什么宝贵东西,青年应尽量少走,而未经科学方法训练的人也不能走和不配走,进而呼吁“少年朋友大家要走生路!”得到在座的马幼渔、徐旭生等附和赞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对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考古学影响甚大的加拿大解剖学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瑞典地质学者安特森、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利普(A. W. Grabau)、法国地质学者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交往。
他曾经以这些外国学者的成就,说明西洋科学方法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要:“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
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是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
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运动之事。
1922年2月15日,在文友会讲演《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这应是欧洲人首次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丁文江持梁启超之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不当包括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
胡适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
后来王克私再就文学革命运动采访胡适,在胡的帮助下,修改成同题长文,刊登于1922年4—6月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分会的《新华学报》。
胡适的见多识广成就了他在学术界与政界的辉煌事业，他的广泛交际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
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做到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汉学界不可多得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