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_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陈蕾蕾内容提要: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重读乔治·艾略特的早期作品。

文章首先揭示作者取材于历史,通过历史“再现”,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界限、确立“边缘话语”立场的创作方法;其次,从作品中暴露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性别压迫及宗教迫害等问题,剖析作者消解中心意识形态的创作倾向;最后,从小说中的道德说教、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及人文主义的宗教思想,剖析作者对中心话语质疑、颠覆之后的一种重建愿望。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　亚当·贝德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新历史主义乔治・艾略特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以其博学多才和反传统的身世倍受瞩目,而她的作品更因其冷静深刻的哲学思索、对人文社会政治的关注成为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热点。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许多学者又纷纷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解读她的小说,使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新的气象。

¹但是,她的早期作品º还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整体走入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野。

»由于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政治性解读,所以,新历史主义者多把目光投向艾略特的后期作品。

¼4事实上,艾略特的早期小说已表现出她创作思想与新历史主义的偶合。

透过她所描绘的清新自然、古老怀旧的乡村生活的图景,我们发现作者取材于历史,通过历史“再现”,打破历史与现实界限、确立“边缘话语”立场的创作方法;同时也看到作者暴露了阶级矛盾、性别压迫及宗教方面等诸多社会问题,从而显示了她消解中心意识形态的创作倾向;而她小说中的道德说教、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及人文主义的宗教思想更表达了她对中心话语质疑、颠覆之后的一种重建愿望。

本文将尝试从这一新历史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艾略特的早期小说,并以此展示艾略特早期创作的新层面。

一乔治・艾略特早期小说的创作与她本人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当时社会、知识界对她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从自己的感情世界、生活的周遭环境及阅读的文献资料中索取创作的素材,并找到了一种立足平民、书写大众历史的边缘性话语立场。

英国当代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专家詹妮弗・尤葛娄在细读乔治・艾略特时曾说,研究文学不能把它与它产生的年代割裂开来,不能无视作者的性别(g ender)和背景。

½同样,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探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创作观,首当其冲是追溯她的创作源泉。

我们发现,艾略特总是对她幼年生活过的沃里克郡(Warw ickshire)乡村环境情有独钟。

事实上,她早期小说中描述的事件、人物及环境都来源于她在故乡成长时的见闻与经历,来源于她对儿时乡村生活的记忆。

在这一点上,威廉・华兹华斯对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次读华兹华斯的作品,就引起她强烈的共鸣:“我从未读过一本书能如此确切地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情感。

”¾华兹华斯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在《序言》中表达了对乡村下层人民生活的深厚感情,并认为保持儿时的记忆、回想过去的自然事物可以安抚净化人的心灵。

深受这一创作理念的影响,艾略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贝德》(以下简称《亚》)写的就是一个乡土故事,并取材于姑母给她讲过的真实的故事。

第二部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以下简称《弗》)更以艾略特早年家乡生活为蓝本,女主人公玛吉的童年轶事,青少年期的痛苦彷徨,与哥哥的兄妹之情,都是作者本人记忆碎片的重新组合。

《织工马南》(以下简称《织》)描述的也是一种古老、过时的乡村生活,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幼年时曾看到过的、“一个背上背着袋子的织工”的形象。

¿除了重拾旧时的记忆来构筑她的小说世界,艾略特也用她所汲取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营造小说的主题及哲学意蕴。

翻译施特劳斯的《耶酥传》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实质》使她确立了人文主义宗教观,摒弃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À从施特劳斯的理论、斯比诺萨(Spinoza)的《伦理学》,她演绎出自己的“同情学说”(doctr ine of sympathy):主张尊敬平凡的事物,同情人性的弱点,珍视人面对生活的挫折时表现出的勇气和忍耐。

Á此外,艾略特得益于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乔治・康布(Georg e Co mbe)的颅相学决定论,构筑了她“因果报应”的观点。

费尔巴哈认为相信上帝的旨意就是相信人自己,相信自己该有所得(失)。

b k康布的颅相学的原则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其观点,而观点又取决于其颅骨的构造。

他在《人的构造》一书中既强调颅相学的决定论,也突出了人思想的变通性,坚信人类的进步。

这就是为何艾略特小说在体现因果法则的同时,对人类及社会的进步也抱有深信不移的态度。

德国当代新历史学家卫曼的“拨用”(appropriate)观点认为,作品不断拨用过去的文类和素材,目的是赋予其新的意义,再现另一种历史。

b l艾略特在早期创作时反复拨用旧时生活、记忆的素材及各种思想观点,又试图用这些“历史碎片”再现怎样的历史呢?在《亚》中她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让我们崇尚另一种美,……不要……从艺术的领域中排斥掉那些用粗活磨损了的手擦洗着红萝卜的老妇人,那些在阴暗的小酒店里休息的粗笨的乡下人,……我们必须记住他们的存在,否则我们就可能把他们排除在我们的宗教和哲学之外,去构建只符合一种极端情况的高尚理论。

因此,让艺术时刻向我们提到他们,让我们如实地再现平凡的事物……b m在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中,艾略特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属于“极端情况”的传统历史中记载的伟人伟业,国王英雄的历史功绩,而是诸如木匠、磨坊主、乡村织工等最普通的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坎坷命运。

这正是格林布拉特(Gr eenblatt)的“文化诗学”所倡导的“小历史”——一种进入社会边缘生活层面的历史的阐释。

对新历史主义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的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也说过: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言语再现那些被掩埋的话语,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他们重述了什么,取决于他们用新的言语重述大量被掩盖的话语。

b n这正是艾略特早期创作中“再现”历史时采取的新历史主义的边缘性创作策略:她再现的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不是“通史家”描述的横向发展的“大历史”,而是在“大历史”的一个切面上展示社会中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事物,倾听新的,被忽视、被压抑的边缘的声音。

通过历史取材,“重述”边缘话语这一新历史主义的“厚描”策略,b o作者对中心话语进行挑战、质疑,并试图实现对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重塑和巩固。

二艾略特魂牵梦绕的19世纪英国乡村的田园生活并不象它表面看上去那么平静和富有诗意。

大卫・莫斯在他研究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的专著中,论述了这一时期英国强大、稳定、和平的背后所隐含的动荡及不安定因素。

他对当时“英格兰”所涵盖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是这样描述的:英格兰与工人对立而维护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它意味着拥有财产和社会地位;……成为男性而非女性;守法而非暴力;体面满足受人尊敬而非怨声连连声名狼藉。

b p可见,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隐含着阶级分化,性别歧视等诸多社会问题。

艾略特在早期创作中,以深刻的历史意识洞察了乡村百姓历经的不平现实,彰显了由此产生的痛苦心灵,用边缘的声音质疑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及其蕴涵的意识形态。

艾略特早期小说真实再现的19世纪前后的英国乡村的田园生活曾是众多的评论家有口皆碑的。

然而,新历史主义的透镜呈现的是田园图景中的不和谐因素,即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下阶级矛盾、性别歧视的无形张力。

《亚》中干草坡村波塞太太和老乡绅的一场辩驳从女性和农民的双重边缘立场出发,向地主特权阶层发出了挑战的声音,同时显示出农民阶层内部潜在的颠覆性力量。

b q阿瑟和《织》中高德夫雷在等级观念的操控下,利用牛奶房女工海蒂、酒馆女招待莫莉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憧憬,不负责任地玩起感情游戏,最终导致这两位下层女子一个身陷囹圄一个惨死雪地:作者赋予海蒂和莫莉阶级、性别的双重边缘身份,用其共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社会中阶级压迫和性别剥削的不平现实,以及由此引发的痛苦、彷徨、无助和最终的悲剧。

如果说波塞太太的抗争,海蒂和莫莉的悲剧作为新历史观倡导的“符号”昭示读者关注社会中等级森严的不平现象,那么,《弗》中玛吉的命运作为另一个“符号”则集中反映了男权话语主宰和支配的英国维多利亚社会中女性权利与自由的缺失。

童年时代的玛吉去吉卜赛人的驻地寻求她心中的自由,却为人不齿;b r她渴求知识,却被剥夺了与哥哥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父亲破产后她辍学在家,内心仍充满着对知识、情感和生活的热切渴望,而这种渴望却被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家庭天使”b s的身份抹杀。

玛吉身处男权话语操控的社会,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以至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答案,直到最终她被泛滥的洪水吞噬,我们看到的一直是一个女性心灵在男权社会压制下的孤独、痛苦和压抑。

无疑,作者以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对“角色焦虑”和“角色反抗”的关注挑战了维多利亚的男权话语。

除了阶级分化和性别歧视,艾略特还对宗教中的非人性因素表现出质疑态度。

《织》中兰顿亚德教区里,被视为典范的最虔诚的宗教信徒马南,被灌输的是泯灭人性的加尔文主义的抽象教条,这种迷信的教条让虚伪奸诈的威廉阴谋得逞,判善良、纯朴的马南有罪,使他放弃信仰,流落他乡,成为只会织布数金币的行尸走肉。

因此,同社会秩序的不平一样,神学的宗教给人们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带来的同样是苦痛、迷惘,甚至是精神世界的崩溃与消亡。

这是作者对宗教中非人性因素最彻底的颠覆。

无论是通过对阶级压迫、性别歧视的揭露,还是对宗教迫害的彰显,艾略特都在试图渲染维多利亚时期权力和权威的历史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内心的焦灼、苦闷、压抑、抗争。

通过对人物心灵史的展示,作者以边缘话语的立场拆解了等级至上、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和态度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并对一切不合理因素予以颠覆。

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创作手法一方面解构了主流历史(“大历史”)的客观性,同时把“他者”从历史舞台的边缘推向中心,体现了其消解旧历史主义中心论的理论观点。

英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乔那森・多利莫尔的“文化唯物主义”关注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效果”,把文学的政治功能归纳为“巩固”“颠覆”“遏制”b t。

那么,在消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话语之后,艾略特又是如何对意识形态进行构建和巩固的呢?下面一部分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三意识形态的重塑基于艾略特的人文思想。

1851年,艾略特做了《威斯敏斯特评论》副主编后,在大量的阅读、撰写论文、书评及翻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主义哲学观。

在质疑颠覆了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男权话语和神学宗教之后,她的人文思想便从她的道德说教(m oral teaching)、对女性角色定位及人文宗教三个层面反映出来,参与对意识形态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