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妙笔生花——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做到妙笔生花——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开宗明义，先讲两例：

一个是曾国藩修改“报告”的故事：

相当年，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开战之初，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有几次差一点掉了脑袋，因此，师爷给清朝中央政府写战况报告时，如实汇报战争之惨烈，声称时常处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境地。曾国藩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朝廷看到这个报告，必定认为自己指挥无能，湘军打仗无能，这还了得！曾国藩毕竟是文坛高手，他用笔轻轻一勾，把两个词的顺序颠倒了一下，变成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真是妙笔生花，湘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顽强作战的英雄气概和形象跃然纸上。果不然，朝廷看过战况报告后，并没因为他们打了几个败仗而怪罪，反而对他们“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大加赞赏。

再一个是龙云妙笔救民主人士的故事：

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云南省的省政府主席龙云手下关押着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特务头子沈醉奉命带了一批人去云南，准备杀掉这些民主人士。当时，龙云正在与共产党秘密联系，进行谈判，不愿杀害这批民主人士。就拍电报请示蒋介石，老蒋当时口述了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逃。”龙云见了电报非常为难，旁边有人给他出主意，将电文改一下，他一听感到是个好办法，随即大笔一挥，将电文改成“罪无可逃，情有可原”。沈醉来到一看，老蒋这分明是不杀之意嘛！就这样，这批民主人士逃过了一劫。后来，沈醉回去跟老蒋汇报，老蒋一听当下大骂“娘希匹”，但电令已出，覆水难收，只能怀疑自己当时脑袋发晕或是秘书记错了。

从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说“妙笔生花，一字千金”并不为过。拿破仑有句名言：“新闻记者的一支笔，顶得上十万支毛瑟枪”。机关干部要想有作为，就要努力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做到妙笔生花。

第一，材料追求要“四有”

在撰写材料、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机关的同志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虽然各种体裁的文字材料，如决定和决议，工作总结和会议报告，首长讲话和典型材料，乃至公函、书信、通知等，都有其各自的写作特点，但在本质上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一是要引人看，要有吸引人的力量。不仅开头引人看，还要让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二是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目的就达不到。三是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能够体现这三项要求的，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而要使写出的文字材料呈现出“三性”要求，就要注意做到以下“四个有”：

（一）要有思想作灵魂

古人讲，“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字材料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如果把一篇文字材料看作是一个人体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

思想的文字材料，是一个神采奕奕的活人；没有思想的文字材料，是一具直挺挺的僵尸，优劣不言自明。

所谓有思想，就是文字材料要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机关干部写材料，无论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阐明某个观点，说服他人相信，争取各方支持，推动工作落实。如果一篇材料，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看过后，根本不知道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需要什么，这样的文字材料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真正好的材料，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些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些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是一篇生机勃勃的好文章。

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凡是那些千古不朽的作品，都赖于它能表达深刻的思想，给人以震撼力、感染力和说服力。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能流传至今不衰，主要还在于文中洋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诸葛亮的《出师表》，也就相当于请战书或决心书，之所以流传下来，也在于文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高尚情怀。

文章赖“思想”而永生，无“灵魂”而猝死。起草文字材料，一定要注意把思想提炼出来。那么，如何使写出的材料有思想？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起草一个文件，或者讲一篇带有指导性的讲话，总应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思想就是善于抓问题，抓住了问题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提炼“思想”的技巧有这么几点：

1、把上边的东西实际化。起草文字材料，应以上级指示和要求为指导，但决不是上边东西的简要抄袭。有些东西在上级是“思想”，在下一级简单照搬，不一定会被人们感到是“思想”，还可能落个“传声筒”的名声。正确的做法是，紧密结合单位实际，把上面的东西细化，把普遍的要求个性化，在上情与下情结合中，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和办法，既不违背上级精神，又能突出单位特色。

2、把具体的东西政治化。公文写作最忌讳就事论事，从现象到现象，只见事不见人，或只见人不见思想。这就要求动笔写材料的人，要善于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待具体问题，从一般的现象中看出不一般的本质。能够做到，着眼上边向下边看，看提出的观点对不对；着眼外面向里面看，看提出的观点新不新；着眼全局向局部看，看提出的观点指导性强不强。

3、把传统的东西时代化。写文字材料最怕语言陈旧，信息陈旧，事例陈旧，观念陈旧，“重复过去的故事”。要使写出的文字材料有思想、有新意，必须给传统的东西赋予时代的内容，以增强时代感和针对性。使人感到有新思想、有新语言、有新事例，这样才能使传统的思想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焕发活力，保持威力。

（二）要有事实作筋骨

任何一篇好的文字材料，都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而是通篇充满着事实的力量。思想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道理是用事实阐发出来的，经验是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即使鞭鞑的各种消极现象和消极因素，背后也都有事实为左证。简言之，一切都要有事实作支撑。

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很受启发。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联合国决定降半旗致哀。而为一个国家政府首脑降半旗，这在联合国还是第一次。当时，有的国家代表提出异议，今后是否各国总理逝世后都要降半旗？为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联合国总部

大厦台阶上作了《一分钟的演讲》：哪个国家的总理像周恩来那样，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而且始终相敬相爱？哪个国家的总理像周恩来那样，无比热爱他的亿万人民，自己却没有一个子女？哪个国家的总理像周恩来那样，虽然他的国家家大业大，而自己却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如果是这样，逝世后联合国也为他降半旗。听完这《一分钟的演讲》，联合国所有官员都折服了，在半旗垂落下，怀着崇敬的心情为周恩来低头默哀。这就是事实的力量。

一般来说，事实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人。但只有事实还不够。在写作时，你还要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一事实交代清楚，写得完美，使人读起来有兴味。大文豪郭沫若在答《新观察》记者问时，有这样一段话：“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郭老讲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仍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

学会用事实说话，首先要扭转观念上的一个误区，认为机关公文不能太具体、太实际，不然就会缺乏普遍指导意义。由于这个思想的指导，有的在起草过程中，总是追求原则化、理性化的东西。表面上看，这样的材料立意很高，气势很大，实际上却是很“虚弱”，里面多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大话、空话、套话。这样的文字材料写得再多，也只是应景文章、表面文章，对工作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应走出“坐而论道，从虚到虚，原则来原则去”的误区，不断提高用事实说话的能力。

1、善于运用自己调查的资料。这就要求动笔前，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过去搞新闻时，听到一个“七分采访，三分写作”的说法，感到很有道理。机关干部起草公文也可以借鉴这个“三、七”律，有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就不用闭门造车，绞尽脑汁空洞编造了。

2、善于运用数字资料。数字本身枯燥无味，但如果运用得当，就会极大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说服力。比如，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楷模，用什么样的赞美语言歌颂都嫌不到位。有一份材料用了这样一串数字：“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2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有这一连串数字，任何赞美的评价都可视为是多余。

3、善于运用科研成果资料。科研成果中，有自然科学的，有社会科学的，根据文字材料需要，都可以适当运用。比如，我们经常论述坚韧不拔的精神，有的文章就列举几位名人的韧性：达尔文《物种起源》用了27年，歌德的《浮士德》写了60年，司马迁的《史记》用了18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达19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30年，章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18年……通过这一座座丰碑，我们仿佛看见了这些名人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毅力坚韧，百折不挠的高大身影，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说服力。

4、善于运用典故资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其中有的事例不一定真实，所阐述的思想内容却是真实的，运用得当，可使文章增辉。我看到以前李瑞环同志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的讲话稿，其中就运用了一个典故：古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京城田氏三兄弟田真、田庆和田广，一直和睦相处，庭院中有棵紫荆树，也长得花繁叶茂，但后来他们闹别扭，要分家，紫荆一夜之间就枯萎了，兄弟三人大为震惊、大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