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_来自中外学者的对话

旅游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来自中外学者的对话*张晓萍1，Nelson Graburn 2，张鹂3（1．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加州伯克利94720，美国；3．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加州戴维斯95616，美国）*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 ）教授2011年8月在云南香格里拉国际会议上作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的主题发言。

格雷本教授在近10年中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的学者和旅游企业家一起交流和探讨。

2011年夏天在昆明，格雷本教授与张鹂教授、张晓萍教授就旅游与人类学之间的相关关系和本土化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作者根据三人对话整理成本文。

［收稿日期］2011－11－01；［修订日期］2011－12－09［作者简介］张晓萍（1957－），女，云南大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E-mail ：xpzhang21@sina．com ；Nelson Graburn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及旅游人类学；张鹂（1965－），女，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都市文化人类学及心理人类学。

［摘要］文章指出，在当今世界，各学科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旅游人类学也如此。

人类学与旅游学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学科独立的问题，而应该是互补关系。

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已成为必然。

唯有如此，旅游学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跨学科；介入［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1－0011－06旅游人类学自从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后已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中外学者都已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旅游这一复杂多维的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也引起了相关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其中，对旅游人类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及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成为热门话题。

一、旅游与人类学：跨学科的研究张晓萍：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旅游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这30年间，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从早期的单纯的旅游经济研究，发展为涉及不同领域、多学科的研究。

旅游管理也不再是旅游经济管理的代名词，而是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成为一门特殊的管理学科，包括有微观的管理和宏观的管理。

就微观层面而言，诸如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人力资源管理等等，但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如对人文资源的管理、旅游者的管理、生态的管理、社会文化变迁的管理等等，这些管理远远超越了经济管理的内容。

正如加法·贾法瑞（Jafar Jafari ）在《旅游百科全书》“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最大产业。

通过旅游，人们可以纵横世界，跨越没有连接的通道，走进无标记的山谷，发现从未被人们关注的地方和处女地，遇到背包客和探险者”（……travelling uncharted terrains ，crossing unbridged passes ，falling into unmarked canyons ，finding unattended niches ，and even discovering virgin lands and meeting other fellow backpackers and explorers ）［1］。

但是，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许多由此引起的新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旅游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特别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

为此贾法瑞指出，这些问题是“埋藏在经济层面下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更值得研究”。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产生的新兴学科———旅游人类学，正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和高度，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探讨这些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还打破了早期单一的旅游经济研究的疆界，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丰富了旅游学的研究内涵，使旅游学的理论研究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并与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市场营销学、酒店服务、休闲学、管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等交叉融合，对当今世界的旅游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当今的旅游学者们不得不用独特的眼光去看待旅游业的研究和发展。

综观旅游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在世界各地，旅游业开发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轨迹：那就是旅游业开发一开始都是从经济的目的出发，但到一定时期，人们就会发现旅游业的开发对东道地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这似乎已成了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

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旅游业的研究，当然包括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才会越来越深入，研究的内容也才会越来越多。

这些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起了西方人类学家的注意，他们发现了人类学与旅游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发现称之为“如获珍宝”（serendipity）。

诸如人为什么要外出旅游？其目的和动机到底是什么？旅游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人类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

而旅游人类学的产生，为破解这些问题做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理论诠释。

旅游人类学不再被看作是“另类”，旅游人类学由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2］。

而中国旅游业30年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轨迹，只不过与西方相比晚了几十年。

其实，从字面上来理解，旅游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

这与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文化学、旅游生态学等一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旅游。

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研究旅游———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以及由此引起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说旅游人类学最早来自西方，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西方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在对他们称之为“第三”和“第四”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研究时发现，随着大众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他们生活的圈子，离开大城市，到那些被认为是“奇异”、“原始”和“神秘”的地方去旅游，而他们的到来给这些东道地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引起了人类学家们的深切关注。

这也说明，善于观察和捕捉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新事物，是人类学家所应具有的“素质”和“灵感”。

凭着这些“素质”和“灵感”，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内容扩大到了对旅游———被他们称之为“人类探索行为”的活动的研究当中。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比西方晚了约20年，但当旅游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同样出现了西方国家旅游发展中出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当时没有人用“旅游人类学”几个字来表述，但当时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如潘盛之的《旅游民族学》［3］、刘振礼的《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4］等等。

所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把旅游学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然而，自从旅游人类学被引入中国以后，一直存在着学科归属上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应属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范围；而有的学者认为，对旅游的研究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更要从文化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来研究。

正如经济学家于光远1986年在《瞭望》上发表的《旅游与文化》一文中第一次指出的那样：“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也是一种文化生活”［5］。

而文化人类学就是专门研究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旅游在内。

旅游人类学对管理学的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旅游管理研究者来说，他们把旅游看作是一个产业，是一种经济活动。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而缺乏案例研究。

本人作为商学院的一名教师，教授的范围似乎必须围绕“管理”二字，所以我所带的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时常常很紧张，担心写出来的论文因为是“人类学”不是“管理学”而通不过答辩。

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管理学被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

但许多事实证明，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旅游人类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已远远超越了其他的旅游研究领域，原因是人类学所研究的就是人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旅游也不例外。

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都会出现一些共同的问题。

其中有些问题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例如旅游业开发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旅游业开发与遗产旅游的关系、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旅游发展与文化认同、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等等。

这些问题是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多元化的、全球化的时代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所以，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观察，不断探索，探寻出旅游业合理发展的途径，是人类学家们和所有关心旅游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们的共同使命。

这再次证明，旅游人类学是一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学科。

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以下简称格雷本）：我认为，对于学科归属问题，刻意地把旅游人类学划分为哪个学科这样的做法已经过时。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跨学科或各个学科之间的交融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趋势。

这与我们研究的对象有很大的关系。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一般就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就是选择一个点，或一个村落、一个民族地等，人类学家到那些地方进行田野调查和作业。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研究的对象都产生了改变，例如旅游者、移民、难民等，这些人被称之为“移动中的目标”（moving target），因为他们都是在移动当中的。

例如现代旅游被一些人类学家称之为“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迁徙”（migration）。

所以，作为人类学家，就不可能只待在某个地方做长期的调查，而要随着旅游者到处行走。

研究方法也要随之改变。

所以有两个目标（target）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你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你的研究是要维护自己的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那么这样狭隘的做法就会排斥其他的学科，如人类学就不因该嵌入到旅游学科里。

他们所做的研究都是要围绕自己的学科，而不接受其他学科。

第二个目标，那就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做研究的目标是要解决问题。

既然要解决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肯定也要涉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管理学、经济学等。

这些方法（approaches）就必须要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前提下，做跨学科的研究一定有其优势。

目前在中国的一些大专院校开设了旅游人类学的课程，把人类学纳入旅游管理学当中，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并具有发展前景的。

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给管理学带来有意义的东西，而人类学家也可以从经济学和管理学家那里学到有意义的东西。

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

不要人为地单纯从学科建设上来看旅游人类学或其他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等，而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彼此的介入（intervention）。

一味地谈论学科建设或维护学科建设，实际上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

当然，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因为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