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王铭铭
参考书目
1、《人类学》，招子明，200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2001，在《费孝通文集》第二卷，群言出版社。
另有1986江苏人民出版社（戴可景译）版；3、《文化的解释》，克利福德-格尔兹，199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黄应贵，2010，商务印书馆。
5、《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凌诺斯基，2002，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6、《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埃德蒙-R-利奇，2010，杨春宇、周歆红译，商务印书馆；7、《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特纳，2006，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
复试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同初试。
1、《人性之窗：简明人类学概论》（第三版），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尼著，范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2、《人类学》，招子明、陈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江村经济》，费孝通著，戴可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4、《乡土中国》，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5、《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6、《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7、《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英】特纳著，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A.教科书、参考书部分，①《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夏建中）,这本书的特点就是讲解清楚透彻，即使零基础的人也可以读得懂，记住里面某些重点的理论，其实纵观考研的试题，几本古典进化论部分考的微乎其微，可以不作为重点，但是想列维·斯特劳斯，还有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这些就成为了重点，格尔茨一直被当成了靶子来批评的，具体可参见一下蔡华老师对格尔茨的批评。
②《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埃里克森著），这本书写的很好，这本书在朱晓阳老师的人类学导论课是作为课前阅读教材来讲解的，人类学导论是一门通选课，如果你没上过的话，直接阅读这本书就可以了，其课程内容就是基于这本书，在试题中的体现比如，萨林斯的“并置结构”，这个概念好迷惑人啊，在这本书可以找到出处。
王铭铭评论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第一篇[1]美法村——村落视野中的家族、社会与国家1、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者批判的运用Giddens和Gellner有关国家、社会、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转型史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社会国家。
传统国家（城邦、封建帝国）时代，阶级分化十分明显，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格局差别，还有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局限在城市）。
这两个说明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也没有军事力量的垄断（民间力量很大），很大政策只能在贵族阶层有效，对一般人们缺乏约束力。
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过渡时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
首先，疆界被确定，国王变成了国家主权神圣性和分立性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面性的规范。
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基础，它为后者提供了疆域概念和主权性。
现代化国家，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资资源的增长，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的发展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
进而法律成为全面准则、税收成为国家控制工业手段，科技的发展使国家强化了对社会的监视力。
2、社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广到社区，可以说是，原有的自立的社区及外联区体系、经历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区位限制，走向行政社区化的历程。
因此分析陈氏家族如何从一个以地方权力为中心的家族社区，转变为一个被现代政府所渗入的，具有正式权力机构的社区。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绝对主义国家时代的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仍被沿用，同样地，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官僚——继嗣帝国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制定也存留下来。
这种历史的绵延使得汉人社会的地方性制度在现代化中得以诞生，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传统的复兴”、“社区生活的回归”。
因此，笔者试图指出，现代性是一种理想模式，并不是社会现实，因为它忽略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
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通过对美法村十几年地方性制度分析，说明了（1）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造成了民间社会对旧的家庭模式的新需求，导致传统家庭意识的复活；（2）由于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的解体，集体机构的力量减弱，社区的生产和生活的社会互助缺少组织者和资源，因而旧的家族房桃关系、婚缘关系作为社会资源重新回到美法村；（3）近年民间对自己的历史和认同的追求，进一步引起了传统公共仪式的回潮。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本文描述了社区研究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历史。
尤其是50 年代以后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这种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意见,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研究。
实际上,社区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
然而,小地方的研究与对大社会的理解,二者间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做方法论的立业之基。
1935年,吴文藻先生曾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
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
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
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
”（注1）50 年代以后,社区研究法被欧美汉学人类学界引以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
首先,一些学者对社区研究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之后,一大批从事中国社会具体研究的人类学者又以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不同的论述。
他们所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小地方的研究与大社会的理解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汉学人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来说,一如吴文藻先生所言,社区无疑是田野调查的可观察单位,但是这种单位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如何? 怎样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小单位透视“复杂的”中国社会? 则是他们历来无法回避并贯穿于本世纪汉学人类学( sinological anthropology) （注2）史的大问题。
社会整体观的兴起本世纪20 至40 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方法论的革新时代,这个革新时代与“社区”概念的出现关系十分密切。
在功能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本世纪20 年代以前,人类学者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之中。
人类学是什么
人类学中的人文世界——读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近年来随着人文社科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并了解人类学这一学科，诸如田野工作、亲属制度等人类学名词也让人耳熟能详。
列维-施特劳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刚接触人类学时的兴奋心情：“我的思想从封闭的学究哲学的圈子逸出，在户外饱吸清新的气息，精神为之一震。
像一个漫步于山间的城里人，我陶醉于广阔的天地，而我诧异的眼睛难能摄入富裕和繁多的情景。
”这句话既表达了列维-施特劳斯对于人类学的喜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类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学科。
因此，刚刚接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人难免会觉得无从下手，而王铭铭老师的《人类学是什么》一书无异于是一把让人轻松步入人类学殿堂的钥匙。
一、关于《人类学是什么》《人类学是什么》是《人文科学是什么》丛书中一本，是王铭铭老师应邀为所有爱好人类学的人编写的入门读物。
王铭铭，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等。
这本书始印于2002年，正值世纪之交。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面临着极大的机遇，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怎样应对挑战这一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是设法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的发展。
我们已经走过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现在的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要学习人文科学知识。
而人类学是一门注重体会和理解的学科，怎样避免铺陈把它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说清楚呢？“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在所著的《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准的方式来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
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人类学是什么》，P1）。
而王铭铭老师也正是这么做的，在本书中他以明快、简洁的语言介绍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象、内容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等。
一位人类学家的历史观与历史研究——基于《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区系理论的影响，作者以泉州为中心的区域发展周期 相应地划分为几个阶段：①汉人南渡，在边陲地带内 部拓殖，营造生产基地和居住聚落，形成核心区位，并 逐渐形成区域交换体系，进而在人口压力下转向海外 贸易；②唐中后期至元代，多重经济势力促使泉州海 外交通的核心地位和内部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形成； ③元末至清，区域性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引起了泉州 核心地位的式微；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在西方 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现代性成为泉州区域的主流 诉求[1]90。
此外，作者还借助费孝通先生对于城市的论述， 将 泉 州“ 城 ”与“ 市 ”的 消 长 关 系 与 区 域 周 期 的 生 命 过渡联系起来，来看泉州从聚落到区域贸易网络，进 而发育成具有突出个性的经济、政治、文化枢纽的过 程。费先生指出，城市具有“城”和“市”双重性，“城” 是防卫、绥靖，“市”是贸易、流动。王铭铭进一步对 其进行了结构性诠释，将二者大致对应于政治与经 济、控制与欲望、秩序与活力、封闭与开放，且认为二 者在此消彼长的结构关系中造就了城市的历史。依 据费先生划分出的村、城、市、通商口岸 4种 [3]91-107 区 位类型，作者对泉州的古今之变进行了一种线条式 的勾勒：①3— 8世纪，村向市、市向城的过渡；②8— 14世纪前期，传统城市的“市”因素繁荣；③14— 18 世纪，传统城市的再官僚化、再权力象征化、再军事 化，“城”因 素 突 出，“市”受 到 压 抑；④19— 20世纪 前期，传统城市遭受通商口岸的挑战与入侵[1]72。从 这个线条来看，明之前，“市”更突出，明之后，“城”更 加强。
摘 要: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王铭铭对历史的思考一直贯穿其人类学研究中，并在其众多作品中呈现 出来，成为理解其学术思想的一条关键脉络。其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是其历史人类 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书中，作者通过对滨海城市泉州进行历史与民族志的综合研究，表达 了他在人类学视野中的历史观，以及他对如何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具体思考。文章基于《刺桐城》 一书的具体分析，呈现一位人类学家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具体展现了他如何通过一个城市丰厚的 生命史，来表达地方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历史理解的多样性。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历史与文化紧密 关联起来，通过书写历史来书写文化，让历史回归于文化，回归于人类学。此外，还通过王铭铭的其 他作品分析了他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思考，呈现他如何将自身的方法论思考、理论关怀和现实关照 统合在经验研究中。 关键词：人类学家；历史观；历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90/ki.issn2096-698X.2021.03.084-092 Abstract: As an anthropologist, Wang Mingming’s thinking on history is evident through hi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presented in many of his works, which has become a key vein to understand his academic thoughts. Among them, Zayton City: the Locality and World of Coastal China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 of his research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his book, Wang Mingming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of coastal Quanzhou, expressing his conception of history
《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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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类学王铭铭：⼝述史·⼝承传统·⼈⽣史原刊于本⽂基于2006年10⽉在“西南地区民主改⾰⼝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
⽂章论述了⼝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类学与⼝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述史与⼝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
⽂章还借个⼈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的⼝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西南地区民主改⾰⼝试史”研究计划，是2006年夏天第⼀届中国⼈类学夏令营会间，与杨正⽂、彭⽂斌等同好，在阳明祠饮茶间聊出来的。
今天借计划启动之机，⾮正式地谈谈个⼈的有关⼝述史的“见闻”和“体会”，以充作“研究参考”。
李绍明⽼师刚才讲了“民主改⾰”的历史定位。
听了李教授的讲座，我收获很⼤。
我曾撰⽂解释⼈类学这门西学的“中国化”。
什么是“中国化”？其中⼀个局部，就是⼈类学这门学科跟近现代国族营造形成的密切关系。
李⽼师的讲座，内容涉及边疆政治，重点通过西南地区“民改史”，反映了国族进程的实质特征。
讲座对于我们进⼀步触及“事实的历史”给予了线索上的指南。
⾄于“⼝述史”，我带来⼀本叫做《⼤家来做⼝述历史》的书。
这是⼀本按部就班地介绍⼝述史的定义与⽅法的书，它引导⼤家如何进⾏研究计划设计、访谈、证据收集、摄像、档案收藏、教学、成果展⽰。
做⼝述史，这本洋书，系统性强，⾜够充作导引。
可我猜想，兴许系统性强也不见得是好事；读后，就具体课题，⼤家对其设计的“⼝述史”三字，还会产⽣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历史已然清晰，为什么要对民主改⾰进⾏⼝述史调查？我以下将散乱地谈谈我所知的、与“⼝述史”这三个字相关的事⼉，⽬的是要在解释这些问题中，把⼤家闹得“糊涂”些，减少“⾃以为是”。
⼝述史⼝述史⼤家都听说⼀点了；⼈们或称它为“⼝碑史”。
⼈们说⼝述史是历史学的分⽀，这⼀做法，出现于远古，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堪称⼝述史作品。
区域社会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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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王铭铭在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规范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文化独特范式之争。
鉴于这一争论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文对在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建构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诸种社会人类学理论逐一加以评介,并论述了中国学(汉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识论与解释问题。
作者王铭铭,1962年生,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来,汉学界 出现了大量有关“范式”(paradig m )的讨论。
这些讨论针对的是传统汉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汉学研究是否存在自身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2)作为区域性研究类别的汉学与一般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探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那里已经存在几十年了。
从本质上讲,社会人类学综合了两种探讨,即区域性的社会-文化知识的探讨和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探讨。
在这一社会人文学科中,一部分学者专攻中国社会研究,他们被称为“汉学人类学者”(sinolog ical anthro polo gists)。
汉学人类学者一直面临如何使其在中国社会中发现的地方性事实与一般社会-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问题,向来十分关注地方性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鉴于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对回答汉学研究的上述 参见W illiam Row e,1990,“T he public spher e in mo der n China ”,M oder n China ,16∶3∶309—329;P hilip Huang ,1991,“T he paradig m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M od er n China ,17∶3∶299—341.16—19世纪,欧洲各国统治者为了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鼓励教会、学者、探险家致力于中国的研究,组成不同的“东方学”研究团体,使中国成为西欧学界的研究对象,于是产生了中国学。
最早的中国学就是注重汉语研究的“汉学”。
后来,它扩大成了一门关注一切中国事物如地理、风物、语言、哲学、社会、军事等等的区域研究学科。
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本文将对此加以评介,并力图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
一、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原是与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并列的人类学的四大分科之一。
在本世纪初的西欧,它逐步从广义的人类学中分离出来,脱离生物进化论和地理学的影响,从过于广泛的“人类史”转变成一门社会人文学科。
“社会人类学”一词首先出现于英国。
1907年,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Fr azer )被任命为社会人类学教授。
在本世纪上半叶,一大批英国人类学者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从事研究工作,使自己的人类学探讨有别于原有的宏观人类学 。
1946年,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ASA)的成立,不仅宣告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国内正式成为一门教学和科研门类,而且促使此一学科的独特理论方法路径走向系统化,使之成为欧洲人类学的主流。
在美国与加拿大,某些高等院校中至今仍然采用早期人类学四分科并列的界说作为学科入门教学门类,但是,在具体研究中,与社会人类学类似的文化人类学 也已成为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路易斯(Lew is)在其《社会人类学导论》一书中总结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取向。
他说: 的确,社会人类学家献身于“奇风异俗”的研究——包括其传统、变迁以及目前的形式。
但是除此之外,社会人类学家有更长远的企图:置身于世界的所有文明中,让那些我们不易了解也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冲淡我们民族中心的限制,从而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
社会人类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科分类变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与本世纪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有关。
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是在反思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宏观人类史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方法特点,在其与广义人类学的比较上体现得最为清楚。
首先,从研究对象看,广义的人类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种、文化以及社会类型,而关于这些研究对象的资料大量地不仅来自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还来自游记、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
社会人类学从过去的人类学继承了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兴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Io an M .Lew is 著,黄宣卫、刘容贵译:《社会人类学导论》,〔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
传统上,美国人类学者称自己为“文化人类学者”,但也有不少人(如Geer tz 等)采用欧洲的“社会人类学”一词指代自己的研究。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文化人类学”(So cio-cult ur al ant hro po lo gy )一词更为合适。
Ev ans-Pr itchar d,1962,S ocial A nthr op ology and Other Essay s ,New Y or k,pp.1—20,43—62.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趣,在本质上是以研究“非西方社会”——包括亚、非、拉美、太平洋岛屿——为目标的。
但是,与广义的人类学不同,社会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并不是为了证明人类史的过程,而是为了把所谓“异文化”当成与“本文化”(如西方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的实体加以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思考“本文化”的局限。
这一研究取向的转变,是人类学从全球文化时空建构的取向迈向文化多元并存观的具体表现。
其次,在方法论上,因为广义的人类学重视的是人类史,因此它主要是以宏观的社会-文化探讨为内容和研究单位。
相比之下,社会人类学的特色在于对小型社区或族群的透视以及对文化的整体观和制度关系分析的强调。
在社会人类学内部,对于这种文化整体观——其实践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 ork)——的社会代表性问题,历来有争议。
但是,人们无法否认社会人类学与古典的广义人类学和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分立点,就在于它的社区透视。
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的透视,社会人类学者比其它领域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被研究者中,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较为开放地对待“本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事物。
可以说,人类学者是从宏观的人类史走进微观的社区参与之后,才将自身改造为社会人类学者的。
在表述风格上,与划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宏观分析不同,社会人类学采用的是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法或所谓的“民族志”(ethnog raphy)方法。
民族志的微观性和个别性,也已引起学界的批评,新的替代模式是在微观描写中,包容宏观的社会和历史视角。
不过,民族志方法作为基础,是大多数社会人类学者所坚持的研究路径。
在对所谓“非西方社会”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人类学者大多对这些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有广泛的兴趣。
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所说的: 社会人类学是从一个发现中发展出来的。
这一发现就是: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美感以及宗教——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而且,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它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
不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表明,社会人类学者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课题之上,如社会组织、经济观念和过程、政治制度和行为、象征符号、仪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在比较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时曾指出,社会人类学以社会的概念为组织分析体系的工具,而文化人类学则以文化为分析单位和概念。
不过,二者均是为了了解人的整体 。
此外,无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分析概念体系,一般来说,他们的研究均可分为如下几个方向:Claude L evi-Str auss,1972,Str uctural A nthr op ology,V o l.1,Lo ndo n,p.358.Claude L evi-Str auss,1972,Str uctural A nthr op ology,V o l.1,Lo ndo n,pp.356—359.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亲属制度(kinship)——对亲属制度的探讨被视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功,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人类学者认为亲属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
社会人类学者试图借以透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
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 y)——社会人类学者与一般经济学者一样,对经济现象十分感兴趣。
但是,他们的研究与后者不同。
经济学者在其研究中把经济看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形态。
社会人类学者则主张,经济观念和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他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入手考察经济,并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论点。
政治人类学(po litical anthropolog y)——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比较曾被视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不过,自50年代以来,社会人类学者在探讨这一专题时,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制度、权力以及它们与文化的关系探讨,由之对政治的本质加以界定。
同时,一些人类学者运用一般政治科学的概念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另一些人类学者则力图通过独特的民族志研究,对一般政治理论提出挑战。
宗教人类学(relig ious anthropolo gy)——宗教学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经典和教义范畴之内,其对宗教的界定也偏向于“制度化宗教”,即有一定统一神谱、经典以及教义的宗教。
社会人类学者眼中的“宗教”既包括制度化的宗教,也包括其它宗教类型,并把象征符号、仪式、信仰、意识形态等等都视为宗教探讨的对象。
此外,根据研究的区域特征,又可以划分为非洲人类学、中国/汉学人类学、印度人类学等等。
社会人类学者不管是以何种主题和区域为专长,他们大多有一套共同的关注点。
1979年,法国人类学家奥格(Marc Auge)指出,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有四个具体的关切点:进化、文化、象征、功能。
进化与文化形成一个轴,象征与功能形成另一个轴。
传统人类学理论的分类,可以以这两个轴、四个关切点为标准 。
进化论分为美式和英式两种,美式进化论所关心的是文化的进化,英式进化论关心的是文化功能的进化。
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关心的是象征(宗教仪式)的功能。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所关心的是文化、象征与功能的三角关系。
传播论关心的焦点与进化论一样,是历史与文化的关系,但其所谓“历史”指的不是进化而是“退化”,或文明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传播和时间衰落。
历史具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象征和文化两个焦点,几乎把象征和文化视为自在的与社会无关的空间分布体系和逻辑体系 。
社会人类学对奥格所界定的进化、文化、象征、功能四个关切点均有所涉及。
但是,它对进化-文化的轴线不感兴趣,而对其它三个关切点的联系十分关注。
具体地说,M a rc A ug e,T he A nthr op ological Circle,Cambridg e,pp.14—18.王铭铭:《人类学与文化学说》,《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