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略论_曾国富
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研究
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研究作者：刘相国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引用本文格式：刘相国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13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吐谷浑民族关系探析姓名：刘楠楠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指导教师：崔明德2011-03摘要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由于其建国时间长，所历朝代多，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复杂。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吐谷浑政权与中原政权及吐蕃的关系。
吐谷浑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按不同的发展时期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政权初建时与南北朝主要政权如西秦、北魏之间的关系；政权由盛转衰时与大一统的隋、唐王朝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吐谷浑与南朝宋、齐、梁等政权几乎未发生征战，以和为主，双方经济往来比较频繁；对北朝，尤其是北魏，吐谷浑的政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实力较强时吐谷浑与南朝遥相呼应，结成统一的抗魏阵线；当北魏强大时，又主动与其交好，频繁遣使朝贡；吐谷浑还同时接受北魏与南朝对其的册封，这种左右逢源的灵活外交政策，保证了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的稳固发展。
吐谷浑政权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隋唐王朝对吐谷浑国重在安抚，即使吐谷浑政权在隋初、唐初曾不断寇扰边境，掠夺财物，隋唐王朝也是给予适当回击，一般不主动出击吐谷浑；经济上，吐谷浑与中原通过互市，互通有无，这对吐谷浑政权的生产、生活和军事装备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军事上，隋唐的最高统治者发动的两次对吐谷浑的战争都是以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消除中西交流的阻碍为目的，因此吐谷浑必然会失败。
对于征服的吐谷浑故地，隋唐以羁縻的形式对其进行管制；对归降的吐谷浑部众，隋唐王朝都给予适当安置。
随着新兴奴隶制政权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吐谷浑政权逐渐衰落，疲于应对，最终国被吐蕃所灭；归附唐朝的吐谷浑部成为唐王朝的附属，被唐朝作为阻挡吐蕃东进的屏障。
随着唐在对吐蕃作战中的失败，吐谷浑复国希望破灭，这部分吐谷浑人慢慢融入中原地区的生活并逐渐被汉化，成为今天汉族的一部分；而归附吐蕃政权的吐谷浑人则与当地的居民在一起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了今天的藏民族。
《2024年辽金时期北边部族探究》范文
《辽金时期北边部族探究》篇一一、引言辽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其中北边部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旨在探究辽金时期北边部族的分布、文化特征、经济生活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以期为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二、北边部族的分布与特征辽金时期，北边部族主要分布在现今的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以及蒙古高原等地。
这些部族以游牧为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他们以马背为家，逐水草而居，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文化上，北边部族具有多元性。
他们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在宗教信仰、婚姻习俗、服饰等方面，北边部族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
三、经济生活与生产方式北边部族以畜牧业为主，马匹是他们的主要财富和交通工具。
他们通过放牧马匹、牛羊等牲畜来获取生活所需的肉食和毛皮等物资。
此外，他们还从事狩猎、捕鱼等活动，以补充生活所需。
在生产方式上，北边部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
他们以家族或部落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形成了紧密的社群关系。
同时，他们也与其他部族进行贸易往来，交换所需物资。
四、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辽金时期，北边部族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北边部族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毛皮等物资，以换取中原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也向北边部族提供军事支持、文化传播等帮助。
在政治上，北边部族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着盟友关系和敌对关系。
一些部族通过与中原王朝结盟来获得政治支持，而另一些部族则通过与其他部族的战争来争夺地盘和资源。
这些互动关系对北边部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结论辽金时期北边部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具有独特的特征。
他们以游牧为生，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同时，他们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今天而言，探究辽金时期北边部族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历程，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
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内的和战之争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内的和战之争姓名：兰淼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历史学指导教师：***20090501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内的和战之争作者：兰淼学位授予单位：辽宁师范大学1.吴宝晓从张之洞看清流派的主战观点[期刊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4(2)2.黄玮.HUANG Wei论洋务新政时期清政府内的守和主张[期刊论文]-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9(6)3.廖宗麟试论甲午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期刊论文]-天中学刊2002,17(6)4.李光和.Li Guanghe1842-1848年间清政府对外政策略论[期刊论文]-江西社会科学2008(7)5.王留喜中法战争期间法国的困境与结果[期刊论文]-天中学刊2003,18(3)6.宁夏江.NING Xia-jiang"同治中兴"与中法战争爱国诗歌[期刊论文]-晋阳学刊2007(5)7.李玉甲午战争之前官方对待民办实业态度的再认识[期刊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3)8.张炜玮中法战争对台湾防务的影响[期刊论文]-军事历史2001(5)9.何东.鲜于浩中法战争缘起再探[期刊论文]-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6(3)10.张壮强.廖宗麟关于高中课本"中法战争"的编写意见[期刊论文]-历史教学2002(11)引用本文格式：兰淼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内的和战之争[学位论文]硕士 2009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吐谷浑民族关系探析姓名：刘楠楠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指导教师：崔明德2011-03摘要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由于其建国时间长，所历朝代多，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复杂。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吐谷浑政权与中原政权及吐蕃的关系。
吐谷浑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按不同的发展时期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政权初建时与南北朝主要政权如西秦、北魏之间的关系；政权由盛转衰时与大一统的隋、唐王朝之间的关系。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思想已显现无遗 。一 年后， 李 继 捧 等 在 宋 朝 受 命 为 官， 李 继 迁 感 慨 道： “世泽长存， 祖功未泯， 人心思旧， 蕃部乐推， 不望通 显皇朝， 但假余生戎落， 克遂肯构肯堂之志， 常为不
［收稿日期］ 2012 － 02 － 24 ［作者简介］ 史景娴（ 1985 － 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 《西夏书事校证》 1995 年， ①吴广成 卷 3，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第 38 页。 ） 女， 山西晋中人，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崔明德 （ 1959 － ）， 山东莱西人， 民族学博士， 烟台大学民族
文献中对李继迁民族关系思想的直接记载较 少， 但从其各种实践活动中 ， 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其民 族关系思想的大致轮廓 。 总的来看， 李继迁的民族 关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观点 ： 1． 反对 “宗族尽入京师 ” 。 李继捧虽然当权， 却 无法解决族内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982 年， 为了 寻求支持， 李继捧把银、 夏、 绥、 宥、 静五州的土地献 给北宋， 党项羌自此失去自唐以来居住的土地 。 按 照北宋的规定， 李继捧五族人必须去开封任职 ， 从而 ： “吾 引发党项内讧， 表现尤盛者为李继迁。 他认为 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 ， 父兄子弟列居州郡， 雄视一 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 死生束缚之， 李氏将不血食
（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其政权建立后， 治内民族众多， 各族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 对外一方面与辽、 宋争立正统， 另一方面又有被辽、 宋、 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 从整体来看， 西夏面临着 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 ， 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 外， 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 ， 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 ， 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 。 这一思想 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 ， 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 ［ 关键词］ 西夏； 党项； 民族关系思想 ［ 3194 （ 2012 ） 03005512 中图分类号］ K 246． 3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西夏立国 190 余年， 其东北有强大的契丹 ， 其东 南是北宋， 其西南为势力不容小觑的吐蕃和回鹘 ， 西 夏统治者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 。 目前， 学界 取得了 已对西夏的民族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 一批重要成果， 但对具有指导意义的民族关系思想 ， 则缺乏足够重视与系统研究 。 本文拟分前期、 中期 和末期三大阶段， 对此作些初步梳理和探讨 ， 以期能 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
赵现海中国古代的“核心边疆”与“边疆形态”
赵现海中国古代的“核心边疆”与“边疆形态”摘要：中国北部自东而西分布着两大山系，将北中国分隔为气候、经济、人文都差异甚大的地理空间，两大山系夹峙地带，是气候、经济、人文过渡之地，由于经济方式兼有农牧的复合特征，既能为中原王朝牧放战马提供草原，又能为北族政权提供农业补充，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北上、南下，进一步统一中国的经济补充与地理跳板，是南北双方竭力争取的战略重心，由此可将这一区域称作“核心边疆”。
“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
”南北政权借助占领“核心边疆”，得以统一全国，将政权从单纯的农业政权或游牧政权，转变为农牧国家的历史现象，可称为“边疆形态”。
关键词：核心边疆；边疆形态；过渡阶梯；农牧国家在19至20世纪社会科学形成之时，在不同学科呈现分化、独立的时代潮流中，萌发于德国的现代地理学却不合时宜地强调消除学科界限、综合不同方法，学科地位从而大受影响，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漠视乃至放弃，时间而非空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维度。
同样，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也呈现出独重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去地理化”（despatializing）取向。
福柯在审视了近代历史研究取向与潮流之后，指出：“空间被当作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
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
”［1］其实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更在其中扮演着能动角色，甚至从长时段而言，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
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之间的长期对峙与互动，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主脉络。
而这一态势之形成，便根源于北部边疆的地理环境。
本文尝试借助这一问题之讨论，揭示地理环境在中国历史中的基本作用，以及地理视角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一、北中国的地理差异与“核心边疆”的历史角色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北族政权之所以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根源于北中国的地理环境。
在北中国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为方便起见，下文皆将“山脉”简称为“山”。
论后唐庄宗明宗嬗代事
内容提要唐庄宗灭梁后，河南等地朱氏所任命的节度使势力仍较为强大，李存勖不得不全面接纳他们成为新朝的统治者。
庄宗时的统治集团主要有“代北集团”、后梁降人与河北藩镇将领，权力分散削弱了李存勖的统治。
他意图加强皇权，所采取的激进措施侵犯了地方节度使的利益，终于导致其失败。
李嗣源则利用兵变之机借助个人所组织的军事集团夺取了皇位，他广泛任用各集团人员担任节度使，恢复其全面治理藩镇的权力，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最后本文还提出政治集团分析方法对于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史仍具有较大效用，不应过分质疑。
关键词后唐节度使选任政治集团〔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78-06 后唐庄宗明宗皇位嬗代为五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宋人欧阳修认为庄宗灭亡是因宠信伶官之故，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徐无党注，中华书局，1974年，第397～400页。
此说因其生花妙笔而影响久远。
王赓武简略论述了李存勖对藩镇的控制；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年，第123～124页。
李鸿宾《沙陀政治与贵族汉化问题》李鸿宾：《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172页。
一文中提出庄宗多采取唐末政治的腐败阴暗方面终致灭亡，明宗一方面继续仿唐，一方面照顾沙陀贵族利益；樊文礼则提出了代北集团的概念，并从整体出发考察此集团在后唐庄宗明宗两朝的兴衰；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毛汉光采用了地域集团与出身相结合的视角切入，认为后唐是河东军人集团逐步联合河北军人集团建立并实施统治。
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二分册，1980年，第233～280页。
上述成果创见很多，但却对当时影响政局甚巨的节度使及政变具体过程研究较少，本文拟从以上两点出发，通过分析李存勖、李嗣源对节度使选任、管理政策的变化，以及明宗个人军事集团形成并夺取、巩固政权这两个问题，以期加深对五代史的认识。
唐朝民族关系研究论文目录
唐代民族史研究论文目录本目录按照民族政策，区域民族研究，民族融合与战争，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思想与文化，书评六个方面划分并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论文共112篇叶重阳杜昕民族政策（16篇）[1].唐初的民族政策[J]. 朱小琴.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2).[2].从唐与吐谷浑的关系看唐对吐谷浑的民族政策[J]. 陈亚艳.青海民族研究,2002,(4).[3].试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J]. 高守成. 攀登,2000,(3).[4].述评唐太宗的民族关系理论[J]. 崔明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2).[5].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看唐文化的繁荣[J]. 梁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3).[6].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的改善[J]. 刘玉峰.云南社会科学,1993,(3).[7].隋唐民族政策特点概论[J]. 徐杰舜,罗树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3).[8].汉唐西域民族政策述论[J]. 殷晴.西北民族研究,1992,(1).[9].试论唐太宗对民族问题的处理[J]. 金昌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3).[10].唐与回纥民族关系及唐王朝的民族政策[J]. 张炼.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J]. 魏国忠.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1).[12].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边疆问题及民族政策[J]. 蒋辅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3).[13].唐太宗的民族政策[J]. 朱少伟,中国民族,1984,(2).[14].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J]. 胡如雷,历史研究,1982,(6).[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J]. 马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16].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J]. 张雄.民族研究,1980,(3).区域民族研究（38篇）[1].唐宋时期广西贵州地区少数民族风俗简论[J]. 刘飞, 黑龙江史志,2010,(23).[2].初唐前后正史修撰中对东北民族认识的差异[J]. 解洪旺,北方文物,2010,(3).[3].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民族交流[J]. 彭福荣,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4].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解读[J]. 郭声波,姚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5].唐前期凉州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兴衰嬗替——以吐谷浑、铁勒诸部、西域胡及其与唐王朝关系为中心[J]. 张振霞,邢台学院学报,2010,(1).[6].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之别——以汉文史籍记载为中心[J]. 陈东,袁晓文,思想战线,2010,(1).[7].莫高窟第196窟“甘州萨保”题记考述——兼论唐宋之际粟特民族的“伊斯兰化”[J]. 邵明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8].辽、西夏、金都城建设对中原制度的模仿与创新——兼论唐、宋都城制度对少数民族都城之影响途径[J]. 郝红暖,吴宏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9].唐宋时期湖南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影响[J]. 薛政超,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0].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J]. 谢禹,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1].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J]. 赵心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2].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 黄柏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3].民族演变及其特征与功能分析——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新疆为例[J]. 彭无情,周普元,科教文汇(上旬刊),2008,(3).[14].从唐墓志看入唐高句丽遗民归属意识的变化——以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一族及权势贵族为中心[J]. 马一虹,北方文物,2006,(1).[15].唐宋时期的畬田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J]. 曾雄生,古今农业,2005,(4).[16].从上林县唐碑唐城看唐代桂西南壮族先民的宗族特征[J]. 周艺.广西地方志,2005,(2).[17].突厥——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J]. 乌兰托娅,孔群,内蒙古画报,2004,(5).[18].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J]. 谢重光.浙江学刊,2004,(5).[19].略论唐宋党项政策与西北民族格局的互动[J]. 杨浣,陆宁.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20].渤海国是隶属于唐王朝的民族地方政权[J]. 魏存成.新长征,2002,(3).[21].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羁縻制度述评[J]. 罗康隆.怀化师专学报,1999,(1).[22].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J]. 杨宗亮.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23].唐宋元时期固原境内的民族[J]. 薛正昌.宁夏社会科学,1998,(1).[24].汉唐陇右少数民族[J]. 李清凌.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3).[25].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J]. 姚兆余.甘肃社会科学,1997,(5).[26].隋唐时期西域民族[J]. 张权.新疆地方志,2002,(3).[27].唐宋王朝在西北的民族安置政策比较研究[J]. 任树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1994,(1).[28].唐初的突厥问题与全国的民族关系[J]. 冯智.青海社会科学,1994,(1).[29].东魏至唐时期室韦与中原皇朝及毗邻民族的关系[J]. 王德厚.民族研究,1994,(3).[30].唐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动向——以左右江流域为中心[J]. 塚田诚之【日】,陈伟明.贵州民族研究,1994,(3).[31].隋唐时徙居固原的民族[J]. 马建军,固原师专学报,1993,(3).[32].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J]. 陆庆夫.西北民族研究,1992,(2).[33].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J]. 陆庆夫.西北民族研究,1991,(2).[34].隋唐以来桂北政区建置及民族关系略述[J]. 张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5).[35].略论唐初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府州的设置[J]. 张国庆,黑河学刊,1988,(2).[36].汉唐之间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管理官职机构的变化[J]. 张国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6).[37].西汉、唐与少数民族和亲比较[J]. 崔明德.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1).[38].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的历史作用——兼论晚唐五代时期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J]. 袁伯诚,固原师专学报,1984,(4).民族融合与战争（21篇）[1].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之原因[J]. 卜祥伟,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论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J]. 戚万法,张荣花, 广西社会科学,2010,(12).[3].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民族交流[J]. 彭福荣,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4].我武惟扬初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1)[J]. 宋毅,现代兵器,2009,(10).[5].我武惟扬初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2)[J]. 宋毅,现代兵器,2009,(12).[6].我武惟扬初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3)[J]. 宋毅,现代兵器,2010,(1).[7].我武惟扬初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4)[J]. 宋毅,现代兵器,2010,(2).[8].唐宋时期湖南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影响[J]. 薛政超,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民族融合在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J]. 李艳玲,沧桑,2009,(2).[10].论北朝西部民族大融合与晚唐美学思想的回潮[J]. 霍然,西域研究,2008,(4).[11].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J]. 赵心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2].唐蕃战争与民族文化的传播[J]. 岳小国,孝感学院学报,2008,(2).[13].隋唐民族互动过程论——中国民族团结历史轨迹研究之四[J]. 徐杰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4].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J]. 马雪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5].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J]. 陈长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16].唐初的突厥问题与全国的民族关系[J]. 冯智.青海社会科学,1994,(1).[17].论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参加中原战争[J]. 崔明德.历史教学,1994,(11).[18].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J]. 章权才, 学术研究,1992,(2).[19].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J]. 周伟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20].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的历史作用——兼论晚唐五代时期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J]. 袁伯诚,固原师专学报,1984,(4).[21].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J]. 吕光天,古清尧. 宁夏社会科学,1984,(4).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间关系（17篇）[1].唐前期凉州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兴衰嬗替——以吐谷浑、铁勒诸部、西域胡及其与唐王朝关系为中心[J]. 张振霞,邢台学院学报,2010,(1).[2].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J]. 谢禹,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3].唐设羁縻府州的民族因素[J]. 王立霞,彭勃,求索,2007,(11).[4].唐与少数民族和亲刍议[J]. 王晓晖.河西学院学报,2005,(4).[5].唐、宋民族政策——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J]. 袁波澜,敏生兰,黄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6].渤海国是隶属于唐王朝的民族地方政权[J]. 魏存成.新长征,2002,(3).[7].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J]. 姚兆余.甘肃社会科学,1997,(5).[8].唐宋王朝在西北的民族安置政策比较研究[J]. 任树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1994,(1).[9].东魏至唐时期室韦与中原皇朝及毗邻民族的关系[J]. 王德厚.民族研究,1994,(3).[10].隋唐以来桂北政区建置及民族关系略述[J]. 张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5).[11].唐与回纥民族关系及唐王朝的民族政策[J]. 张炼.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2].略论唐初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府州的设置[J]. 张国庆,黑河学刊,1988,(2).[13].汉唐之间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管理官职机构的变化[J]. 张国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6).[14].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唐墓志铭扎记之一[J]. 贺梓城,文博,1984,(1)[15].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历史考察[J]. 崔明德.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16].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J]. 吕光天,古清尧. 宁夏社会科学,1984,(4).[17].唐代黔州“领”“督”州县的民族状况与唐王朝的“羁縻”政策[J]. 陈天俊.贵州民族研究,1984,(4).思想与文化（9篇）[1].唐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献建设的研究[J]. 马敬涛,兰台世界,2010,(2).[2].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J]. 瞿林东,河北学刊,2008,(3).[3].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下)[J]. 瞿林东,河北学刊,2008,(4).[4].唐蕃战争与民族文化的传播[J]. 岳小国,孝感学院学报,2008,(2).[5].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J]. 崔明德,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从上林唐碑《大宅颂》和《智城碑》看唐代中原文风对岭南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J]. 莫道才,民族文学研究,2005,(4).[7].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J]. 李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8].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唐宋以来民族认同史反思[J]. 李宝臣.北京社会科学,1996,(1).[9].唐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绘画机构及其成就[J]. 余辉.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4).书评（11篇）[1].深入挖掘现代诠释——《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评介[J]. 张钒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2].《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评介[J]. 李大龙,民族研究,2011,(3).[3].一部民族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力作——读《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J]. 陈育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2).[4].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相关著作及作者述评[J]. 马晓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隋唐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创获——《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J]. 赵志坚,林红.固原师专学报,1995,(1).[6].民族关系的历史审视──评《隋唐民族关系探索》[J]. 李衡眉，赵强.北方论丛,1995,([7].《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J]. 李炳泉.历史教学,1994,(7).[8].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贡献──《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J]. 余远.甘肃社会科学,1994,(4).[9].一部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新作——评《汉唐和亲史稿》[J]. 余同元,民俗研究,1993,(3).[10].一部研究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著作——评《汉唐和亲史稿》[J]. 王连升.东岳论丛,1993,(5).[11].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简评唐嘉弘著《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一书[J]. 华越.东南文化,1988,(2).。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下）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下）室韦人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语言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盖契丹之类。
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
”他们男子留着辫发，妇女束发，作义手髻。
“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
对室韦这一族称，伯希和提出过一种引人注意的见解。
他说：鲜卑，“此名代表之原文，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似为*Serbi，*Sirbi,*Sirvi等对音，我们在此处又见一用-n译-r之例，唯在汉代同汉以前译法如是，后来则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
此处我不信鲜卑是通古斯。
”如果这种意见能成立，那么室韦族名写作“室韦”而不作“鲜卑”，其原因就该是高度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
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道地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而称之为“徒何”和“白部”。
关于室韦人的早期记载，带有泛指的性质，更详尽的情况无从了解。
不一定凡是被称为室韦的就必定族属相同。
但可以肯定，语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的总要占室韦人的主要部分。
这一部分室韦人又称作达怛人。
732年的《阙特勤碑》中就出现了otuz tatar(三十姓达怛）,735年《毗伽可汗碑》有T oquz tatar(九姓达怛）。
《阙特勤碑》两处提到三十姓达怛，其中东第十四行说：“在右面（指南方——亦），拓跋人（指唐——亦）成了敌人；在左面（指北方——亦），Baz可汗九姓铁勒（Toquz oɣuz)成了敌人；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达怛、契丹、奚（T atabi),都成了敌人。
”这里，黠戛斯以下各个专名是由西北向东南逐个枚举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贝加尔湖北、东的骨利千、昭乌达丘陵的契丹和奚，而在骨利干和契丹之间的是三十姓达怛，其地理位置正好相当于，汉籍中记载的室韦人所占据的空间。
八、九世纪之交，对蒙古高原的地理已有更清楚的记载，“自衙帐（哈剌巴剌合孙——亦）东北渡仙娥河（色楞格河——亦），二千里至室韦”。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收稿日期:2008-02-11作者简介:曾国富(1962-),男,广东信宜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 2008年第3期(总第104期)民族历史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略论曾国富(湛江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广东湛江524048)
摘 要:五代时期,中原及南方地区处于分裂、割据、混战状态。连绵战争加剧了汉族的内部矛盾,严重削弱了汉族封建王朝的国力。北方强盛的契丹族乘虚而入,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民族矛盾尖锐;西北党项等族也倔强一隅,阻挠中西交通。中原五代统治者采取了加强边防、设法削弱契丹力量、构建睦邻关系、遣使沟通化解矛盾、军事征服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等策略,安边靖边取得良效。关键词:五代;契丹;党项;策略中图分类号:2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8)03-0094-09
五代时期是由唐中后期割据混战至宋代局部统一的过渡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历史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强大的汉族封建王朝不复存在;原来臣属于唐王朝的一些边疆民族迅速发展壮大,仿效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建立起了封建政权;原来一统的中华大地四分五裂,除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周边还存在多个割据政权。各政权为了争夺政治、经济利益,争战不休,造成社会局势极度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崛起的契丹族乘虚频频入寇;西北部包括党项族在内的一些民族也变得桀骜不驯,使北部民族关系趋于紧张,边疆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1](卷54,《冯道传》)。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方面致力于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统治以及军事斗争,另一方面致力于防边安边,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民族策略缓和边境局势,并力图搞好双边关系,以求和睦共处。 一、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述略1.中原混战,契丹族乘虚而入。五代时期,北方契丹族迅速崛起。史载,契丹“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浸盛,有时入寇”[2](卷137,《外国列传第一》)。自
唐末始,契丹族即对富饶而动乱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试图入犯,但由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守备严密,无隙可乘,不得不有所收敛。后梁开平元年(907),契丹乘后梁王朝初建,百废待兴,且汴(后梁)、晋争战正酣,无暇北顾之机,不时犯边。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建国,其主耶律阿保机称帝。随着北部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等部族的先后被征服,契丹族“由是名震诸夷”。同年八月,契丹主阿保机率诸部三十万,号称百万,进军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摆脱被动态势,晋王李克用遣使会契丹主,晓以利害,约其共攻后梁。尽管契丹主与晋王李克用“约为兄弟”,定立了盟誓;但契丹入寇的根本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即掠取人口、财物以至土地。因此,在梁强晋弱的形势下,阿保机很快就撕毁了誓约,“阿保机归而背盟,更附于(后)梁”[3](卷266,太祖开平元年五月条)。这是因为,在李克用拉
拢利用契丹的同时,后梁也频频遣使至契丹,约与契丹夹击晋,瓜分其地。这更符合契丹的利益。王夫之也指出:“当是时,朱温强而克用弱,助温以
·94·夹击克用,灭之也易,助克用以远攻温,胜之也难,克用乃欲以信结之,约与灭温,直一哂而已。”[4](卷28,《五代上·二》)梁、晋同时在争取契丹的援助,自然使契丹认识到梁、晋之间的矛盾可以充分利用以渔利。于是,契丹“一面与克用结盟,一面又利用梁、晋双方矛盾,坐收渔人之利,时而联梁,时而联晋,反复无常,唯利是图”[5](第216页)。从此便开始频频叩击边关,给北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梁贞明三年(917)三月,契丹又大举入寇。契丹主帅众30万,“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3](卷269,均王贞明三年三月条)。晋军尽管与后梁军争战激烈,但面对契丹气势汹汹的来犯,毅然分兵救援。晋军采取灵活战术,避免与契丹骑兵于平原作战,而从山地进军,引契丹军于山地作战,结果使“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并在幽州一战中,将契丹军打得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3](卷270,均王贞明三年八月条)。这是后梁朝契丹族最大规模的一次入犯,结果因为晋军不屈不挠的抵抗而大败,此后较长时间不敢南下。契丹军所以于此时大举入犯,是因为看到后梁与晋激烈争战,处于胶着状态,以为乘鹬蚌相争之机可得渔翁之利,不料打错了算盘。2.内忧外患,契丹助石敬瑭灭后唐。晋灭后梁,建立后唐王朝之后,加强了北边的驻兵防守。但已发展壮大的契丹族已不甘愿局限于漠北草原,因而还是屡屡犯边。同光二年(924)五月,契丹入寇幽州(今北京),屯兵于东南城门之外,“虏骑充斥,馈运多为所掠”。契丹在后唐初虽屡有犯边记录,但多为浅尝辄止。究其原因,除后唐边防严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契丹欲先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史载:当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3](卷273,庄宗同光二年七月条),故其对后唐边境的入寇只是旨在“扰”之,担心后唐出兵援助渤海,令其腹背受敌,因而“以攻为守”。当契丹攻渤海无功而还后,不得不暂时搁置这块“硬骨头”,转而集中兵力扩大对后唐的侵扰。契丹铁骑先后蹂躏幽州、易定、蔚州、岚州等近边诸州。面对契丹的频频寇边,后唐庄宗命大将李嗣源率军北征,于涿州挫败契丹军。后唐明宗(李嗣源)朝初期,契丹虽时有犯边,但为患不重,双边关系较缓和。其原因,一是契丹要集中力量对付东北新兴的女真族及强盛的渤海,恐后唐乘虚袭之,故遣使来修好;二是契丹主阿保机新死,子耶律德光刚即位,其母述律后为巩固德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频频诛戮契丹将领、大臣,弄得契丹统治集团人心惶惶。因此,后唐边境稍获安宁,边民得以休息,生产也得以复苏。至天成二年(927),“是岁,蔚、代缘边粟米不过十钱”[3](卷276,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条)。然而,
后唐内部发生了变故,改变了边境形势。后唐明宗对于北部边防极为重视,派遣大将率重兵驻守。然而,心怀异志的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易定十余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赋皆赡本军”,企图割据一隅,对于后唐派遣重兵屯驻边境,心生疑惧。他一方面策动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成德节度使王建立等“谋复河北故事”,割据一方,官职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调;另一方面则引诱塞北异族为援,企图以此威胁后唐朝廷,以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天成三年(928),王都先是以重赂求援于奚酋秃馁,引奚族军队万骑突入定州,但被后唐军队击败于嘉山下;后又引契丹发兵救定州。王都悉发其众与后唐军激战。后唐军在北面招讨使王晏球的正确指挥下,战术得当,“契丹兵死者过半,余众北走,王都与秃馁得数骑,仅免。契丹退师,又为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殆无孑遗”[6](卷2《太宗嗣圣皇帝上》)。
后唐长兴四年(933),明宗死后,皇位成为诸王争夺目标。后唐统治者对皇位的频频争夺,引发了契丹对中原土地、人口、财富的觊觎,“契丹屡攻北边”;同时也激起了防边大将石敬瑭、赵德钧对皇位的争夺。他们都手握重兵,都想藉此局势动荡之机,借助契丹族的支持而夺取皇位,由将帅而为君主。石敬瑭的野心为朝廷察觉,企图将其迁移以化解危机。石敬瑭不受迁调,决意起兵反叛,勾结契丹以夺取后唐政权。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以换取契丹的援助,于是,对中原王朝土地、财富早已垂诞的契丹族倾兵南下。后唐政权迅速土崩瓦解。3.后晋与契丹关系恶化,契丹再次倾兵南下。后晋既为契丹所扶立,后晋成为契丹的傀儡政权实乃必然。石敬瑭认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以丰厚的岁币及频繁的遣使,卑躬屈·95·膝地维持着和平的局面。后晋天福七年(942)六月,石敬瑭病死,子石重贵继立,改变对契丹的既定策略,“称孙而不称臣”,激怒契丹;加之一些怀有个人野心企图借契丹之力称帝中原的汉族将帅的挑唆,契丹终于在开运元年(944)正月,倾兵南下,发动了对后晋的大规模战争。在后晋抗击契丹入犯的民族战争中,后晋军队曾取得许多重大的胜利。正因为广大将士本着爱国精神,奋勇抗击入犯异族,才使契丹族苦战三年而未能灭后晋。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仍然是后晋被灭。后晋的被灭完全是统治者的腐败引致。开运三年十月,后晋以天雄节度使兼侍中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调集各方兵力以抗衡契丹的大举入寇。当后晋出帝决定以杜威为元帅时,朝延就有大臣、将领反对,谓:“杜令(按,即杜威,时居大镇兼中书令)国戚,贵为将相,而所欲未厌,心常慊慊,岂可复假以兵权!”他们认识到杜威此人野心勃勃,欲壑难填,一旦托付兵权,后果难以设想,主张专任李守贞。但出帝认为“国戚”可靠而坚持委任之。后晋出帝将举国之师托付杜威,军力不可谓不强;但“杜威虽以贵戚为上将,性懦怯。偏裨皆节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乐,罕议军事”。将领的许多合理建议,都被杜威否决,军事形势转趋被动。当契丹军完成了对后晋军的战略包围之后,后晋军只能坐以待毙。4.契丹由盛转衰,后周转守为攻。后汉是五代史上国祚最短之朝,仅四年,民族关系和缓,边境形势较安静。究其原因,一是契丹通过数年的对后晋的战争,国力消耗较大,元气大伤;二是兀欲自立为契丹主后,与祖母述律后产生冲突;曾兵戎相见,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加之兀欲“荒于酒色,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追讨,故数年不暇南征”[6](卷4,《世宗天授皇帝》)。后周新立,百废待兴;加之北汉的挑唆、引诱,故契丹与北汉联兵,常常入犯。边疆形势紧张,战争不时发生。显德元年(954),郭威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北汉乘此后周权力交接,人情未稳之机,遣使请兵于契丹。契丹发兵万余如晋阳(太原),与北汉军三万联合,自团柏趋潞州,由此与后周进行了著名的高平之战。后周军在此战中重创北汉军,也使契丹军丧胆,此后不敢轻易南寇。后周在对南唐战争取得胜利,夺取了江北之地后,雄心勃勃的周世宗想利用后周军威大振之机,向北收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故地。于是发起了对契丹的攻伐。显德六年(959)夏,后周军队在周世宗的直接指挥下,水陆并进,“楼船战舰,首尾数十里”,直抵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契丹守将降。其后,后周军沿陆路西进。契丹“瓦桥淤口关、瀛、莫州守将,皆迎降……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这时,契丹国在述律的统治之下。述律是个昏君,胸无大志,加之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争权夺利,未能组织对后周北伐的有效阻挡。遗憾的是在有利形势之下,后周北伐军总指挥周世宗罹病,北伐不得不中止。5.西北党项族倔强阻挠。除了北边契丹频频入犯之外,在西北方面,党项族的倔强阻挠也是颇令中原王朝统治者烦恼之事。五代初期,党项族常以“贡马”为名,千里迢迢诣阙,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五代会要》卷29载:“自上(后唐明宗)御极已(以)来,党项之众竟赴都下卖马,常赐食于禁廷,醉则连袂歌其土风。凡将到马无(论)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直(值)以给之,然计其馆给赐赉,每年不下五六十万贯。大臣以为耗蠹中原,无甚于此。因降敕止之。”[7](卷29,《党项羌》)因此,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不令诣阕”[3](卷176,明宗天成四年四月条)。此举措解决了中原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