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
——“人治”与“法治”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儒家的“人治”理论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重要的法律理论，这也是法家和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争点，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由两大家提出来，各有其特点。

一、儒家的“人治”理论
先秦儒家认为：天下的安危取决于统治者，尤其是国君的道德和素质。

儒家的“人治”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的言行表率作用重于设法立制；二是治理国家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比建立制度更为重要，其人治思想体现在法律方面的内容，核心是论证“人”和“法”的关系，即治理国家中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更为重要。

孔孟的“为政在人”
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时，最高统治者的言行，甚至喜怒哀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人民的苦乐。

因为上行下效是普遍规律。

他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统治者自身要给人民和自己的臣下树立榜样。

同时，孔子进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

国家举贤才要做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弥补“任人唯亲的不足”，重人治，轻法治，主张贤人治国论。

孟子认为“君”和“法”的关系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提出“尊贤使能”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
第一、法是由人制定的。

治理国家关键在人而不在法，法必须要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执行好，法虽“治之端”，但毕竟是由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第二、法是由人执行的。

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执行贯彻，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第三、法不能应对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概括无遗。

而且法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完全随机应变，这就需要人在执行法律中发挥自身的灵活应变和当机立断的能力了。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兴起的一个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主张顺应历史发展，“依法治国”。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

首先，他们认为这是“好利恶害”
人性论所决定的，人们的本性都是喜欢追逐利益，而厌恶灾难的，正是出于这种本性，刑法才能起到统一人们言行的作用。

其次是“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商鞅认为“礼治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才是治国的根本方法，韩非子提出“治民无常，惟法为治。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认为治国是之道应随着时事变化而变化。

而且历史发展有不同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世。

而以德服人的德治和人治都已成为历史，当代的时代特色是以力服人。

最后是“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利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的残酷的生存环境，富国强兵唯有颁布法律，鼓励耕战，使人民喜农乐战。

商鞅的“法治”理论
第一、“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和基于“好利无害”的人性论而主张的“奖励农耕”的富国强兵论。

第二、“一赏，一刑，一教”论
奖励只能施于农耕和告奸，使农民喜农耕而乐战；“刑无等级”，反对“刑不上的大夫”
传统；取缔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使富贵之门只能对对努力农战的人开放，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实行文化专制。

第三、推行法治的时候要做到法、信、权三者的有机结合。

第四、“以刑去刑”的重刑论；再次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公开宣扬“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韩非子“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第一、“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
第二、“人民众而贷财寡的”人口论，随着人口的增长，财富相对减少，在人多物少的情况下，人们的利害冲突就会加剧，这是对“好利恶害”人性论的一种补充。

第三、“依法为本”的法、术、势的结合，为了依法有本，按照“法”的精神，制定了成文法并予以公布，成文法公布后，以实行刑、赏来贯彻实行。

第四、“抱法处世则治”
国家推行法令必须要有权利作为保证，即“势”，极力主张实行君主集权，而且，“人治”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远远不及法治有保障，君主有法律的约束，立法实行刑赏，而这些都是要以君主掌握权势为前提的，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给君主以权势的保证。

三、我的观点
儒家提倡的“人治”以德治和礼治作为相辅相成的手段，体现了其统治的人性化，但其实行起来是有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的。

首先，孟子关于君主对于国家的作用，阐述的过于夸张统治贤人个人的作用，过分贬低法律的作用，将国家能否治理好完全维系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次，“人治”有其固有的弊端。

“人治”是以人为中心，那么能否选用到贤能的人从事政治就是能否实行好“人治”的关键所在，但历代以来选贤任能就算有再完善的措施和制度，也不能保证任用的全是贤者，从这点来说，实行上有一定难度。

另外，人的主观性参与十分多，众所周知的是，人的主观性在不同环境下对于不同的人，甚至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是千差万别的，这又怎么保证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呢？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一些人钻法律的漏洞，贪污腐败，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也是有些问题的。

首先要明白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思想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它既不体现“民主”，也不承认法律具有“至上”权威，相反，法家的“法治”所需要的使人民的绝对服从，它的主要目的是凭借此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加强对于人民的统治和控制。

君主的权利即使有法律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在法家学说里，君主是绝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只是君主加强统治的工具，并不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

而且由于法家的“法治”是和君主专制密切相关的，在古代过分强调法治容易产生暴政，从而使人民怨声载道，最终将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之路。

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人们的“好利恶害”理论有些过于绝对化，人的确有好利恶害的一面，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实行刑罚的依据，而且韩非子的人口论有些牵强附会，他没有考虑到人口增多的同时也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因素。

所以，综上所述，我并不单一的赞同儒家的“人治”或法家的“法治”理论，如果能将他们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将是非常好的治国之法，自汉朝起的儒家的治国思想就是融合了这两种理论，得以在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