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传统文化

五、道教与传统文化道教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鲁迅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

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道教正式教徒人数之有限与道教文化影响之广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其他宗教是极为少见的。

道教信徒历来是中国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中最少的，从未超出几十万人。

但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远远超出教徒的范围而达到各阶层、各领域、各地区、是全局性的影响。

可以说，不对中国道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便懂得中国大半。

”所以，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与中国传统社会道教是在古代中国的社会里孕育、发展、成熟起来的，他也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特别当它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宗教信仰体系后，这种作用和影响就愈见其大。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见到道教的影子，比如在政治和社会历史领域，道教就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统治者总是利用道教来为其统治服务，客观上使道教长期得到统治者的扶持。

其中尤以唐玄宗、宋徽宗、明世宗最为突出。

另一方面，道教本身也在积极地向统治者们靠拢，力求改变其民间色彩，剔除不适应于统治者需要的成分，使道教逐渐成为维护统治者的工具。

葛洪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道教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和深刻的，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曾利用道教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思想工具和组织工具，如黄巾起义，孙恩、卢循起义等等。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学道教发端、生长于中国社会之中，必然要吸收由这个社会产生的精神养分，其中当然包括文学艺术。

同时，道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仰形态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并享有较高地位时，反过来也会影响文学艺术。

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道教保留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本身也创造了许多神仙故事，这些都为中国文学中的神话部分增添了色彩。

道教中关于玉皇大帝、东龙公、西王母、盘古真人等等传说都是承袭古代神话而来的，并将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另外，道教本身所创造的神仙故事，如关于八仙的传说，以及有关泰山、华山、龙虎山、武当山等的神话故事，也盛传于民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所以，有的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就将“道家神话”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说：“道教传说流播于世，其丰富的想象，幻异的情节，均能在不同时代说话者口中制造出不同趣味。

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诸如婚姻、痛苦以及死亡，都可在娓娓叙述中获得暂时的解脱。

尤其通过舞台，一些度脱成仙，仙道解困，以及神仙游戏人间，随心所欲的能力，更为长期生活在困顿中的百姓，在哄堂嬉笑声中涤荡心灵。

这种文学艺术的满足，绝不限于文士的寄托幽隐而已，更是广大民众的生活乐趣，而为中国文学中突出的成就之一。

”其次，道教中关于神仙的描写，导游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尤甚。

道教从道家那里继承了极为丰富的浪漫精神，并加以发展，所描绘的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虚实相交，色彩斑斓，引人入胜。

这种诡异神奇的浪漫情调，深深地浸润到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学的一大特色。

再次，道教独具特色的诗词，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

道教描述神仙轻举飞升或与仙同游的“游仙诗”，描写神仙生活的“神仙诗”，以及一些阐发修道理论的诗文，都给中国诗词宝库增添了新的特殊的内容。

我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都深受道教影响，在他们的诗作中散发出浓厚的道味，且有不少佳作。

另外，好些词牌就得名于道教神仙故事，诸如《瑶池宴》、《霓裳羽衣曲》、《渔歌子》等等。

道教对中国诗词的发展的确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是很大的。

其他不说，单就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描写神魔相斗的长篇章回小说来讲，就可见道教的影响。

鲁迅先生把这一类小说称为“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七真传》等，都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的。

另外，以历史演义为题的作品，也都带有浓重的道教色彩，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道教与中国传统民俗中国有句俗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这是说民俗极为繁杂而广泛。

其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节庆等各个方面。

一般地说，道教主要与民间信仰习俗关系密切，通过与信仰习俗的联系，进而影响到岁时习俗、娱乐习俗等。

首先，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是虚幻的产物，然而却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好些赫赫有名的道教俗神，如雷公、风伯、关帝、文昌、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瘟神、蚕神、药王、财神等等，原本是流传于民间的，后被道教逐渐吸收成为道教神祗，并贯以各种名号。

这既是道教不断扩大影响的一种方式，也是它吸引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就是说，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有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着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

像城隍、土地、灶神，一般的民众对他们都是无比敬畏的，对这些神灵的崇拜祈祷，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民俗。

道教特有的一些神灵如八仙，财神，福，禄，寿三星，也得到民间的普遍祭祀。

其次，道教的法术也深入到了民间，常常与民间的巫术结合而对民众生活发挥着重大作用。

道教法术有相当部分渊源于民间巫术，经过道教的改造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

道教法术内容也是很多的，如祈雨、疗病、延生、送死、超度、祈梦、求签等道术都与民间巫术结合在一起，使得道教借助民俗而普及，这一点是民间习俗与道教相连系的重要环节。

此外，民间的各种按固定时间进行的民俗活动，道教也深入到了其间。

如春节这个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道教的影子就随处可见，有的风俗沿袭至今。

如“敬灶神”，“打夜胡”，“贴门神”，“桃符”及“钟馗画像”等，都是涉及道教的。

道教神仙诞辰的庆典活动，在民间也极有影响。

如吕洞宾、太上老君等诞辰日，民众多要到道观烧香礼拜。

而且道教的这些庆典和节日，也掺杂了许多民间娱乐方式，变得非常世俗化。

这时，有关的宫观就成了民间娱乐中心，大家所熟知的“庙会”就是此种情形的表现。

这也是道教与民俗相关联的重要方面。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道教的信仰是“长生成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道教徒们不懈地探索、寻求达此目的的各种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亦促进了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的发展和进步。

古代医学——早期的道教（五斗米教和太平教）即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

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亦从阴阳五行说和经络学的角度，描述了人的生理状况，认为人的疾病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寒热有关，提出用针灸调安人体360脉，以草木和禽兽等动植物为人治病。

有的经典则以固精、炼气、养神作为强健人体的方法。

最值得注意的是晋代葛洪、南北朝齐梁间道士陶景弘以及唐代道士孙思邈，他们对促进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东晋葛洪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

在《金匮药方》中有关于结核病、天花等多种传染病的记载，并指出肺结核（“尸瘵”）是会传染人的，可导致全家覆亡。

《肘后备急方》辑有简便药方百余种，可谓我国第一部急救手册。

齐梁间人陶弘景，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集注》、《药总诀》、《效验方》、《肘后百一方》。

其中《本草集注》是将当时所用730种药“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主诏时用土地所出”而成的，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等均有说明，是唐《本草》的蓝本，为古代药物学的重要著作。

另外，陶弘景还首创按药物性质进行分类的药物学分类方法。

被人尊称为“药王”的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著有三十余种医学著作，现存有《备急千金要方》、《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

孙思邈在医学上重视饮食方法，强调医德，对妇婴疾病极为重视，《千金要方》中列有《妇人方》三卷和《少小婴孺方》。

除上面提到的三位道教师徒医师的医学成就外，道教的一些养生方术，如行气、导引、调息、按摩等，都被纳入了中医领域；道教的外丹术则被纳入了制药领域，成为制药方法；道教的内丹术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

冶金术——中国炼丹术发端最早，源远流长，西传印度、阿拉伯、拜占庭，再传欧洲，在文艺复兴后转化为科学化学。

炼丹术是道教所专擅的方术之一，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至今仍为科学界所瞩目。

道教有关炼丹的经书，主要保存于《道藏》，其代表作有：东汉张陵撰《九鼎丹法》、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皆论述炼丹（外丹）之事。

书中描述了汞有发挥性并能与硫化合，第一次记载了用两种元素合成化合物，并记述有炼铅丹中物质起化学变化时分配比例的概念。

晋代葛洪（252—334年）著《抱朴子·内篇》，其中《金丹》、《至理》、《仙药》、《黄白》言炼丹事，记述了一般无机物的化学变化及制作黄金和白银的各种方法。

化学史研究者认为，8世纪阿拉伯炼丹家盖伯就从葛洪著作中深受启发。

道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南朝梁陶弘景（456—536年）著《古今刀剑录》，记述灌钢冶炼的方法，是早期炼钢术的突出成就。

他还发现根据火焰颜色不同可辨别物质的不同，开后代分析化学之先河。

天文历算——道教有“道法自然”、“修丹与天地造化通途”、“天人感应”等教义。

修炼者要知天文、晓地理、达阴阳、穷卦象。

故道教与天文、气象、四时岁差的变化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客观上对我国古天文学、气象学及历算学曾发生重大影响。

道教与历法学亦有密切关系，北魏寇谦之精于术算，梁陶弘景撰《帝王年历》5卷，颇有创见；唐代傅仁均善历算之术，撰《戊寅元历》，创定朔法，是我国官历用定朔的开始。

道教文化对我国社会的哲学思想、传统道德、环境保护、建筑绘画的的发展，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着在客观上呈现的成就。

总之，道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的组成部分。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广播于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方方面面。

正因为其影响巨大，鲁迅才会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许地山也认为：“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之思想、道家文化……”道教对古代中国上至朝廷王府，下至市井家庭的影响，可说是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这种影响在当今社会也能看到。

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汲取其中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从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走和谐、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