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
文化交流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文化交流对中外关系的影响一、前言文化交流是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可以加深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推进国际和平与发展，还可以为各国民众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交流、现代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对中外关系的影响三个方面来探讨文化交流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二、历史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它不仅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促进了商业往来和国际间的友好关系。
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也逐渐变得更加频繁。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文化、科技、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四运动”。
这场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之一。
中国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科学、新文化，思想观念得到极大地变革，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三、现代文化交流现代文化交流是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变得十分方便。
通过电视、网络和文化教育项目等媒介，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中国的传统文化、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在国外越来越受到欢迎。
同时，西方的电影、音乐、时尚等也深入到了中国，唐装、茶艺等成为了西方人眼中中国文化的代表。
四、文化交流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文化交流对中外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通过了解对方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可以建立更为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关系。
其次，文化交流可以推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创新和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最后，文化交流可以增强国际间的和平与发展。
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各国之间可以减少误解和歧见，进而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
五、结论文化交流是中外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深远。
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增强国际间的和平与发展。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政治影响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政治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更是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是一种互补和融合，同时也是一个深刻而重要的历史阶段。
两大文化的互动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思想、艺术和生活习惯，而且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丝绸之路”的开辟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始。
公元前202年，汉武帝西征扩张的计划促进了长城以外区域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
中世纪时，东方的蒙古帝国掌控了中国，从而建立了一条通往欧洲的交通大道，这条路被称为“牛奶道”或者“糖果道”。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再次甩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
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是大量的中世纪文化的发扬光大。
从西方到东方，一系列的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的交流，为人类文明带来了无尽的贡献。
后续更加重要的是，中西方的学术交流，这种交流在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1. 政治中西文化交流对政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应该说是一个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残留的思维和观念得到了彻底的拨乱复纯。
试想，如果人们一直沉浸在黑暗时代残余的信仰和观念中，那么真正的进步和自由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
然而，文艺复兴运动预示着意大利的经济和贸易将为欧洲创造新的工艺和技术，从而逐渐扩展该国国力和改善财务状况。
此外，中西文化交流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有些技术性问题上。
与此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为西方同样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例如保护人权、消除贫困和保护自然环境等。
总之，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丰富的政治影响，这些影响使得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和自由。
2. 生活和思维中西文化交流同样对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两种文化的融合，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风貌。
西方文化的科技不仅引入了中国的许多艺术中，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引言中西文化在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彼此汲取精华，创新出新的文化形态。
在全球世界日益缩小的今天，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本文将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表现形式以及对文化创新的促进作用。
二、历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西方大陆古代时期。
例如，东汉正始年间，罗马帝国派出的使节曾经来到汉朝，为两个文明的交流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入侵和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此后，中西文化交流愈加丰富，形成了今天的多元文化环境。
三、表现形式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音乐等各个领域。
在语言方面，全球通用的英语、西班牙语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第二语言。
而在文学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随着西方文化而消失。
反而，随着古代文化的复兴，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
艺术领域中，西方现代艺术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激发了新艺术运动。
宗教方面，近年来，佛教、道教等思想体系在欧美国家日益盛行，并与当地各种宗教纷纭互动；回顾历史，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等也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文化创新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对文化创新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涵化，使得这些文化中的独特元素融合了起来，创造出了更多融合的新形态。
例如，中国的京剧与西方音乐的对接、《西游记》的小说与电影创作等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得到了广泛的喜爱。
五、结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然而，这种文化交流与融合不应是一种单向的输出或接纳，而应该是更全面、更平等的双向交流，这种新形态的交流与融合可以更好地促进创新，让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也是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体现。
自古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就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种交流始于汉朝和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而在唐朝以后，更是达到了顶峰。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20世纪传入西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文化运动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持续推进，成为全球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西方文化交流对于双方来说都有着深远影响。
中西文化交流始于古代，诗歌、绘画、建筑等文化载体就成为了交流的重要媒介。
比如唐朝时期，李白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描述了壮丽的黄河壶口瀑布，同样的，王维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描绘了唐代城墙下繁华的场景，这些诗篇使西方人对中国自然与人文的美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贸易往来中，中国与欧洲互相影响，欧洲不但从东方引进了珍贵商品，更是摄取了瓷器的独特制作技艺，丝绸的质地制作技术和茶叶的饮用文化等，从而丰富了欧洲文化。
博物学家、留学家和传教士的到来，丰富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比如德国人马可波罗把自己的旅行与体验写成《东方游记》，亨利·麦凯史密斯记述了满清皇宫的生活、仪式和政治制度等内容，而有关孔子、法藏、道家的研究更是全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使西方人重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文化交流不仅是单一领域中知识的学习，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与信仰的批判性对话。
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巨大差异，也产生了重要的对比与交涉，例如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仁者爱人”，西方则强调“个体主义”；对于艺术领域，中国文化崇尚自然美，注重意境，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写实而忽视意境。
随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和谐，人们会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
以中国电影为例，中国的电影市场发展迅速，全球排名已经上升至第二位。
例举近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及简评
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及简评1. 文章引言中西文化交流自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备受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揭示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影响。
本文将从考古发现的角度，例举近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对其进行简评，并共享个人观点和理解。
2. 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一直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不断证实了这一点。
2015年在西安出土的一批古希腊货币，以及出现在西藏的佛教壁画，都充分显示了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
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深度，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的交融是非常有价值的。
3. 我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相对于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我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我国陶瓷器和丝绸制品在西方地区被发现，证明了古代我国商品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和渗透。
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揭示了古代我国商品如何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并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考古发现对文化交流的启示通过近年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
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在商贸、宗教、艺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影响，而这些考古发现正是这一深远影响的具体体现。
5. 个人观点和总结在我看来，近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数据，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发现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继续重视考古发现，以期从古代文物中发现更多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古代文化交流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价值与意义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价值与意义研究随着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多，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对话也成为了当今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包括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方式：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
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了许多国家公认的“一个好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人们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弥合文化的差异和增强文化的理解。
本文旨在从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方面探索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一、历史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
早在1200年前唐朝时期，中国的丝绸和陶瓷就已经进入到欧洲，并在欧洲市场上得到广泛的发展。
15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通过他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
20世纪初，西方文化、科技和知识的进入也引起了中国的唤醒，启蒙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中西方的文化相互融合，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就表现了这种融合的趋势。
然而，虽然中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交流不断，但是由于不同文化社会的特点和历史发展，双方之间还存在着文化差异和冲突，这限制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度交流。
因此，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现代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与探索。
二、现状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开始进入新时代。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互动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多元，和具体观念化。
互联网为中西方人民之间互相交流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方便。
全球化趋势使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双方都认为学习对方的文化、语言、风俗等对于了解双方的文化及增进两方互相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有极大的益处。
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形式多样。
中方和西方都努力推动文化交流，参与各级各类活动，传达文化信息，让双方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
这些活动包括艺术展览、文化节、体育比赛、学术交流等等。
同时，中西方也在彼此的国家之间设置便利的语言学习交流项目，这种形式使得两档之间关系的紧密度越来越高。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随着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交流、融合、碰撞。
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也同样在不断的与西方文明进行着交流与互鉴。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起源于丝绸之路。
这条古老的商路，不仅是中国和西方文明贸易往来的通道，更是两种文化在人员、商贸、宗教、科技等多方面交流的平台。
从中国传到西方最为著名的就是丝绸了，西方人对中国丝绸的贪爱有增无减。
而在中国，西域的音乐、佛教、大风车等都逐渐地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中。
唐代的贞观之治更是将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龟兹使”的到来将天竺佛教引入中国，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南来北转”新航线。
此时，随着佛教文化的融入，中国文化受到了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在经济、文化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但实现了商贸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贸易城市，文化艺术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宋代的科技、哲学、医学、法律等方面成就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同时，西方文明也在经历中世纪教会思想支配下的黑暗时期。
由于景教的传播，中国大量的佛教书籍经印度转运到了中亚、伊朗、土耳其等地，最后北上到了拜占庭和欧洲，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进入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日渐迅猛，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广泛。
20世纪初期，西方文明的思想、学术、文化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新文化运动拓展了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并引入了西方启蒙思想。
而西方的现代化思潮也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产生了推动作用。
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的，更是在精神上进行的一种深化。
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人们会从对方文化的优秀之处中吸取启示，使自己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如中国的围棋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日本，而西方足球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步成为中国青少年喜爱的运动项目。
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会产生摩擦和碰撞。
一方面，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坚持我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吸纳外来文化，不是为了抹杀自己文化的原有特色，反而是为了更好的促进自己文化的发展和提高。
中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
中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上，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外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文化交流有益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且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相处的前提。
本文将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角度来探讨中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
古代中外文化交融史在古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战争、移民和贸易。
战争导致文化的传播，不同文化的相遇和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明的进步。
早期的贸易和移民也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方便条件。
例如，汉朝开始和中亚的贸易交流，使得丝绸之路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大量的汉学经典、艺术品、器物、食物等裹着货物沿着丝路传播至欧洲，展现了东方的魅力。
远古时期，中华文明曾在东亚发扬光大，随着中国东晋时间的铁骨铮铮，向外困难了很长时间。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得到了自由呼吸的机会，那些慕容、契丹。
日本等各族群落则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取中华文明的有益成果。
日本和朝鲜史料中认为，唐代文化被融入于日本，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唐代文化也有瑰丽的融合，其中儒道思想、佛教艺术为代表的元素，构成了唐中华文明的高峰。
如唐代长安城内离柳市有一批高高矮矮的屋子，后人称之“日本坊”，这便是以唐时日本僧人而建的内坊，作为一个文化区域，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文化对各方客人的吸引。
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文化因为地理原因，输送有难度。
但是，中华文明卓然屹立，傲然挺立于他们的足以阐明东方文明的辉煌。
中外文化互补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化的进步，中外文化交流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单向传播另外，到逐渐成为多向的相互作用和反哺，这是文化的有机融合，也是文明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中外文化正在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互补发展”的局面，文化相辅相成，包容共存。
西方文化在上世纪之前一直被认为是高尚精致，而东方文化则是掌握深刻哲学学问和丰富艺术才华的象征。
但现时，我们已看到了较为平等的文化交流。
东方文化吸收不少西方文化中的技术与艺术美学特点，同时，西方文化中经典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对于东方文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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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202228 [作者简介]马克锋(1961—),男,陕西富平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872)[关键词] 还原;沟通;比较;中西文化;历史考察[摘 要] 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层次:还原的方式,即西学中源说;沟通的方式,即中西相合说;比较的方式,即文化差异说。
这种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深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历程。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26(2005)0320060207 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转型、新陈代谢的变革时代,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使中国社会和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格局。
认识西方,走向世界,成为当时文化人共同关心的时代课题。
前辈学人对中西文化认识的起伏跌宕,是中国近代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系统总结和梳理其历史演变与认知历程,对当代文化创新无疑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一所谓还原的方式,即“西学中源”说。
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即“你的原来就是我的”;用学术性话语讲,即西方文化起源于中国。
这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初步认知。
具体表现是,中西文化同源同质,内容形式完全相同,西学源出中学,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中学西传的过程。
用当时的术语讲,就是“西学源出中国”说,“西人窃我余绪”说,“西法得于中法”说。
“西学中源”说的外来文化源出中国文化的认知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魏晋时期流行甚广的“老子化胡说”(即老子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始祖———作者注)是其滥觞。
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传统学人在认知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这种认识。
代表人物是跨越明清两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
黄宗羲认为,耶稣会传教士所带来的有关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
这一观点,得到了同时代学者王锡阐等人的认可和支持。
明亡清立,这一说法又得到康熙皇帝的钦定,后经著名学者梅文鼎、阮元的推波助澜,曾经盛行一时。
阮元主持编撰的《畴人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量记录和罗列了有关这方面的言论,集其大成。
后来因为雍正禁教,正常的中西文化交流被人为中断,这种说法也一度销歇。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在西方殖民者船舰政策的庇护下,再次来到中国。
尽管此时的西方文化与明清之际的西方文化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依然沿用了过去的认知方法,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源出中国。
林昌彝就说,“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
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
林昌彝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还特意引用了时人的诗句:“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
[1](P43)与林昌彝同时代的学者梁廷枬,也持此看法。
他说:“彼之大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
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
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自中国”。
[2](P172)岭南著名学者、在科技上颇有造诣的邹伯奇为此还专门撰写了《论西法皆古所有》,指出西方科技完全出自中国传统墨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3](P20)成为西学源出墨学的始作俑者。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正式走向西方、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并尝试近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中西文化交流通过通商贸易、互派使者、出国游历、海外游学等各种媒介得以加强。
相应地,国人对西方及其文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尽管如此,“西学中源”说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流行,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风景线。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源”说,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有其特色。
第一,这一时期的“西学中源”说,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超过前一时期。
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中源”说,主要表现在器物层面,只是认为西方的火器、科技源出中国。
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一方面继续前人的看法,依然鼓吹和宣扬西方科技源出中国说;另一方面,诸如西方宗教、政治制度与思想等,也同样源出中国,出现了基督教源出墨家说,议院源出《周礼》说等,而且呈泛化之势。
凡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无论是技术、政治、文化等,都是出自中国。
第二,有关源头及其中国文化如何西传的观点五花八门,比比皆是。
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西方文化源出中国,主要是“西学墨源”说一枝独秀。
而在洋务运动时期,除了“西学墨源”说继续盛行外,其他西学源出老子说、西学源出荀子说、西学源出庄子说、西学源出列子说、西学源出理学说等,都先后有人提出并加以论证。
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西传,何时西传,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大相径庭的解释,有三代中国文化西传论,秦代中国文化西传论,汉代中国文化西传论等。
其中以秦代西传论最为典型。
秦代中学西传说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文化恐怖政策,一些文化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带着书籍和器械,逃亡西方。
于是便把中国文化和科技传到西方。
陈炽就说:“迄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硕颜抱器而西,致海外诸邦;制度文为转存古意”,[4](P74)“中国大乱,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至西域。
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绪余而已足纵横四海矣”。
[4](P7)第三,这一时期鼓吹“西学中源”说者,不再是以前的单纯的自我炫耀,盲目排外,而是分成两个截然对立、界限分明的阵营:守旧与开新。
守旧者继续老调重弹,依然坚持西方文化特别是科技、器物源出中国的观点,如袁祖志的《谈瀛录》、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张自牧的《蠡测巵言》等书,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西学源出中国。
其基本结论是,“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其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
[5](P368、370)就是说,西方科技尽管发达、先进,但是,这既不值得我们去崇拜,更没有必要去学习,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东西,而且是中国士大夫根本不屑一顾、难以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
其根本目的是扬中抑西,反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学习西方的洋务思潮。
开新者大多是洋务时期的开明派和改革派,他们对西方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是真正相信“西学中源”说,但是,为了在浓厚的守旧氛围中使西学在中国有一立足之地,为中国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扫除思想障碍,他们也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如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
然而,他们宣扬“西学中源”说,出发点和目的却和守旧者大相径庭。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想以此多数国人能够普遍认同的方式,来化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将“早已尽失其传”的中国文明从西方迎接回来,并以此为契机,来复兴中国文化,“而今西学有东来之法,是能新中国”。
[6](P424)王韬、陈炽等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和阐发。
王韬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
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
”[7](P168)陈炽说:“阅二千载,久假焉,而不能不归也。
第水陆程途逾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
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
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
……物各有主,天实为之……我而终拒之,是逆天也,逆天者不祥莫大焉”。
[4](P4)陈炽把西学东渐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复兴的千载良机,希望人们放弃中西之争,畛域之见,以平和的态度去认知西学,学习西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新派的用心是良苦的,态度是积极的。
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时期坚持“西学中源”说者,除极少数人是出于贬低西学、盲目排外之意外,大多数倡导者都试图通过这种回归、还原与正名的方式,迂回曲折地认同西学,学习西方。
戊戌维新以后,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认识水平的加深,“西学中源”说逐渐淡出。
刘岳云的《格物中法》、王仁俊的《格致古微》等系统宣扬“西学中源”说的著作,作为“西学中源”说的尾声,尽管也曾经影响一时,但同时也遭到时人的批评。
二所谓沟通的方式,是对还原方式的一种超越。
这种方式强调中西文化异源同质,即内涵一致,源头有异,承认中西文化各有源头,并非独源中国。
但在文化内涵上,认为中西之间相通相合,存在着许多共同性。
用当时的术语讲,就是中西文化“暗合”说,中西“若合符契”说,西学“古已有之”说。
谭嗣同的《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唐才常的《〈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孙诒让的《周礼政要》、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等等,都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作。
近代中西文化相合说,约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学暗合《周礼》说。
《周礼》,也称《周官》,先秦儒家经典之一,是周代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政治制度的汇编。
近代中国人初步接触到西方政治制度时,发现西方的制度设置,与中国古代《周礼》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如此相似之处。
唐才常说:“夫泰西为强国,人皆知之,而不知其精要之谊,在在与《周官》合”,“受业尝观泰西七大政,往往上符《周官》,窃又自疑其比附之过。
既而得见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几于一官一判,无不出自《周观》精意”。
[8](P3、228)谭嗣同说:“又况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
[9](P202)蔡元培说:“以西法比附古书,说者多矣。
余尝谓《周官》最备,殆无一字不可附会者”。
[10](P76)宋育仁的《采风记》、孙诒让的《周礼政要》分别从游历观察和学术考证的角度,对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周礼》的不谋而合做了分析和说明,成为西学暗合《周礼》说的集大成者。
孙诒让在《周礼政要》序中指出:“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
然则华盛顿、拿破伦、卢梭、斯密亚丹之论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
[11](P1)梁启超还写了一篇《古议院考》,推波助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概括起来,宣扬西学暗合《周礼》说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周礼》的“暗合”:《周礼》中的“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等,就是西方的下议院;《周礼》中的“古世卿”,就是西方的上院议员;《周礼》中的“选举与岷,主于乡老、乡大夫、乡吏”,就是西方近代大选制度的滥觞;《周礼》中的“周制禄有田有粟”,就是西方公务员的俸禄制度的先声;《周礼》中的“陈诗观风”与“陈书知政”,就是西方近代的新闻舆论监督制度。
其他诸如西方行政机构的设置、重商政策、专利制度、陪审制度、司法处罚等等,无不与《周礼》不谋而合。
其二,西学暗合诸子说。
先秦诸子气势宏伟,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
以此与西方近代文化做比附,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主张西学暗合诸子说者认为,中国先秦诸子之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学、军事、外交等方面,都与近代西方存在着许多相通与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