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

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江 飞“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没有过去”，在阅读长篇小说《北上》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福克纳的这句话。

历史从未死亡，也没有过去，就像作者徐则臣在扉页上所引用的，“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历史只不过是在线性的时间之轴上以另一种形态或形式继续存活于当下，它等待被重新发现和唤醒。

对“历史”和“考古”有着浓厚兴趣的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小试牛刀之后，此番终于在《北上》中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历史考古”，这份“考古报告”像一道坚实的闸门直接切入到时间洪流之中，如阿伦特所言，“时间在中间、在‘他’站立之处被打断了；而‘他的’立足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在，毋宁是一个时间中的裂隙，‘他’持续的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这个裂隙得以维持”。

①在我看来，徐则臣正是这个立足于时间裂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左冲右突、持续战斗的“他”。

他以“历史的虚构”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虚构的历史”，这“历史”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五大家族（谢、邵、周、孙、马）的命运史，既是百年的京杭运河史，更是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内容提要：《北上》是一部“创世纪”的“好的历史小说”。

作者徐则臣化身“历史文学家”，凭借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想象虚构了一种历史，也创造了一种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比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更真实，也更富有文学性和哲学意味，经得起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

这“历史”是“虚构的历史”，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五大家族（谢、邵、周、孙、马）的命运史，既是百年的京杭运河史，更是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这“虚构”是“历史的虚构”，徐则臣通过知行合一，重返历史现场，重建历史情境，重塑历史人物，使整部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细节真实、情感真实和精神真实。

关键词：徐则臣 《北上》 历史 虚构 实证精神168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169史。

总之，此次徐则臣化身“历史文学家”，勘探了“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写就了一部“创世纪”的“好的历史小说”②——《北上》。

一 虚构的历史：个人史、家族史、运河史与民族秘史作为小说家，与其说徐则臣对“真实的历史”情有独钟，不如说他对“虚构的历史”一往情深。

“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

在看不见的历史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

水退去，时间和土掩上来，它们被常埋在地下。

”③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表明了历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时间开辟了新的历史，也掩埋了无数有价值的东西，模糊了我们曾经清晰的来路，“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原本确定的身份和历史变得悬念丛生、暧昧可疑，这自然也为小说家的虚构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小说开端有意写到的那些被重新发掘和打捞的出土文物，是在沉默地诉说着历史的遗言以及祖先的秘语，那么，整部小说则借助虚构之舟沿时间之河逆流而上，重新发掘和打捞被遮蔽、被掩埋的历史，再次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喧哗与骚动”。

在《北上》的结尾部分，徐则臣最终按耐不住，借考古学者胡念之之口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虚构历史观”：“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

这段话可谓夫子自道，道出了作者本人的历史观和整部小说的创作密码：虚构是小说的本质，也是历史的本质，虚构正是历史小说打开历史并抵达历史真实的不二法门。

很显然，徐则臣对历史虚构性的理解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的观念是一致的，正如代表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言，“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总是不完备的历史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性的”，④任何历史文本都只是一种临时物，一切历史必然是文本性的，具有文学虚构的品格。

正因为看到了历史的虚构性和小说的虚构性之间的隐秘关联。

所以，徐则臣认为，“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福柯这句话应该放在所有打算对历史发言的作家案头”，⑤换言之，应当将“历史能否虚构”的问题置换为“历史如何虚构”的问题，应当关心的是讲述历史的时代和方式，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本真或历史真相，这才是作家打开历史的正确方式。

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既不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建构，也不是先锋主义的有意消解，而是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重建”⑥，而所谓“重建”，按童庆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对历史文本加以增删，加以改造。

不照抄历史文本，而以自己的情感重新评价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另辟一个天地，构造成一个完整的世界”，“‘重建’是历史文学的必由之路”。

⑦我不知道徐则臣的这种历史意识是从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家的“新历史小说”那里获得启示，还是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170些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以文学虚构历史、重建“一个完整的世界”（即“创世纪”）的合法性，也都为徐则臣“打着历史的幌子做自己的事”即以个体的时代感重建历史提供了理据。

“历史”也好，“民族”也罢，都不是空洞无物的名词，而是拥有肉身的灵魂。

为了揭示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有意将“秘史”还原为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个体（“民”）的生命史，还原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家族（“族”）的命运史，还原为一条纵贯南北、跨越千年的运河的变迁史。

在近现代百年历史的长河中，在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死亡无可回避的时代，个体生命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又因为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家族重任而显得格外重要，从百年前的邵常来、周义彦、孙过程、谢平遥、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马福德），到百年后的谢望和、邵秉义与邵星池、周海阔、孙宴临、马思意与胡念之，历史既像代代相传的遗物影响甚至左右着后人的命运走向，又像无形的文化符码编辑着整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比如：脚夫兼厨子邵常来选择了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小波罗）的罗盘，其后代邵秉义便选择了“运河上生，运河上死”的船民生活；船夫二徒弟周义彦选择了小波罗写满意大利文的牛皮本，其后代便“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护卫孙过程选择了小波罗的柯达相机，其后代孙立心、孙宴临便与摄影有缘；“运河百科全书”谢平遥“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而选择与小波罗一起逆流北上，其后代谢望和便离开电视台潜心制作纪实节目《大河谭》；费德尔因为热爱运河而选择来到中国并最终成为了“运河专家”——马福德，其后代胡念之便成为运河考古鉴定的首席专家。

先祖们“百年修得同船渡”，后人们在百年后又接续前缘，一次选择对先祖而言或许只是个人的历史偶然，对后代而言则可能意味着家族的历史宿命。

正像《红楼梦》《百年孤独》或《白鹿原》所呈现的那样，在《北上》中，个人生命史与家族命运史成为“虚构的历史”的重要内核，并使其显现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

割不断的是历史，是血脉，更是河流。

在徐则臣此前的“花街”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及《水边书》《夜火车》《耶路撒冷》等长篇小说中，“运河”一直作为局部背景而反复出现，《北上》则第一次对京杭大运河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

按其所言，“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20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

20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

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

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

⑧很显然，徐则臣已不满足于“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他试图借这次写作来实现“唤醒”运河这一巨大“野心”。

所谓“唤醒”也就是让运河真的“活起来”，因为只有“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祖先，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

为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171此，作者一方面将运河史实化、语境化，从1901年的运河漕运废止，一直写到2014年的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旁及与运河相关的诸多史料史实，并将运河置入从晚清大变局时代（1901）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4）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历史与当下勾连相通，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建构起一部波澜壮阔、绵延古今的运河史，并以此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年沧桑；另一方面将运河人情化、生活化，从丰富的人物、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和书写它。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被塑造成与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运河之子”，或为事业，或为志趣，或为生计，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他们“北上”或“南下”的命运因为运河而跌宕起伏，也因为运河而紧密地交汇在一起，使得宽阔丰盈、奔腾不息的运河充满了人文情怀。

反过来说，运河参与和见证了五个家族五代运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他们而言，“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

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

更重要的是，运河形塑着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家族精神谱系，永远流动在他们的身上和心底。

两相映照，虚实相生，绘制出一幅如《清明上河图》般生动可感的历史画卷、文化画卷和生活画卷，既再现了“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又表现了“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总之，在小说的“虚构的历史”中，“运河”所表征的不再是那条长达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而是有着丰厚人文历史蕴涵的“运河文化”，它接纳着个人与家族的悲欢离合，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可谓“中国文化的大动脉”。

⑨饶有意味的是，大运河文化带已成为当下北京规划建设的三个文化带之一，这部“大河谭”一下子又具有了超越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这是历史的巧合，抑或历史的必然？二 历史的虚构：实证精神、细节真实、情感真实与精神真实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而如何虚构却是门高深的学问。

虚构不是天马行空、胡编乱造，恰恰相反，虚构的最终目的却是“真实”，更准确地说，是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契约，那就是“真实可信”。

“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可信的物质外壳，可能也就没有可信的灵魂和精神”⑩，“物质外壳”也就是小说中的物质世界和生活世界，它的可信与否取决于小说家究竟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多少笨功夫。

在我看来，这种“笨功夫”正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真功夫，也正是小说质量的可靠保证，对历史题材的写作而言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写了20年小说的徐则臣是一个懂得也舍得下笨功夫的小说家。

为了写《北上》，徐则臣可谓做足了准备：一是知识积累，从2003年开始就大量搜集和阅读一切可能有用的材料，包括古今运河研究著作，以及苏伊士运河、伊利运河和阿姆斯特丹、俄罗斯的运河研究著作，还有从宋朝至今的关于运河的地图，乃至著名作家书写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172河的书籍、安野光雅的随笔画集《中国的运河》，以及20世纪中国史、世界史等各种相关资料；二是田野调查，将大运河重要的河段、城市、县镇都亲自走了一遍，进行实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