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系统(世界、作品、作者、读者)，文化研究的对象是阶级、种族、性别、传媒等，因之它们的研究方法也迥然有别。

但文学研究在审美的层面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素材和佐证，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对文学研究同样适用，而且文学研究也确需文化的力量，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文学研究的后现代时代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解构主义思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主体的绝对地位和意义的真理价值，哲学的终结与后形而上学兴起使文学艺术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从属于哲学的纯粹思辨的美学研究方法已让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文化研究方法，这就是文学研究的后现代时代。

此处所谓“后现代”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不同，后者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解构主义，认为瓦解中心、消解意义是后现代主要特征，以解构、摧毁、否定为能事。

但后现代作为对20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特征的总概括，不仅包括解构主义，还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其特征是既强调多元，又强调多元之间的结构性产生的意义。

多元观念要求我们具有一个多视角看事物的方式，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僵化。

多元中的任何一元都是平等的。

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对对象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都有平等存在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歧视，平等地对待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正视差异的存在。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其间的构成性、创造性、建设性，强调多元之间的互动性、对话性、合作性，使意义在对话的辩证和互补中无限敞开，在多声部大合唱中表现出文化整体的价值。

任何个人主义的东西都不再构成意义的整体和全部，任何企图设定一个中心、并将其他纳入这个中心控制的封建王朝而机械地单向发言的形而上学已经结束。

总之，后现代景观是由平等的多元构成的。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文化研究作为类概念，其中包含后现代主义诸流派;
二、文化研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文化研究古已有之，且存在于任何一个领域;
三、从方法论角度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批评、现象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都是并列的，不能等同。

但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却与后现代主义同宗同源。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哲学发展到后形而上学的产物，那就是人不再拘执于传统哲学对意义和本质的探询，人的存在方式由抽象的、思辨的转而为实践的和行为的、具体的。

而文化批评就是这一倾向在思想和批评领域的表现。

因此，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模式就不必过于考虑二者的严格区别，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共同性恰好是我们在此处所要予以关注的。

哲学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认识的可能性问题。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人类主体中心主义的解体，认识论渐次让位于存在论和语言论，使得结构和意义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

在“结构”方面，是一元决定论的结构，还是二元关系论的结构，抑或是多元构成论的结构?在意义方面，是单一的明确意义，还是多元的无意
义，抑或是多元构成的明确意义?结构主义推翻了一元决定论结构，建立了二元论关系结构，解构主义则将结构多元化;从解释学到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意义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明确走向模糊，由确定走向不确定，解构主义则使意义瓦解。

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在解构主义毁灭大战的废墟上，在多元构成的结构中，重新追求明白无误的意义，后现代时期的学术获得了强大而广泛的文化语境，并在90年代发展为基于文化网络的学术倾向。

这样，由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构成的后现代文化研究群体态势形成。

文化研究日益成熟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强的阐释能力，但另一方面文学的主体地位却在日益下降。

随着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兴起，哲学美学的研究已走到了尽头，文艺理论的研究在文化和多元的研究境遇中开始冷遇文艺本质的探索，文学批评执着于新的现实状况，向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渗透，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丧失自己本有的阵地。

这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模式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非得失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