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读书笔记

阿伦特《论革命》读书笔记中山大学二十世纪可谓是战争与革命交织的长河，而革命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

正如书中所言：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

然而，在大西洋的两岸，两场革命以不同的方式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不论是革命以灾难告终还是平稳顺利的进行，要达成革命至善的终极目标追求，革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革命”之革命以“革命”为题，阿伦特自然就先得对“革命”一词本身作出了一个深刻的解析。

阿伦特在书中首先从词源意义上指出：“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革命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其意义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革命”似乎大不相同，反而恰好相反。

而“革命”一词是在1660年推翻国会后恢复君主制之际第一次以隐喻之意从天上降落在了地上，却并不是用于一场我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

这也足可以证明，“革命”一词的原意就是复辟。

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

”这也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

尽管革命以这样的意义出现，却并不是以同样的意义发展。

在革命的最初阶段，革命者都将会陷入革命的困惑。

革命者需要为革命正名，获得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源，此时，革命者是迷茫的，对于未来更是空白的，只有在过去中寻找。

于是便放眼于历史传统中，以求有历史经验可循，以“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从最初革命的原因来看，革命者们也只是试图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获得被剥夺的东西，他们甚至坚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破坏和践踏的旧秩序，他们由衷的呼吁重返那种各得其宜、各安其分的旧时代。

但是，“革命者最终大都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

”革命也将陷入难以逃脱的悖论或是困惑，阿伦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

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者们发现复辟是不可能的，或者也只是暂时的成功。

他们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从事的是新的事业。

于是，“革命”一词的意义便在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进化，获得了新意，不断积淀出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革命一词的意义。

由此可见，“革命”一词的意义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也可谓是“革命”之革命。

二、法国大革与美国革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与此同时，革命自身也具有逃脱不掉也回避不了的困惑和悖论，如：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的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革命者如何建构这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正因为如此，阿伦特特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作了详尽的论述和比较，试图在两大革命的比较中找到解决革命困惑的办法，以完成革命未完成的目标。

先是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社会问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革命似乎总是处于社会问题的主导之下，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革命的角色。

社会问题，具体而简单的说就是贫困的存在，贫困不只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

对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也曾言：“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

”正是由于贫困的绝境，才极易唤起人们的同情，继而点燃革命的激情，使广大受苦大众得以乌合。

可以说，社会问题的政治化，将社会问题转化成了政治力量。

也正是因为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持续，法国大革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当罗伯斯庇尔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

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

不再是自由，而是富足，成为了革命的目标。

这样，革命解放的是受苦大众，而绝不是人民，更不是未来的公民。

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

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

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这无疑就会偏向于绝对性和必然性的歧途，其实，“苦难的条件绝对无法产生心灵自由的人民”，当贫困不幸者成为主体，形成公意，成为绝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恐怖便开始了。

正是这种必然性，也就是人民的迫切需要释放了恐怖，并将大革命引向了毁灭。

最终，法国大革命的命运也只能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然而，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的过程却完全不同。

美国从未为贫困所困，几乎从殖民化之始，这片土地就是“自由的土地，美德的居所，被压迫者的庇护院”。

也就是说，美国不存在像法国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因为美国物质条件的优裕，才得以免除了由社会贫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个人的封闭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不透明性”）、同情不幸者引发的“美德之恐怖”、暴力及军事独裁等等。

美国革命是以解放战争为先导的，赋予了人‘人之为人’的权利和自由空间的保证。

美国人认为公共自由在于共同分享和参与公共事务，是对共同体的一种责任，甚至牺牲，而自由是幸福的本质。

在这一过程中，对公共自由的追求同时又包含了对公民自由的追求，从以公共幸福之名分分享公共事务，转向了一种保障，即追求私人幸福将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促进。

在革命的进程中，人之间不是被同情的激情所乌合，而是通过相互的承诺和共同协商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权力的整合，革命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非权力的绝对性和必然性，也不必去寻找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作为源泉或合法性论证。

同时，革命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

这就为制宪建构了一个基础和原则。

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受人民的认可同样承受着来自“下方”的压力，但却不是从任何主观的心境、意志、品德开始，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就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

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正是“相互信任并信任普通人”的权力，“使美国顺利完成了一场革命”。

简单的说，法国大革命出于社会问题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只追求人民的富足，只注重公民的权利；而美国革命不同的是，它更注重共同体的利益，一开始便着眼于公共自由的构建，共和的构建。

或者可以说是不同的革命目标，最终导致了两场革命的不同的命运。

三、权力的构建——个人德性到城邦之善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种摧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能力，而革命与民主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其实，这才是阿伦特最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最为关键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之后的问题，即推翻旧的体制后权力的建构的大问题，当然也是革命者所面临的新问题，这才是革命之真正目标，真正之革命。

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自由的宪法，是城邦之善。

而要达成这个“城邦之善”，就必须处理好公民权利和共同体利益的关系。

公民责任是构建共同体利益的最初前提，同时也成为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来源，这个过程就称之为“制宪”。

基于对公民德性或是责任的假设，公共权力得以结合和构建起来。

事实上，正如美国宪法的真正目标也不是限制权力，而是创造更多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成立和正式建构一个全新的权力中心，是在已有的“宪政构成”的社会之上建立一个联合各州的权威的联邦共和制。

在这个权力的构架之中，自由与民主成了主体性的原则，也是根本性的目标。

最终，权力的构建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组织起来，宪法也成为了权力的最权威性代表。

然而，宪法终不过只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受制于多数意志，就像一栋建筑是建筑师的意志表达，受制于居住者的意志一样。

所以，在美国，“无论如何，宪法之拟定，乃是蓄谋已久、别具深意的，那就是竭尽人之所能，防止多数决策程序演变为多数统治的‘选举专制’。

”但民主制绝不是仅仅用多数统治取代一人统治的一种技术装置，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于基层人民，而“法律源泉是在上的，在某个更高的和超验的地方”。

这样，权力为法律提供了权威性支撑，反之，法律也为权力提供了合法性解释和来源，二者在民主与自由的空间里完成了结合，并走向共和。

在这里，宪法的制定还不是革命的终结，革命的终结应该是在宪法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保障之下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完成。

这也说明了不是在建立起政府的基础之上来制定宪法的，反而是在宪法的框架下组建政府。

她认为，政府应被视为促进社会幸福的手段，保护自由得以呈现的空间，而这也是“好政府唯一的正当目标”。

所谓“有限政府”，也即就是人们应该授予政府一部宪法而绝不是相反。

真正实现政府作为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这正是政府的真正职能之所在。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自由宪政和共和主义”的理论。

一言以蔽之，即就是“个人德性到城邦之善”的达成。

这也是革命终极之目标，也是《论革命》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四、疑问与思考尽管如此，人们对“个人德性”的争论似乎还存在太多的偏见，或许“个人德性”在先天上就有缺失。

绝对的个人德性是不存在的，所以难免会有分歧、意见的存在和产生，我想正因为如此，民主才作为一种“技术装置”发生了效用。

然而民主并非如人们所愿的那样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它也会形成民主的恐怖与暴力，而且来势更加猛烈，更加堂而皇之。

一旦如此，对于一切冲突中失败的少数来说那将是噩梦的开始，紧接着便是在政治上并且在极端境况下在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清洗，这些都是见惯不怪的做法，多数决策的技术装置沦为了多数统治，或者是多数暴力。

更可怕的，是依靠多数统治的一党统治观念----通过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能够达到绝对大多数的党来夺取权力。

事实上，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革命制造了社会的剧烈继替，同时又总是处在这个漫长的社会继替的过程之中，用范·吉纳普的话说，他们处在了一个中间阶段上，即处在打破旧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之间的一种游离的状态。

事实证明，这种状态是没有稳定性的，是有激情而不太有理性的。

这种环境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或是割裂了“个人德性”的达成。

这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也有体现，把个人德性视为民主的前提，认为民主政体支撑于“品德”原则之上，这种品德是“是对法律的爱”，而这种爱即要求“一直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纵然阿伦特和孟德斯鸠一样，具有强烈的精神品格，但是在现实面前，这只能是柏拉图似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