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

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一、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人民观察）郭齐勇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

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

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

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

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

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

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

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

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

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

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绕“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义；等等。

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港台新儒学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

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

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实践，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

从孔孟到陈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学。

由此，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

台湾鹅湖学派等继承港台新儒学的思想，坚持其理念，继续在民间起着弘扬儒学的作用。

在台湾，分散在不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儒学教授们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理想，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中国经典与常道的阐扬、传承与转化，是难能可贵的。

目前，这一阵营正处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港台新儒学存在不少局限性。

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港台社会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将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主义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国新文化体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新文化体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

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学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

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

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

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

中国哲学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

大陆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中西融合与儒学的根源性、当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实践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

比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大陆新儒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问题的启发，也对后者予以回应和批评。

对于儒学经典，大陆新儒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

大陆新儒学思考的中心是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致力于调动儒学资源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

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影响，大陆新儒学大都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广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主张终结狭义的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民间儒学。

民间儒学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

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灵根自植、融入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能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值目标。

为推动民间儒学发展，一些大陆新儒学学者纷纷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虽然其形式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二、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当今聚焦）成中英哲学总是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当今时代，儒学发展面临诸多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和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动力与目的问题，东西方社会新一代面临的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现代国家治理方式多元化及其国际整合问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利益追逐与市场竞争问题，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冲突问题，人类未来走向与发展取向问题，等等。

除此之外，来自宗教信仰者的诘难，来自西方政治制度的批评等，是儒学发展的外部挑战，考验着儒学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智慧。

面对问题和挑战，我们亟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道德实践，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积极影响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

保持儒学核心价值儒学的“返本开新”，首要问题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学的最大特征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倡导一种自主自强之德、返本之德、创化之德、求同存异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

在此基础上，才能实践仁道、寻求义道，建立礼制亦即行为规范。

儒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注重发挥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

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圣人之道人人都当行也可行，行不行则在乎个人自觉与否。

儒学先不问效果，强调自强而后助人、自强而后立人、自强而后达人，强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由此可见，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不同于美国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伦理学，更不可成为时下相对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角色伦理。

有西方当代学者看到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关系现象，就断言儒家把有利于实现自我利益的关系看作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态。

这是一种消解与庸俗化儒学的观点。

其实，儒学并不只强调人在组织里扮演一个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家庭然后形成国家，强调在集体和组织中保持人的独立性。

儒学重视真诚，重视人的真性情，重视对生命体验、生命价值的真实表达，尤其重视辨清是非善恶、把握取舍去留。

儒学强调，为人的目标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时要真诚地面对社会关系。

角色伦理注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形式与技术，孔子说的“乡愿”就是一种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称之为“德之贼”。

角色最多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体现，这是角色伦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儒学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应充分认识儒学的真诚性与德性，将儒学看作真诚伦理和德性伦理，而不是肤浅地将其看作角色伦理和关系伦理。

发挥儒学经世致用功能中国的和平发展，雄辩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

当代新儒学应认清自身的方向与潜能，认清自身的时代定位，认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不但要与世界文明积极互动，而且要坚持人类大同的理想追求，充分发挥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功能。

客观地说，儒学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对于人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的价值，对于人类应对危机挑战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儒学不应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应漠视社会发展，而应将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当代新儒学应关注的对象，除了传统的思辨、伦理与政治问题，还应包括生态、经济、管理、医疗等诸多当代问题。

为此，我们可以探索建立生态儒学、经济儒学特别是低碳经济儒学、管理儒学和医疗儒学，将儒学中的本体论、伦理学与知识学灌注到这些领域之中，形成相关的价值、规范与目标。

对于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儒学可以从以下认识前提出发，探索提供参考性答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不断超越自身、相互借鉴，促进内外平衡；当代人面临的价值困境，正是儒学创新发展的良机，当代新儒学可以引导人们处理好知己与知人、成己与成人的关系；儒学秉持的儒、释、道调和与统一的理论，有助于解决西方世界中三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与敌对问题；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与实现形式是多元的，当代新儒学可以为当代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智慧；弘扬儒家义利观的合理要素，有助于从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入手解决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公问题；儒学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不但有助于建构当代生态文明，而且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