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观点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心学：又称为文学心理学，是研究文学创作心理与审美情趣的学说。
代表人物有刘勰的《文心雕龙》。
2. 古文辞章：研究古代文言文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以及文笔的优美程度。
代表作品有韩愈的《韩文公集》。
3. 文字学：研究文字的起源、演变和结构，以及文字的表意和表音特点。
代表人物有许慎的《说文解字》。
4. 音韵学：研究古代音韵体系和音节的发音规律。
代表人物有杜佑的《韵略》。
5. 诗学：研究诗歌的创作技巧和鉴赏方法，以及诗歌的形式和风格。
代表人物有苏颂的《杂说》。
6. 赋论：研究古代赋的创作规律和表达技巧，以及赋的分类和鉴赏方法。
代表作品有杨雄的《赋易》。
7. 词学：研究古代词的创作方法和表达技巧，以及词的音韵和格律。
代表作品有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8. 戏曲理论：研究古代戏曲的创作规律和表演技巧，以及戏曲的音乐和舞蹈形式。
代表作品有李时中的《南戏正宗》。
这些古代文论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创作和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观与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观与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审美观和文学批评方法。
这些观点和方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与审美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观与文学批评为主题，探讨其深度和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审美观主要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和欣赏上。
古人认为，文学作品应当传递人们内心的情感，能够引起共鸣并给人以美的享受。
此外，还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和反映社会风貌的能力，以及文学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
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的特点。
在古代文学批评中，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方法。
其中之一是“诗论”，古人对于诗歌的评价和研究非常重视。
他们认为，优秀的诗歌应当有情有理，能够表达作者的真实感受和思考。
此外，还要求诗歌的语言表达清新自然，音韵和谐优美。
古人还通过对古代经典诗歌的研究和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如“意境”、“形象”，以及“众咏”等等。
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内容和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是“文心雕龙”，由北魏时期的刘勰提出。
这本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勰在书中提出了诸多对文学创作和审美进行系统性论述的观点。
他强调文学作品应当有丰富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文学形式。
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种“象征情感”的观点，即文学作品可以通过比喻、象征等手法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思想。
此外，刘勰还对文学风格、修辞手法以及修辞格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述，强调了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美感和力量。
除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古代文学批评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著作和观点。
比如南朝时期的“南齐书评”强调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情感的真切表达，而唐代文学批评家韩愈则提倡文学的兼容并包，将文学与社会责任相结合，让文学具有道德和教育的功能。
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观与文学批评方法对于理解古代文学的价值和审美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文论
中国古典文论
中国古典文论是指古代中国文人对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的思考和论述。
中国古典文论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特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典文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诗经》和《论语》等文献，但真正形成成熟的古典文论体系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魏晋文学批评。
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以王逸、刘勰、陆机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关文学创作和修辞技巧的理论观点。
其中，《文心雕龙》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文论著作之一，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巅峰之作。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提出了“心性”和“文体”两个重要理论概念。
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通过表达作者的“心性”来达到感动读者的目的，同时还强调了修辞技巧的运用与文体的重要性。
这些观点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成为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除了《文心雕龙》，此后的历代文人也陆续提出了许多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理论观点，如唐代韩愈的“唯心论”、宋代欧阳修的“词章之学”等等。
这些观点丰富了古典文论的内涵，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总的来说，中国古典文论是对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宝贵遗产。
通过研究和理解古代文人的观点和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和特点，也能够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 国 古 代 文 论
中国二、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187—226）是汉魏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
后来《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幸亏被选入南朝时期的《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是第一篇，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
重要文论观点1、文章“不朽”说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2、“文气”说《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
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
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
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三、陆机的《文赋》陆机（261—303）是西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才华横溢，诗、赋、文等创作都为时人所重。
他给我们留下的文论著作主要是《文赋》，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正式的完整的文学创作论，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
中国古代文论概要分析
中国古代文论概要分析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对文学艺术理论的探讨和总结。
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下面，我将从古代文论的特点、内容和影响
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其次，古代文论的内容主要分为文学创作理论和文学鉴赏理论两个方面。
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古代文论主张文学要有“真、善、美”的特征。
其中，“真”是指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善”是指作
品要传递正能量和价值观，“美”则是指作品要具有审美价值，使人愉悦
和感动。
在文学鉴赏理论方面，古代文论强调对文学作品的品味和欣赏，
提出了多种鉴赏标准和方法。
最后，古代文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文论
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和创作的指导，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达
到了辉煌的巅峰。
例如，《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鉴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另外，《红楼梦》也是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通过对古代文学创作的思考和借鉴，创造
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成就。
总之，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它体现了中
国古代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
古代文论的特点是
思想深邃、理论系统，其内容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两个方面。
古代文
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
宝和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文论辨析与欣赏
中国古代文论辨析与欣赏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积淀了丰富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传统。
在这些古代文论中，不仅有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思考，还有对文学作品的精彩评论和欣赏。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辨析，并探讨如何从中欣赏古代文学的魅力。
首先，中国古代文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学创作的理论思考。
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例如，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以咏志”之说，强调文学作品应与时代相契合，并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苏轼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气势磅礴，气韵生动”之说，强调文学作品应具备独特的气势和生动的气韵。
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创作和鉴赏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古代文论中还包含了对文学作品的精彩评论和欣赏。
古代文论家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展示了对文学的深入理解和独到见解。
例如，唐代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红楼梦》进行了精彩的评论，称其为“妙不可言，妙之又妙”，并点赞其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和对社会现实的犀利批判。
这种对文学作品的精彩评论和欣赏，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文学作品的新的视角和理解，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外，中国古代文论中还包含了对文学的分类和鉴赏方法。
古代文论家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类和鉴赏方法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欣赏文学的方式。
例如，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文之可观，以其有法也”之说，强调文学作品应具备一定的结构和规律。
这一观点对读者来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
另外，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文有所宜，宜有所文”之说，强调文学作品应根据不同的内容和目的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一观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思考，还包含了对文学作品的精彩评论和欣赏，以及对文学的分类和鉴赏方法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
绪论一、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一）中国古代文论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二）中国古代文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四）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以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古代文论的表现形态（一）散见于子书中的文论；（二）诗话、词话；（三）书信序跋；（四）小说（含戏剧）评点；（五）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剧、经传训诂，以及艺人谚语中的文论。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分期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和文学创作发展状况，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鼎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
第一编先秦时期文论第一章概述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产生期。
其文论特点是：1.此期文论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是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2.其萌芽和产生，与哲学、政治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3.此期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文学理论批评与艺术理论批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4.此期文论已涉及到我国古代文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以后文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1.文论萌芽出现于创造文字之后中国文学诞生于文字发明之前，而古代文论的萌芽则出现于创造文字之后。
文字创造要由直观模仿进而发展为指事、会意等“六书”中的其他方法，势必要借助于比喻、象征等手段。
这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中运用的“比兴”手法。
与文字创造相接近的是八卦的创造。
八卦的创造可能象征自然界的八种基本事物。
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某种具体意思，从其象征作用来说，与文学创作中的“兴”也有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观点
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观点（孔子的）“思无邪”说《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提出了“思无邪”说。
“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
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有一句话：“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提出了“尽善尽美”说。
就是说要求文艺作品“尽善尽美”，这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但到底什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孔子还说过的另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论语·为政》篇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
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孔子的）“辞达”说"辞达"就主要应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不必要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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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观点（孔子的）“思无邪”说《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提出了“思无邪”说。
“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
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有一句话：“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提出了“尽善尽美”说。
就是说要求文艺作品“尽善尽美”，这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但到底什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孔子还说过的另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论语·为政》篇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
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孔子的）“辞达”说"辞达"就主要应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不必要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
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孔子还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可以说明孔子认为一定的文饰，还是必要的。
（孔子的）“文质”说与"辞达"说相联系的是孔子的文质说，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即认为文与质要兼美。
孔子的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即是要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文采与质朴的相得益彰。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孟子的“以意逆志”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提出了“以意逆志”说。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知人论世”说"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这是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来的，篇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
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
（庄子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庄子》书中强调“意”是“不可以言传”的，其中一些讲出神入化的技艺的故事，如“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都说明言不能尽传意的道理。
《庄子》认为文字语言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把人的复杂的思维内容完全传达出来，这就是所谓“言不尽意”。
既然“言不尽意”，那么，相比于意来，言就不是最重要的了，故《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这就是所谓“得意忘言”。
那么，作为文学作品，就要求含蓄蕴藉，有回味，特别是诗歌创作，就要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文学作品“意在言外”的传统，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庄子的）“虚静”说“虚静”说是中国古代有关创作构思的理论。
“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极大地发展了老子的“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
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庄子》）的“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
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
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
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
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
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
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毛诗大序》）“讽谏”说“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
《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
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毛诗大序》）“诗六义”说《毛诗大序》以风、赋、比、兴、雅、颂为诗“六义”，提出了诗“六义”说。
本来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表现方法，《毛诗大序》赋予“六义”新的说法。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风，指诗能讥刺上政，有讽刺的作用；赋，指铺叙直说的写作方法；比，是比喻；兴，起的意思，指诗歌有“感发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是赞美神明的歌舞曲。
它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中个别表现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
“六义”说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大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
（《毛诗大序》）情志统一说“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
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
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
《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
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
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王充的）“疾虚妄”说王充提倡真实，反对"虚妄"。
王充自述他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他在《论衡·对作》中批判“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
他认为一切文章和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
他坚决反对“奇怪之语”、“虚妄之文”，认为有“真”才有美，而“真美”又是和“善”分不开的。
只有高度真实的文章和著作才是有益于世的。
而虚妄之作是必然毫无实用价值的。
（曹丕的）文章“不朽”说曹丕肯定文章有崇高的价值，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
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
（曹丕的）文体说（“四科”八体说）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