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论美学到实践美学_中国悲剧观演变论

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从人生论美学到实践美学———中国悲剧观演变论郭　玉　生①(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摘　要:中国传统美学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之下,从先秦时代以来就造就了“向内求善”的审美品格,从人的本性和特质出发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了人生论美学的特征,同时相应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意识。

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逐渐靠拢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探寻,王国维、鲁迅、朱光潜、蔡仪等在移植西方哲学美学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体系包括悲剧观,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艺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但人生论美学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仍然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被中断或淡漠。

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人类的自然实现为根本目标,能够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真正阐明悲剧的内在根源和美学特征。

关键词:中国;悲剧观;人生论美学;实践美学中图分类号:B8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4)01-0055-08一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里没有出现过“悲剧”这个范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没有悲剧,也不表明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于悲剧缺乏认识。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儒道释三家对人生的悲剧性困境都曾作过哲学的(包括美学的)和艺术的阐释,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悲剧意识,深深影响着历代文人的创作心态,他们所创作的大量带悲剧性的文学作品都明显体现着儒道释三家悲剧意识的弥散与聚合。

儒家哲学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对建立中华民族悲剧观念,塑造民族悲剧精神起着主导作用。

它与老庄、佛教哲学起着补充和互促的作用。

它们各自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目的论都有其特殊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它们认识悲剧的出发点完全一致,首先是认识理解人生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把这种认识与对悲剧的认识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各自的悲剧意识。

(一)儒家儒家哲学把《周礼》中的孝悌演化为“仁”,并从“仁”出发,发展出一系列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的范畴。

儒家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形成了“仁、义、礼、智、信”和“忠、孝、悌”等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引导人们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当作生存实践活动之目的,并认为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是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重要保证,这与西方人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意志,并以此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标尺颇为不同的。

所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则,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总体秩序之中,它是制约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并引导调整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力量。

这样,人们在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情”与“理”的统一,个人的意志、行为是否有悖于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从而做出“善”与“不善”、“合理”与“不合理”的道德评判。

因此中国古典悲剧如《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有关人物在苦难时的令人尊敬、振奋的表现,在灾难袭来时超乎常人的抗争。

但往往更贯穿其中的是人物的儒家伦理人格,主人公往往是“忠”、“义”、“孝”等的化身,抗争精神也是基于人物自身的“忠”、“义”、“孝”等的信念上,故最能体现悲55①收稿日期:2003-10-23作者简介:郭玉生(1973—),男,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剧震撼力的人物本身在超凡苦难中显示的抗争精神与其强大的伦理品质相互融合,人物产生的崇高感由此而来,悲剧的精神亦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古典悲剧冲突的基础重在伦理道德引发的矛盾,在悲剧审美过程中,人们对道德观的关注就大大超过了命运观,陶醉于惩恶扬善的情节和结局之中,缺少向更高人生境界的追寻和提升。

儒家认为“哀”(与“悲”同义)和喜、怒、乐一样,毫无例外都是人之常情。

但儒家对于苦况的表现和悲情的宣泄,却力持“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

《论语・八佾》中说:“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哀而不伤”即是儒家哲学对人世悲情进行哲理思辨取得的思想成果。

此种观念无疑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悲剧意识上的反映。

《礼记・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种排斥冲突、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渗透到悲剧结构中,就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理智对情感进行节制和引导,形成了悲中有喜、哀而不伤、矛盾调和的大团圆结局。

所以中国古典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一悲到底以及在极度的悲伤和恐惧中达到“净化”的效果,而是在温和适度的气氛中实现道德教化之功能,使悲剧感得以调和与缓解。

但同时这种悲剧结构很容易简化人类实践中悲剧冲突的复杂性,人性由剧烈的痛苦和矛盾方能掘出的深度被强烈的和谐愿望所淹没,现实的苦难和受伤的心灵被消解在团圆的虚幻欢乐中,削弱了悲剧的深层力量。

(二)道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道家以其不同于儒家的思辨方式,提出了自己对于悲剧观念的哲学见解。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如庄子发出了洞察宇宙人生之后的哀叹:“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尔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灵魂)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庄子・齐物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

”(《庄子・知北游》)当庄子把人的生存状况放在自然宇宙这样一个背景上,或者说从“自然之道”的高度来俯瞰人的生存状况时,“大化流行”于一气之中的“死”,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价值化为虚无,“人间世”中那本来只具有相对价值意义的一切,归根结底并无任何价值意义可言。

所以,庄子以“自然之道”的价值尺度否定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和政治神圣性,对社会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

但他又认为,“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

他期盼一种“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自由生活,却又发现人生活在一种自然的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之中,“穷之有命”,“通之有时”(《庄子・秋水》)。

这“时”,这“命”都是不可解释的,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庄子・达生》)的无原因的结果,而人又必须忍耐这种“求其为之者而不得”(《庄子・大宗师》)的无奈。

那么怎样面对这种无奈而又无价值、无意义的人生悲剧呢?庄子提出的方法是“忘”,也就是体道,从而得“道”成为“真人”。

由于人不是栖息在世界之外的精灵,既然生而为人,就有人的情欲,人的需要,并且不得不为它而作无谓的挣扎。

老子所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正是此意。

因此庄子强调那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式的“心斋”、“坐忘”,强调“至人无己”(《庄子・逍遥游》)。

庄子论证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谓坐忘。

”(《庄子・人间世》)“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

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

”(《庄子・天地》)“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

”(《庄子・达生》)道家所谓“体道”,也就是忘怀一切,从而合乎自然,排除内心的干扰,像镜子一样对“道”进行观照。

通过“体道”,人们能够全真保性,独善其身,在虚廓宁静的状态中享受心灵的和谐,实现道家理想人格。

因此,道家虽然对黑暗的现实不满,重视人的个性自由,但并不以自我的努力去发挥人在现实中的作用,而是远远地避开社会,向内心求取精神的平衡,把“心斋”、“坐忘”作为超脱痛苦的现实世界,达到自由状态的途径,实现个体的超越。

然而,道家的超越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反思和想象,是一种通过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识的沉重的逃避,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样,道家的安时处顺、超然出世的思想实际上回避、取消了悲剧的核心———事物的矛盾冲突和人的抗争。

65(三)释家从儒学产生到佛教东传,在这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悲剧意识一直在以儒、道两家为主要学派壁垒的中国本土的哲学思辨中被诠释。

佛教的传入,及其与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相互辩难,相互渗透,使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升华,闪射出了新的异彩。

释家认为人世间“乐是幻”,“苦是谛”,世人无不都因为“身(行动)、口(言语)、意(思想活动)”三“羯磨”(业)而沉沦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轮回”的“无边苦海”中生死相续,生堕不定。

这“无边苦海”,即是释家体悟到的人世间的悲剧世界。

释家在悲剧的成因上提出了所谓“业”的概念,认为“业力将人处处经,随其作业受苦乐”(《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世尊偈言”),“业”在佛经中指“造作”,泛指一切身心活动,一般包括“行动”(身)、“言语”(口)和“思想活动”(意)三类(三业)。

释家据此提出了“三业”是“因”,报应是“果”的观念,又进而系统理论化为佛教全部教义的总纲———“四谛”(四种真理):“苦谛”(关于人生苦难的真理)、“集谛”(关于积聚感招的真理)、“灭谛”(关于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一切原因达到脱生死的“涅般木”境界的真理)和“道谛”(关于达到涅般木境界的一切理论和修习方法的真理)。

在这里,释家认为:人世间充满了苦难,所谓“三界皆苦,无可乐者”(郗超《奉法要》);若想“断除诸苦受”(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只有消除足以“集起生死苦”的各种烦恼“业因”(《俱舍论》),乘上佛教智慧的“慈航”,苦志修行,彻悟“因果业报”等“至理”,到达“涅般木”境界,方可脱离“无边苦海”。

在这里释家只不过是想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实际上“无边苦难”无疑都是“现实苦难”的折光反射;“因果业报”自然也是社会现实生活中遭受苦难的人们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愿被神学化了的反映,尤其是其中的“恶业得恶报”,更是人世间遭受苦难的众生希望制造苦难的恶徒们受到应有惩罚的由衷心愿,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而期望借助佛教法轮的运转付诸实施的对恶势力的一种抗争。

然而,佛教哲学中所宣扬的出世论和涅般木说彻底否弃生命,弃绝尘世人生,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解脱,与注重抗争、直面人生苦难的悲剧意识一定程度上是不相合的,反映在悲剧观念上便出现了解脱苦难的空幻性大团圆结局方式,如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蝶得以团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化为鸳鸯等,从而把悲剧人物抗争与超越的毁灭转化为闲情舒适的解脱。

尽管儒道释三家有着不同的悲剧意识,但它们在对人的问题上,在对人的规范上都统一地指向人际关系的平和、统一,反对尖锐的冲突,消除决然的对立,达到世事的“有序”。

也就是说,都是追求秩序、规范,厌恶矛盾争斗,反映、表达了农业宗法社会的生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