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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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之发展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 程丽文

摘 要：近代之后，皇权崩溃、文化危机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为提倡个性

解放和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以英美自由主义为蓝本，开始于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学说的介绍，然后逐步过渡到自由主义性质的实际活动，是一个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逐步现实化的过程。本文依时间脉络，通过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自由主义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主要是由两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自由主义者要求实施民主政治、保障个体自由、主张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采取渐进方式，这些原则与中产阶级的利益是天然一致的，这些主张正好成为了在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夹缝中生存的中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中产阶级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其次是皇权崩溃和文化危机。皇权崩溃导致儒家价值观念的失范和权威没落，为提倡个性解放和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生和传播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尤其是英国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总的来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以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为蓝本，首先开始于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学说的介绍，然后逐步过渡到自由主义性质的实际活动，是一个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逐步现实化的过程。因此，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生和传播是外来思想本土化的过程。

一、自由主义与思想启蒙

霍布豪斯在分析早期自由主义的特征时指出：“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有时甚至是一种破坏的、革命性的批判。在长时期内，他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它发现人类受到压迫，立志要使其获得自由。”[1]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首先扮演的仍然是破坏的角色，实质上都是知识分子运用自由主义思想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思想运动。

1859-1898年的维新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点[2]：（1）西方自由主义观念是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引进的，因此“民族自救”成为贯穿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2）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机遇，与“救亡图存”观念的结合减少了自由主义为中国传统观念所接受的阻力。认同西学价值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十分典型的特征，在维新运动之后，他们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尽其所能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二是尝试运用其中的一些原则对国民性改造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具体来说，1870年代兴起的重民思潮中，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新的国家就不会有新的国民，因此那个时代批判的目标主要是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制度。经过戊戌维新之后，士大夫逐渐意识到当时的国民品质还不足以为建立和运作一个新的制度提供保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与西方相比，国民的劣根性在于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弱、公共心之缺乏、自制力之欠缺。于是他们关注的焦点由转变政体过渡到对国民性格的塑造，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

1905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次转向。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清朝假立宪等事件的影响，拒俄、排满运动迅速发展，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期，中国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却几乎淹没在了民族主义的巨浪之中。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我国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自由主义在这时已不是少数先知者的呐喊，而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整整一代人的追求。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新文化时期可视为文化批判时期，积极上说是要介绍自由主义观念，消极上说则是批判中国传统观念。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表现为：政治上提倡民主，要求政治自由；思想上反对尊孔，提倡思想、信仰自由；人生观上，反对以家族和国家为本位的团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高涨不仅表现为伦理、道德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而且在教育领域也产生了回响。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西方有英国（洛克）传统和法国（卢梭）传统的区别。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有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认同法国传统的倾向。就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者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以及启蒙思想的逻辑结构构成而言，与世纪之交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国民性改造更加注重培养国民的公德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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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心和爱国心，强调“国”在“民”心中的重要性，反映了当时对建立民族国家的期盼和向往。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相比起梁启超更自觉的把矛头对准了封建伦理纲常，从而将梁启超等人的自由、权利理念进一步深入了。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自由主义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大多都是观念人物，即使显示了一定行为能力的也多是在文化领域。很大程度上，这一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仍然是止于“谈政治”，这显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局限性，而当政治都不能谈的时候，他们便又开始以思想文艺自慰，胡适正是典型的代表。

清末时就有人倡议效仿美国实行联邦制，辛亥革命后，这种思想再度盛行，名曰“联省自治”。其政治主张包括以下两方面：（1）由各省制定省宪，并以此组织省政府；（2）由各省选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宪法，使中国成为联邦制民主共和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探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角度出发，参与了联省自治的鼓动，其目的在于培养民众参政意识，防止中央专制。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等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心内容是：要求好人出而问政，争取建立“好政府”。胡适等人认为，中国政局和社会败坏的原因，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是由于军阀的反动统治，而是因为好人（人格可靠、才具上可以有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参政。由此，胡适等人提出：中国政治改革唯一下手功夫是唤起好人的奋斗精神，由好人组织一个好人政府。[4]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政治无望的时代，“好政府”的提出是自由主义者无奈之下提出的“德治”的处方。这是针对无政府提出的一种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倡导和平的、渐进的、针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改革，寄希望于通过好人入阁逐渐把现实导向宪政的轨道，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改善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的愿望，也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的愿望。[5]许纪霖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然议政在当时面临着双重的角色冲突，一是“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之间的冲突，二是“社会正义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维持者”之间的冲突，再加上武人政治的基本国情，导致了好政府主义的最终失败。

三、反对南京政府专制独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自由主义最

为基本的原则，也是自由主义者评价政府好坏、善恶的标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宣布实行以党治国，取消言论自由。胡适、梁实秋等纷纷抨击一党专政，要求人权与法制，被称为“人权派”。人权派的主张有明显的英美自由主义倾向，其核心理念是“不参政但要议政”： 主张（1）立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多党制；（2）实行专家政治；（3）提倡改革，反对暴力。总之，人权派认为实行民主政治维护人权就可以从根本上解救政治危机。从1933年起，以蒋廷黼、丁文江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倡导专制政体，鼓吹独裁统治。于是，以《独立评论》为阵地，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派发生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独裁者倾向把专制独裁等同与强力政府，把民主等同于柔弱政府，主张建立强力政府以应对内忧外患。民主者不否认建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是他们认为，实现统一只能依靠民主的途径。人权运动是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政权下发起的最有影响的一次政治批判运动。在承认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具建设性的建议。民主与独裁之争，反映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卓然自立的精神和能力，因而在特定的时事下出现了理想对现实的妥协，主义直面时势的迷茫。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宁愿忍受一个专制政府，也不愿共产主义在中国继续上演，于是逐渐默认了专制统治，自由主义思潮由此再度陷入低谷。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议会，自由主义者以此为平台发动了两次宪政运动，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宪政的目的，但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教育了人民、开启了民智，导致人权思想兴盛，对日后自由主义阵营的分化起了重要作用。

四、和平呐喊与中间路线的幻灭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围绕建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打破对峙局面，才有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希望，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路线：[6]即不主张纯粹英美式民主政治，也不赞成苏联式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他们呼吁和平，

反对内战，天真的设想建立一个以中间

力量为主的政府，国共交出军权，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 1935年起蒋介石组成“人才内阁”，很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入阁。一方面，知识精英获得了报国的机会，另一方面，“权力支配科学”违背了“专家政治”的本意，同时使自由主义者丧失了独立性。40年代下半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实际政治活动空前活跃，其标志是“民主同盟”的建立。到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已形成了三种类型：民主议政型、组党参政型、政府谋谏型，分别以储安平、罗隆基、胡适为代表。战争的结束，最终决定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分化瓦解的命运。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的讨论，其中，施傅亮提出：“自由主义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气概，只需努力耕耘，不必希望收获一定属于自己。因此不能以夺取政权或参与政权与否来衡量自由主义者的成败”，胡适在《自由主义》中强调自由主义就是“尊重自由”，它包括：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渐进的改革。这次讨论随着“中间路线”的彻底破产而结束。

纵观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路，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个人享有的自由”，而不基于任何功利的要求。“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他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参考文献：

[1] 胡伟希：《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美]里格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石毕凡：《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阎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5]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