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认识论传统之比较重新解读
中西医学认知方法的比较研究
中西医学认知方法的比较研究中西医学认知方法的比较研究摘要：本文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中西医学的认知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综合分析发现，中医学更注重从整体性的角度，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进行理解和掌握；而西医学更注重从局部性的角度，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定量、定性地研究疾病。
另外，本文也讨论了中西医学在理论、实践方面的差异性和相互补充性，并探讨了两种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前景和可能的局限性。
关键词：中西医学；认知方法；比较研究；临床应用；局限性。
一、引言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思考方式的医学体系，它们在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挑战。
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类思考、认知和知觉等心理过程的一门基础学科，其研究方法和理论可为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提供帮助和思路。
本文拟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中西医学的认知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其应用前景和局限性。
二、中医学的认知方法中医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医学体系，其疾病理论和治疗方法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医学的认知方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整体性思维：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疾病是整体失衡的表现。
中医理论从宏观角度出发，将人体划分为五脏、六腑、经脉等多个系统，相互关联并协同工作。
中医治疗则注重通过整体性调理，使人体恢复平衡状态，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2、辨证论治：中医学强调在治疗疾病时必须进行辨证论治，即根据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病理等多个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辨证论治在中医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医实践的重要方法。
3、阴阳五行：中医学的疾病理论主要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认为五行相生相克、阴阳互根互用是宇宙、人体和自然界的规律。
很多疾病都可以归纳为五行失调或阴阳失衡的表现，治疗方法也针对性强。
三、西医学的认知方法西医学是一个现代科学医学体系，其发展基于实验、数据和技术的创新。
略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及对中西方文化影响
略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差异及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一词，中国本来是没有的，它是一个西方名词，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从周开始初具规模。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我想应该也是从周而具规模的吧。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样，历史条件不同样，因其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与哲学一词含义周边的有“道术之学”、“义理之学”之类，而最能概括中国哲学的范围、内容和任务的，生怕要推“天人之学”一词。
中国古代好多思想家经常把“究天人之际”视为他们思想学说的最高目标或基本内容。
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何晏夸赞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 的人。
“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即为天人之学。
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围是“道”。
道有天道、人道之分。
天道学说即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学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所谓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
人道学说即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学说，其内容主若是关于道德起源与道德标准，亦即关于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想的问题。
相当于平时所谓的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亦称人生哲学。
这一部分，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中心。
也可以说，关于天道、人道的理论，即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根源理的商议，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内容。
从我国传统哲学的结构、功能等意义上讲，我国传统哲学是以伦理为中心的。
而西方哲学的要旨是爱智，以追求真理为目的。
有的人以为，我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不同样，它向来不曾走开人去谈论存在的本质。
我国传统哲学关于宇宙的理解，不是把它看作静态的物质实体，而是看作与人类精神浑然不分的整体，等等。
这种宇宙观与西方的存在论对照，实际上是突出了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
我感觉这种理解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存在过分的夸张和明显的歪曲。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是意识的，物质决定意识，过分地突出人的意识的作用，必然程度进步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
境界与实体——论中西传统哲学的一个差异(1)
境界与实体——论中西传统哲学的一个差异(1)在本文中，我首先试图讨论的观点是：存在着超语言的思想－－对这种思想而言，我们必须超越语言才可能获得对它的真正理解；所谓超语言，并非是指它与语言无关，而是说语言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它，而无法真正地触及它，它站在语言的边上。
在我看来，这里的“思想”一词的含义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就是“境界”。
“境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
在此基础上，我将试图通过对西方哲学中“实体”概念的简略检讨，指出中西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境界论与实体论的不同。
一冯友兰先生在“贞元六书”之《新原人》（1943年）中提出了境界说：“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
”【注一】“就大同方面看，人所有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注二】在我看来，冯先生可谓目光如炬，他对中国思想和宇宙人生之觉解也深湛，故其言之也透辟。
叹服而外，我只好另寻他途来思考境界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虚实交融、超名言之域的“境界”或“意境”是孔子以降中国哲人的“正眼法藏”。
“境”、“境界”、“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概念，而且我以为是核心概念。
王国维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注三】就对象而言，有物镜，有情境，有心境。
就性质而言，有实境，有虚境；有幻境，有妄境；有常境，有异境。
就层次而言，有佳境，有妙境；有神境，有化境。
就旨趣而言，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注四】就创作而言，有缘境，有取境，有造境。
严格说来，“境”不是概念，我们对它可以描绘而不可以定义，因为境中所存在的是象－－有气象，有景象，有意象，有兴象；可以体味而不可以分析，因为“境界”并不具备可供分析的结构－－主客体的结构、逻辑映射的结构，等等；可以分析的是居于其中的一部分概念。
我在下面将谈到，中国哲学的境界说与西方哲学的实体论是不同的思想方式和工作平台，在我们对它们分别作出较为清晰的描述之前，先不要随随便便地进行“对接”。
中西哲学比较初探
中西哲学比较初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会通成为文化自觉的表现。
中西两大文化体系所孕育出来的哲学思想，各有长短，互有优势，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质。
比较中西哲学思想各自特点，在把握和弘扬本土文化的精华之时，充分借鉴和吸收他国文化的精义，在相互借鉴中灵犀相通，从中获得有益启示。
标签：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比较世界哲学之源分东西两流，作为东方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由于民族禀赋、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很大不同，导致中西哲学既有共性和同一，又有诸多的个性和差异。
共性和同一是双方需要互学互补的理由和动力。
一、中国哲学侧重于人生观，西方哲学侧重于知识论胡适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切要的问题”，人生离了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
中国哲学把人不同于动物的特质理解为德性，中国哲学是主善的，由此孕育了伦理主义的人生论传统。
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主题是关乎人生智慧，儒道的共同特点是重人生，重为道，而轻知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主张以“仁”为根本，“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为仁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六艺之本，诸德之帅，闻道、为道是人生之本。
一部《论语》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训，是以仁为基础的人生之道。
在论语中，几乎不讲知识，甚至把学习具体知识看作是下等人的事情。
道家区别了为道与为学，并以“为道”是人生之首要义务。
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主张“绝圣弃智”；虽然崇尚自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道德经》并不是一部关于研究自然的著作，而是通过对自然之道的感悟获得人生之道。
如从“水滴石穿”和“强风折树”中领悟了“贵柔”与“守雌”；从“海纳百川”中领悟了“谦和”与“无为”。
人之道就是无为，顺其自然，做到“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去伪存真、返璞归真。
庄子以“道法自然”为指引，以自然解释人生，让人参透自然，悟透人生，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真人境界。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的初探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的初探
中西方伦理思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以及伦理观念的基础上。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初步探讨中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
一、价值观念的比较
中西方伦理思想在价值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社会责任感。
而在西方伦理思想中，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
这一差异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决定了它们在伦理思想上的分歧。
二、道德标准的比较
中西方伦理思想在道德标准上也存在不同。
在中国，传统道德标准主要是基于古代经典和儒家思想的教诲，以“仁爱”、“和谐”等为基础进行道德判断。
而在西方，道德思想的发展主要源自基督教的教义，以“道德规范”和“人的本性”为基础进行道德判断。
中西方在道德评判的标准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中西方伦理思想在伦理观念上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在中国，人们更注重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追求的是和谐相处和社会责任感。
而在西方，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体的独立和自主性更受到关注和强调，主张的是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幸福追求。
中西方伦理思想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伦理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
这些差异不仅是两个文化差异的体现，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在深入研究和探讨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差异的也应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对方的优点，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和谐发展。
东西方科学传统和思维方式比较
和方法，即要从客观世界的直观问题抽象出准确的 程。所谓科学传统就是认识主体在认知世界的过程
概念，构造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解释体系，通过 中沉积而成的一种习惯、观念与方法，是自然观、科
逻辑推理演绎命题，通过归纳方法来提炼客观规 学观、科学价值观、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精神的综
律，用数学手段来揭示事物的质与量的关系，而不 合反映，它通过构建知识体系的形式和从科学的体
追究万物的共同本原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 题，也是科学命题。它是哲学思维的起点，也是科学 思想萌发的源泉。今天自然科学已经发展成了枝繁 叶茂的庞大的知识体系，但是，如果人们去梳理一 下它的发展脉胳，就不难发现从物质到分子，从分 子到原子，从原子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到基本粒子、 夸克……人类孜孜不倦地探究世界的基始、万物的 本原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是从具体、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中，找出内在的客 观规律，再通过这种客观规律来解释、说明、预见更 多的自然现象，而不是用主观意志或主体好恶来解 释自然。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产生之前，人们总是用 拟人化的方式来解说自然，自然被认为是混乱、神 秘、变化莫测和充满奇迹的。从泰勒斯的米利都学 派开始，古希腊的哲人们对自然采取了全新的态 度，即理性的、逻辑的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世界是有 条理性和秩序性的，并按照定量的因果关系呈现出 来，关键是人类用什么方法来揭示它。
并把客观世界分为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目的是通
过认识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来揭示客观世界的内 二、西方科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传统的差异
在规律性。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一方面坚持研究者
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坚持认识对象存在着
从静态的角度看，科学是一种知识的理论体
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二是认识途径 系；从动态角度看，科学是一个探索认知自然的过
东西方科学传统和思维方式比较
2.西方：崇尚思维工具锻造 东方：倡导用心悟道 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经验是人们 感知客体时所产生的关于个别事务的知识，逻辑是人们用于 发现个别事务之间内在联系的思维工具。作为思维内容的经 验和作为思维形式的逻辑相结合，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 条件。西方崇尚思维工具的锻造，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思维 工具的锻造承传。形式逻辑发展的根基是亚里斯多德的“三 段论”（演绎推理，一种形式逻辑，只要遵循正确的逻辑形 式的论证，可以保证如果前提为真，那么结论也必然为真 ）， 它看上去是一个简单朴素的推理，但它孕育了科学理性的精 神，锻造了科学思维的工具，对近代科学进步的意义是深远 的。
“笺注经书”学术传统反映了中国人对前人思现 的一种态度和前人成果的认识方法，对承传先哲的 思现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一 种思维定式，对科学的进步、学术的繁荣是非常不 利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始终把新思想、新理论、新 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新的理 论、学说都只能通过表面上是“笺注经书”，而实 际上是提出新内涵来进行阐述。
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古希腊那样完整的自然哲学体 系，许多自然哲学散见于不同的哲学流派之中，缺 乏逻辑上的自洽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必须承认： 这种玄妙、深邃、带有神秘色彩的“虚”学，并没 有被后人转化为“实”学，使之成为自然科学的胚 胎或成为得以开花结果的科学“种子”，至今仍停 留在猜测和思辩的阶段。
与西方自然哲学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关 注人事、关心社会伦理道德胜过关心自然本身，对 自然界缺乏探究热忱、缺少研究方法、只有一些常 识性的认识和思辩性的猜测，这对科学和哲学的发 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原本显得很有生气的 一些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现，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 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发展方向。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古代这种主客不分、简单类比、随意现象、肤 浅推断的“天人合一”的思现，并没有给中国的科 学带来进步。
〖医学〗中西医学认知方法比较
中医的逻辑特征主要有:
1.重辨证逻辑,轻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关于思维的规律、形式 和方法的科学。但后者是以固定范畴建立起来的思维科学,前者则是以变动范畴 建立起来的思维科学。
2.重演绎,轻归纳。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个别的思维运动,是从概念到 概念、判断到判断的推理。在西方,它的发展晚于归纳,是理论思维,特别是建立 理论体系过程中的主要推理部分。然而在中国,归纳法到近现代才受到重视,而 演绎法却很早就备受重用而得到发展。中医从反映普遍对立统一规律的太极图 演绎出物质本原“气”的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 病因学说以及诊断学、治疗学和中药学等。演绎推理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 系之中。
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科学理论都需要在实践中去“证”。由于科 学实验可以通过一定的实验条件控制影响实验结果的多种因素,使实验过程变成 一个单因素函数的观察过程,从而能有效地揭示或验证因果规律。因此科学 实验 便成“证实”或“证伪”最有效的实践方式之一。
返回
西医的逻辑特征
逻辑是构成科学知识的重要形式。西医的逻辑特征主要有: 1.重视还原方法。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和方法去研究更高级运动形式的方法就 是还原法。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生理、生化、物理、化学等学科来研究人的 生命。
中医学对人和疾病的研究,不象西医那样去重点探索各层次要素的定位、结 构及相关改变,而是指向人的整体水平的性能状态变化,即健康状态与各种“证” 状态的相互转化,发展了“辨证施治”体系,与现代新老三论不谋而合。但是,中 医忽视对各个要素的分解、还原和认识却是不恰当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４－２９作者简介：李 刚（１９７６－），男，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讲师。
第７卷第５期２００５年９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ortheasternUniversity（SocialScience）Vol．７，No．５Sep．２００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５８（２００５）０５－０３２５－０５从中西认识论传统之比较重新解读“李约瑟难题”
李 刚１，２（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２．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摘 要：首先对“李约瑟难题”本身所蕴涵的逻辑矛盾进行了揭示；然后从中西不同的认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李约瑟难题”予以重新解读，从而得出结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差别实际上标志出了中西传统认识论的根本分水岭，中西不同的认识论范式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科学范式，古代中国只有自然哲学和实用科学而从来没有理论科学，我国自始至终缺乏理论科学得以生长的文化基因（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实验理性和自由精神等）。因此，我国当前必须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避免“李约瑟难题”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力培育适于科学生长的文化土壤才是当务之急。关 键 词：李约瑟难题；认识论范式；科学范式；文化基因中图分类号：B０１７；N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A
围绕“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多种回答，它所引发的众多学者间永不间断的学术争论，直接将人们看待近代科学技术的目光引向了历史深处，开辟了中西比较的广阔视域。笔者力求面向事情（“李约瑟难题”）本身，从中西不同的认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李约瑟难题”予以重新解读。一、面向“李约瑟难题”本身：逻辑矛盾的显现（自身的消解）“李约瑟难题”究竟问的是什么，理解和转述存在颇多偏离和曲解，我们只有面向“李约瑟难题”本身，澄清“李约瑟难题”的本来意义，应答才会有的放矢。“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３世纪到１３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１５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１６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１］。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这个“原版”的“李约瑟难题”显然同时蕴涵了以下内容：①中国在公元３世纪到１３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②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③欧洲在１６世纪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④“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⑤在欧洲产生的近代“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⑥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论。如果把“李约瑟难题”看做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就有上述六个元素组成。要保证“李约瑟难题”（集合）本身的有效性，那么这六个命题（元素）首先必须是自洽的！这六个命题（元素）都与“科学”相关。因此，只有首先澄清“科学”的意义，才能考察这六个命题的关联性与可靠性！根据定义的宽窄不同，“科学”可划分为以下三种。①把“科学”定义成“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这是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科学定义。②把“科学”定义成由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相当于西方特有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西学的核心学科。③把“科学”定义成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这种定义不大区分科学和技术，与“文明”相近［２］。下面就可用科学的这三个层面的定义来考察“李约瑟难题”（集合）所蕴涵的六个命题（元素）的关联性与可靠性！第一、第二和第四个命题中的“科学”采用的是第三个层面定义（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第三、第五和第六个命题中的“科学”采用的是第一个层面定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显然，“李约瑟难题”（集合）所蕴涵的六个命题中的“科学”概念很混乱，不是自洽的，“李约瑟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概念混淆造成的：当李约瑟博士认为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领先于西方时，他是以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自然哲学和实用科学等）为评价尺度的；而当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时，是以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为评价标准的。一旦“科学”的意义得以澄清，“李约瑟难题”也就不存在了！不过，“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问题只是笔者探讨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跳出“李约瑟难题”本身，从中西认识论比较的层面来挖掘“科学”生长的文化基因！虽然“李约瑟难题”本身在逻辑上是不可靠的，但它蕴涵了一个真的事实：在古代中国只有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自然哲学和实用科学等（处于边缘地位），而类似西方的数理传统的科学理论科学（处于中心地位）从来就没有生长出来。在近代，中国社会缺乏欧洲那样的原创性的科学和技术成果也就很自然了。这个真的事实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影响科学生成、成长的文化基因是其中的关键！而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与各自不同的认识论范式具有很紧密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对中西认识论范式作深层次的比较分析，就可发现影响科学发生、发展的几大核心文化基因，就能把握中国近代乃至现当代社会缺乏西方那种原创性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症结：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科学”得以良性生长的文化土壤。
二、中西认识论范式之比较：“形而下”与“形而上”
纵观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史，一个科学传统背后往往对应着一定的哲学传统，为了把握中西不同的科学范式的核心特征，就必须从中西哲学范式的比较入手，而认识论则构成了哲学范式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对于中西哲学范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将主要在中西认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中展开。笔者通过传统认识论的比较分析，力求在哲学层面洞见中西文化土壤之差异，最终揭开“科学”得以良性生长的文化基因。传统的西方认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想的认识论“形而上”的认识论。“理想”一词意指高于现实和终极指向的东西，故所谓理想的认识论，是指一种与常识的认识理论相区别的非常识的认识理论，一种以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它要求我们破除常规思维的积习和迷信，揭示“认识之为认识”的绝对无可置疑的坚实根据，为人类认识确立一个可靠的理性根基，最终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极其理想的科学理论。这种理想的认识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始开端倪，柏拉图不仅把哲学定义为“爱知之学”，由此而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其唯知论的致思取向，而且区分了知识与意见，也即理念与现象这两种认识对象。如果说现象作为凡夫俗子肉眼的“看”的对象是一种相对的、易逝的和不真实的表象的话，那么理念作为哲学家的观念的“看”的对象，则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和真实的表象。所谓“眼见为虚，思想为实”就是传统西方认识论的形象概括。在柏拉图看来，知识的理论其实就是“表象的理论”，而在诸表象中，惟有理念这类表象才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它作为一种极其理想的“特许表象”，是一切认识现象的基础并代表了人类追求的终极理想，柏拉图的工作预示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３］。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这一理想的认识论的脚注和补充。自近代以来，柏拉图的唯知主义逐渐表现为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的认识论转向，并出现了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的对立。但是，两大流派在认识论上的互争雌雄并没有掩盖其实质上对柏拉图所开创的理想主义认识论（形而上的认识论）的共同皈依。从柏拉图绝对的认识理念出发，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把人
６２３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７卷类的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自明的“内视表象”（理性直观），而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则是把人类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可感知的“外视表象”（感觉经验）。这两者作为柏拉图绝对理念的变种都不失为一种新型的特许表象的理论，这一事实表明，西方近代哲学家的种种努力依然没有走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认识论（形而上的认识论）的阴影，他们不过是用一种新的绝对表象的膜拜取代了柏拉图旧的绝对表象的图腾。如果说传统的西方哲学家习惯于用手指向天的话（形而上），那么传统的中国哲学家总是使自己用脚踏着地（形而下）。较之西方传统认识论而言，中国传统认识论不是理想的、形而上的，而是极其现实的、形而下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首先从对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中心概念“道”的破译谈起。“道”与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中心概念“理”（理念）不同，“理”的最初含义是“观看”，即“对物之看”，而“道”的最初含义则是“道路”，即“人之所行”。如果说西方传统认识论由“理”（理念）出发最终走向以视觉为中心的“表象主义”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认识论则是由“道”出发最终走向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行为主义”。不是对一种极其逼真的理想的表象的追求（形而上），而是对一种不无实用的日常生活的皈依（形而下），这成为中国传统认识论最为本质的特征。因此，“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差别实际上标志出了中西认识论的根本分水岭。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古老的中华民族那样对于默顿所提出的“为科学而科学”之类的观念如此缺乏胃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古老的中华民族那样对知识的生活品质如此顶礼膜拜！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不仅提出“道在屎溺”，“盗亦有道”，而对一种理想化的偶像予以激进地排斥，而且还率先为我们提示了中国古代认识论所特有的“日用即道”的主题。沿着庄子所开辟的方向，《中庸》提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这一“庸德庸言”的道学观念，魏晋玄学提出了“得意而忘言”这一“上楼撤梯子”的语用学主张，而在宋明哲学家那里，其不仅宣布了一种视“知”与“行”为一体的“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且还明确提出了“即体而言用在作，即用而言体在用”这一“体用不二”的思想，从而使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行为主义、效用主义内涵得以彻底的显现。三、对几个问题的澄清：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铺垫为了下一部分从中西认识论范式之差异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笔者有必要先澄清以下几个问题。１．影响科学发生、发展的几大核心文化基因在中西认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断追问近代科学在当时的西欧产生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会发现直接影响科学生长的几大关键基因。第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第三，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第四，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４］。在古希腊文化土壤中最可宝贵的在于它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实验理性和自由精神等文化基因。正是体现希腊文化本质和精华的这种理性精神与自由精神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经过漫长的孕育、发展和成熟，才绽放出绚烂的近代科学！而在古代中国恰恰缺乏这四种核心文化基因，造成近代意义的“科学”始终未能孕育出来！２．关于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于１９９６年５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的文章，提出了“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１４００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５］，席先生只看到了近代科学对古希腊文化批判性的一面，而否认了近代科学对古希腊文化继承性的一面，席先生的论断有本末倒置之嫌，古希腊的文化传统是近代科学得以建立的思想渊源。通过前面分析，就可发现影响科学发生、发展的几大核心文化基因都是在古希腊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只不过这些直接影响科学生长的文化基因在古希腊还是潜在的，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它们才真正显现出来，这恰恰体现了西方科学发展的不断积累性的一面。３．既然古希腊已经具备了科学生长的文化基因，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古希腊产生科学作为一种高级的认识形式，其发生发展总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它不能超越人类认识史的一般进程和规律。近代科学之所以没能在古希腊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长期分离［６］。在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和理论思维的矛盾始终处于对立和分裂的状态，所以在古希腊时代是不会产生出自然科学来的。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性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