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吉问牛文化审判

丙吉问牛的文化审判
审判长：冯梦龙在《古今笑》一书中将作为识大体的典范的丙吉问牛一事归入迂腐部第一篇中，认为丙吉问牛为天下第一迂腐事，丙吉为天下第一迂腐人。

并讥笑汉朝人认为丙吉识大体是丙吉认为牛的身体比人的身体大。

丙吉对冯梦龙诋毁讽刺自己的做法非常愤慨，因此向本庭提出起诉，要求冯梦龙公开道歉。

本庭现在开庭，下面核实诉讼参与人的身份信息！
原告：丙吉，生于公元前55年，字少卿，鲁国（今属山东）人，西汉名臣，甘露三年，绘像麒麟阁，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从祀于历代帝王庙。

被告：冯梦龙，生于1574年，卒于1646年，字犹龙，又字子犹，公鱼。

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

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著有《古今笑》。

审判长：请原告陈诉案件事实
丙吉：暮春的一天，我外出，遇到行人斗殴，路边躺着死伤的人，我没有过问。

过一会儿，当看到老农赶的牛步履蹒跚、气喘吁吁时，我马上让车夫停车询问缘由。

下属不解，问我何以如此重畜轻人。

我回答说：“行人斗殴，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处理即可，我只要适时考察其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就可以了。

丞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所关心的应当是国家大事。

而问牛的事则不同，如今是春天，天气还
不应该太热，如果那头牛是因为天太热而喘息，那么现在的气节就不太正常了，农事势必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过问了牛的事儿。

”因此，作为丞相，我的做法完全符合丞相的身份，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而将我这一行为评价为识大体的行为，是史学家班固的看法，并非我对自己的评价，被告将我的行为讥笑为识大体是认为牛的身体比人的身体大，所以重牛而轻人？属于诋毁、讽刺，要求被告向我道歉！
审判长：下面请被告答辩！
冯梦龙：儒家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重民思想一直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丙吉作为丞相，看到民众斗殴，而且已死伤数人，最紧急的事情就是制止斗殴、拯救伤者，就算不能及时处理，也应该通知当地地方官处理。

而丙吉认为行人斗殴，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处理即可，只要适时考察其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地方官欺上瞒下，官官相护，被告怎么做到有功则赏、有罪则罚。

看见民众的生命遭到威胁不闻不问，就是失职。

而且丙吉问牛，这就是丙吉作为丞相该做的事情吗？按照丙吉有功则赏、有罪则罚的管理模式，牛的喘息反映节气的变化情况、可能影响农时，这个情况丙吉只需向主管预测天气变化的官员问责即可，完全不必亲自过问。

问牛和问人，丙吉都不必亲自过问，都可以向主管部门问责即可，丙吉却非要问牛，
因此丙吉的行为为天下第一迂腐行为，丙吉为天下第一迂腐人！
原告：老子曰：天地是没有仁义的，把万物当做刍狗一样的贱物，圣人是没有仁义的，将百姓当做刍狗一样的贱物，因此，冯梦龙的民为贵的观点不能成立。

而且汉朝立国之后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的国策实行六十余年，我大汉国库充盈、人民富足，才有足够的国力与匈奴进行最后的决战。

由此也可以知道，老子的无为而治开创了西汉的强盛，民为贵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按照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是合乎时代特点的！
被告: 按照原告圣人是没有仁义的，将百姓当做刍狗一样的贱物，你可以对斗殴死人事件不闻不问。

那你为什么要问牛？问牛的目的是当心节气影响农时，影响春耕，春耕不好，民众就会挨饿，由此看来，你问牛的目的同样是关注民众生存，原告仅仅关心活着的人，而不关心已被打死的人和要死的人，也不关心打死人的罪责惩罚问题，不是迂腐吗？原告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你生活的时代是汉宣帝时期，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有为国策，你生活在独尊儒术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的时代，却大谈汉朝立国时的无为而治国策！何等荒谬！
审判长：丙吉问牛的目的是重视大多数民众的生存，没有问人是忽略了少部分人的生存，不管问人还是问牛都是关
注民众生存，被告的这一观点可以成立。

下面请原告继续陈述。

原告：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有为国策以后，汉朝不断对匈奴用兵，常年征战，将士流血千里、战马尸横遍野，国库空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饥肠辘辘。

大有为的国策将大汉数十年无为而治积累的财富全部耗尽，这同样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有为国策于民于国不利，难道不应当再次实行修养生息的无为而治国策，虽然大有为的国策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作为丞相，应当以实际行为树立让民修养生息的风气，尽量无为以减少对民众的侵扰，让民众充分专注生产，增加粮食和财富，以恢复被战争耗尽的国家力量。

因此，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被告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什么得到实行了，这种观点无非是当权者嘴上说说而已，用来愚弄民众，又有几个人能够正确，历代当权者无不把民众当做奴隶一般使用，什么时候将民众的生死真正当做重要事情来看待。

被告：原告的论述属于以偏概全，唐太宗就明确提出，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并且唐太宗也确实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并缔造了贞观之治，开创了唐朝国泰民安的大治盛世。

原告：唐太宗为什么说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因为唐太宗亲眼见证了隋朝的灭亡，看到民众的
巨大反抗力量。

而且他先说载舟，载舟就是对民众进行君主专制统治，他是惧怕水亦可覆舟，因此才重视民众，载舟是他的目的，覆舟是他的恐惧。

他是因为恐惧才重视民众，不是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真正重视民众，所以唐朝后期的君王因为没有发自内心的重视民众、也失去了对民众反抗力量的恐惧，残酷压榨民众，让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因此被告民为贵的观点是错误的审判长：被告将民为贵作为儒家思想论证重视民众的观点不能成立！下面请被告继续答辩
被告：原告一直以无为而治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如果真的是完全无为，任由万物自生自灭，老子也没有必要写《道德经》，因为通过著书告诉世人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本身就是有为。

老子写《道德经》的目的是告诉人们该怎么为，与完全的无为而治观点是矛盾的。

如果是完全无为，我们连人也不要做，刚刚出生就应当马上死去，甚至我们根本就不应当出生。

原告：无为而治并非完全不为，世界本身绝对和永恒的真理，只有神、真主、耶和华是永恒的，但这些永恒和绝对不是我们在本案中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时间和空间都不是绝对和永恒的，我们只能在已经认识的相对时空内考虑和解决问题。

因此，被告的观点属于哲学应当追究和讨论的问题，本案中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审判长：原告在具体的时空和条件下本案问题，永恒和
绝对真理不在本案中解决。

下面由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被告:问人和问牛都是关注民众生存，虽然原告问牛关注的是大多数，但斗殴事件正在进行，死人、伤人事情正在发生。

是需要紧急处理的紧急事情，如果原告不这么迂腐，应当马上询问发生的事情并想办法制止，就算斗殴事件已经完结，那也应当向主管部门报告、救助伤者，这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都应当做的事情，原告作为丞相，却连普通民众都不如。

原告不问人让受伤的人本可以通过救助得到生存，但原告不闻不问，却大谈问牛关注的是大多数民众未来可能发生的生存问题，原告对即将死亡的人的紧急的事情不顾，却关注未来的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不确定事情，虽然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大多数人的生存。

这种做法依然是迂腐的！
原告：正因为我是丞相，所以我不能跟普通民众一样做事，我的责任是保障全国民众的生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谋其政，丞相有丞相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

斗殴事件由京兆尹管辖，我不能越权管理。

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有为国策，我是无法改变的，只能按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以实际行动给全国做个表率，让全国官员以无为而治的理念处理问题，却不敢大张旗鼓的提倡无为而治。

正因为斗殴事件紧急，而牛喘息事件重大，我
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更能体现表率作用。

审判长：丙吉问牛的实质问题可以归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否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被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生存权是最基本的，连生存都不能保障，其他任何权利都免谈。

丙吉问牛不问人导致伤者死亡，让民众最基本的权利都失去，却去关注不确定的可能会给大多数民众带来生活影响的问题，是迂腐的。

我对原告的评价没有错误。

原告：被告所说的观点是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的价值理念，并非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的价值理念。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时期，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的。

每次农民起义引起的改朝换代，无不以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为代价才成功，每次社会改革，无不以无数人家破人亡、屠戮灭族为代价才得以推行，但这些代价却让中华延续五千年而不断绝。

这就是中国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审判长：本庭认为，丙吉问牛体现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丙吉的价值理念和做事原则，确实是智慧的表率、识大体的典范，按照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价值理念判断，丙吉的行为是正确的的。

按照任何人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
幸福的权利的现代价值理念，丙吉问牛不问人、为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迂腐的，冯梦龙按照现代价值理念评价丙吉问牛的行为是恰当的。

综合法庭查明的事实和原被告双方的观点，本庭判决如下：
一、冯梦龙无需向丙吉道歉，驳回丙吉的诉讼请求
二、丙吉如果不服以上判决，丙吉与冯梦龙均生活在封建君主统治时代，阎王也是封建君主统治时代的统治者，可以去冥界向阎王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