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庸_尊德性而道问学_章疏解_韩星 (1)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韩星*《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正式形成了儒家内部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延续至今。

“尊德性”与“道问学”原本是统一的，可是后儒在不同时代的诠释中各有创建，也各有偏向，到南宋鹅湖之会达到了高峰，后来一分为二。

宋代“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明代以“尊德性”为主导，清代是“道问学”为主流，百余年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断裂，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仍是偏于“道问学”。

笔者认为，应该以中和之道来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间的张力，寻求二者的整合，为解决今天一些歧异提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智慧。

一、道与学、道德与学问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就谈到过对“死而不朽”的看法。

他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①这里，叔孙豹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不朽”。

据注家解释，立德的典范为黄帝、尧、舜，立功的典范为禹和稷，立言的典范则是鲁国臧文仲这样的史官。

在这三种“不朽”中，跟本文所讨论的德性与学问有关的是立德与立言。

孔子对道与学、道德与学问的认识是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

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论语·子张》载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官府制造器物的地方；另一解释说，肆是市场中陈列器物之所。

不论哪种解释，我们都认为“肆”是百工学习制作器物的地方，百工在这里面观察、学*①作者简介：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与儒教等。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习、揣摩，最后制作器物，而君子与百工不同，君子之学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而是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

钱穆《论语新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

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

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

君子终身于学，犹百工之长日居肆中。

”儒家“学”的范围很广，但这些为学无不以“致道”为指向，所走的无非是一条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和道与学相联系的是道德与学问的关系，孔子认为道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学问为道德修养服务。

《论语·述而》篇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是孔门大纲，不仅强调修道、立德、依仁的形而上的追求，更重视游艺的形而下的实践。

道、德、仁、艺是不同的层次，其中道、德、仁是形而上的层面，道是做人为学的根本，德者得也，得道也，是通过内在一己修持而获得对道的体悟进而落实为德性。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缺德无从体道，无德必定无道，道不远人，就在德中。

“仁”是道和德落实在人伦日常中带有血缘情感和经验理性的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儒家的理想道德境界。

“艺”是形而下的技能层面，虽然是一个字，然在孔子就是以六艺为主，包含其他百工技能在内的实践性技能、技术。

道、德、仁固然重要，但若无艺也是空悬的，故儒门又非常重视游艺，君子也要游于艺，但不能停留于此，还要由艺的形而下的层面上升到道、德、仁的形而上的层面。

《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清楚地表明了道德实践与文化知识的轻重次序。

《学而》篇紧接着又载子夏云：“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本章讲了一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四种基本人伦关系：即夫妻、父子、君臣、朋友，这就是四伦。

朱熹《集注》：“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

”如果能够在生活实践中修行好这四伦，虽然没有学什么，也是真的有学问了。

应该注意到，与前章比较，子夏此论甚至有以德行代替学问的意思，有走向极端的倾向。

《论语·阳货》载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仁、智、信、直、勇、刚这六个方面的道德如果不通过学习来培养就可能产生弊端，这就肯定了学问在人的道德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概括起来，道德修养是人生的根本，学问知识是实现道德的基本途径。

从逻辑上说，道德重于学问；从事实上说，学问先于道德。

这就为后来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二元张力埋下了伏笔。

二、《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明确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是《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从《中庸》文本来看，“尊德性”的“性”就是其首章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性”，是指上天赋予人的本性。

而“道问学”就是对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括。

就这五句来看，应视为一体，其中后四句的内容是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内涵的具体展开，“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都可以视为“尊德性”的内容，“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则可以视为“道问学”的要求。

龚自珍曾云：“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

”①这是儒家正式形成了儒家内部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的体现，相应地还有诸如“博学”与“一贯”、博与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居敬与穷理等。

正如张舜徽先生概括的，“像战国时期的儒家孟子，便偏重在尊德性方面；荀子偏重在道问学方面。

汉代学者多半是走荀子的路，宋代学者多半是走孟子的路。

而宋代学者之中，朱熹偏重在道问学方面，陆九渊偏重在尊德性方面。

于是两千年间所谓‘孟笱是非’‘汉宋门户’‘朱陆异同’，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

”②张先生讲“尊德性”与“道问学”“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一句反映了曾经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但他的基本判断还是大致不错。

三、汉唐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诠释郑玄的《礼记注》（以下简称“郑注”）最早对上段话中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了解释：“德性，谓性至诚者；问学，学诚者也；道，犹由也；广大，犹博厚也；温，读如燖温之温，谓故学之孰矣，后时习之谓之温。

”意思是说，“德性”是“至诚”之性；“道”是取径、道路；实现此“至诚”之性的途径是“道问学”，修习“诚”的境界。

何谓“诚”？《中庸》解“诚”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既然是“天之道”，人效法此天道，是乃人之“德性”，那也就是说，“诚”是人的天赋之“德”。

具有这样一①②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张舜徽：《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

种“至诚”德性的就是圣人。

所以，君子要尊重、遵从这样的德性，以修习“诚”为学问之道。

这里用了“问学”，是从人的主动性上强调要成为圣人，就要修习这种“至诚”的德性。

孔颖达《礼记正义》发挥郑玄注解说：“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

致广大而尽精微者，广大谓地也，言贤人由学能致广大，如地之生养之德也。

而尽精微，谓致其生养之德既能致于广大，尽育物之精微，言无微不尽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谓天也，言贤人由学极尽天之高明之德。

道，通也，又能通达于中庸之理也。

温故而知新者，言贤人由学既能温寻故事，又能知新事也。

敦厚以崇礼者，言以敦厚重行于学，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礼也。

”是说“德性”就是指人的道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贤人应当尊敬的，从而进达至诚境界，像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样的境界。

“道问学”则是指君子贤人如何通过（由）问学、求知的途径实现至诚的德性境界。

尊德性其实是尊道，重在道德的坚守；道问学是行道，重在下学上达，实现道德境界，成就圣人人格。

所以人生的根本目标是圣人至诚的道德境界，而实现此道德境界的途径是读书致知。

汉唐儒者的解释显然是以“尊德性”而成圣为目标，以“道问学”而至诚为途径，所讲清晰而朴实。

四、朱熹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诠释宋儒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注释以朱熹为代表，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云：“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意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

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呼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朱熹把这五句话代表的五个方面看成是一体的，又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为纲分成两列：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只是“道问学”；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

“‘尊德性而道问学’一句是纲领。

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纲功夫，下截皆是细密功夫。

”①。

在《玉山讲义》中朱熹又说：“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

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

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

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

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

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

”②将尊德性解释为“存心”“道体之大”，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对应；将“道问学”解释为“致知”“道体之细”，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对应。

朱注把“德性”诠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之正理”，把德性与问学分别界定为道体之大和道体之细，一大一细，一大一小，其实也是一纲一目，要通过修德而凝道来实现人与道体即天理的合一，即他所说的“入德之方”。

这样看来，朱熹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完整的道体。

此二者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先后轻重之别的，因为他又说：“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

”“盖能尊德性，便能道问学，所谓本得而末自顺也。

”③可见，他还认为二者是本末关系。

朱熹的注释显然是理学的进路，以道体即天理为依归，具有哲学的形而上意蕴，比起汉唐来就更为精细，但与汉唐以圣人为目标不同。

朱熹之所以这样诠释，是为了救正当时学界流弊。

他说：“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