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_企业偏向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_一个基于三方博弈的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新乡4530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10BJY030)住户部门占国民收入份额偏低，企业偏向和政府偏向严重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

住户部门收入份额长期低下的原因是什么?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企业偏向和政府偏向是如何形成的?打破这种偏向，提高居民收入份额面临的主要障碍在哪里?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常是指一国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它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三方博弈的结果，各个部门所占的份额取决于各自讨价还价的能力。

从表1中可以发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与其他国家相比，住户部门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在再分配领域所占份额明显较低，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明显的企业偏向和政府偏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居民分配比率一直比较稳定，平均为73．4%，而政府和企业分配比率均为13%左右。

就日本而言，日本人均GDP 从1966年的1071美元，经过7年的增长变为1973年的3348美元，这时期日本的居民最终分配比率大约为75%[1]。

与日美相比，我国住户部门最终分配所占份额是较低的，平均低9到11个百分点左右，而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所占份额则明显偏高，政府部门平均□任太增政府主导、企业偏向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一个基于三方博弈的分析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

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国民收入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企业所得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政府所得比重保持平稳并相对较低[2]。

住户部门所占份额的一般趋势是，在工业化初期，住户部门所占份额会出现下降，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住户部门所占份额开始上升，而后基本稳定在某一水平。

住户部门所占份额经过先递减而后递增的趋势即呈“U”型[3]。

与国民收入格局演变的一般趋势不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是向劳动者倾斜，而是向政府倾斜。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政府偏向更加严重，每年政府部门通过再分配所占份额提高的幅度几乎都超过了3个百分点，而住户部门通过再分配获得的份额仅略有增加，2005—2007年连续三年甚至出现了下降。

二、三方博弈下的国民收入分配决定机制(一)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结底是集体谈判的结果。

在两部门经济中，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双方博弈决定了他们各自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不同的制度环境，博弈各方的地位不同，博弈的具体方式也不一样，由此形成的国民收入格局及其演变方式也存在差别。

如果制度是完美的，那么两部门经济中，企业部门与住户部门博弈的结果是，各自获得的收入份额①资料来源:1992年以前的数据来源于彭爽、叶晓东:论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现状与调整对策，《经济评论》2008年第2期第74页。

1992—2007年的数据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9)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整理，把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当年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别除以当年国内初次分配收入总额和国内可支配收入总额得到各部门的份额。

与其要素做出的贡献相一致，由此形成的国民收入格局不仅实现了双方的利益均衡，同时在经济上也是有效率的。

在这种条件下，国民收入格局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技术因素即要素之间的替代及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变化，国民收入格局的演进不仅是平稳的，而且演进轨迹上的每一点都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均衡并满足效率的要求。

如果制度不是完美的，双方博弈的结果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收入格局及其演进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现有的制度环境赋予双方对等的谈判地位，具有同等的讨价还价能力。

在这种条件下，双方进行的是同时博弈，双方在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前提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博弈形成的国民收入格局是双方在现有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均能接受的结果，国民收入格局虽实现了双方的利益均衡，但无法保证效率目标的实现。

国民收入格局的演进也主要由技术因素的变化而引起，且可以实现平稳演进。

第二种情况:现有的制度环境导致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存在差别，一方在谈判中居于明显的支配地位。

在这种条件下，双方进行的是序列博弈，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率先出价，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开。

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在出价时，并不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而是在对方能够“忍受”的限度内，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由此形成的国民收入格局没有实现双方的利益均衡，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侵占了另一方的利益，要么是“利润侵蚀工资”，要么是“工资侵蚀利润”。

这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非均衡的，弱势的一方一直存在改变该格局的“冲动”，但由于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其改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谈判途径实现，结果只有通过工人的“怠工”、资本的“逃离”甚至“死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这时，国民收入格局的演进主要不是由技术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弱势一方的“反抗”程度以及居于支配地位一方应对“反抗”的方式决定的，国民收入格局的平稳演进难以得到保障。

(二)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在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格局是三方博弈的结果。

三方博弈中，可能出现两方“结盟”共同对付另一方的情况，三方博弈由此转化为双方博弈。

理论上说，三部门中的任意两个部门都存在“结盟”的可能。

但“结盟”是有成本的，既包括部门内部形成“共识”的交易成本也包括达成“结盟”的交易成本。

在政府、企业、住户三部门中，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因内部独立的利益主体多，交易成本大，加之“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极难达成内部“共识”，从而在“结盟”中处于被动地位。

政府部门因其内部利益主体单一成为“结盟”中主动的一方。

也就是说，政府具有“结盟”的选择权，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选择与哪一方“结盟”。

民主政府下，政府部门通常会选择与住户部门“结盟”。

原因在于住户部门选民众多，与住户部门“结盟”，可以赢得更多的选票，从而实现政府的目标:政权稳固、连选连任。

当然，要赢得住户部门的选票，仅仅靠分配领域向住户部门倾斜还不够，一定的经济增长也是必需的。

因此即使出现了政府部门与住户部门的“结盟”，政府部门在劳资之间利益博弈时，最多也是弱偏向于住户部门。

民主政府下，由于各方权利之间的相互制衡及其相对完善的法律制约，三部门之间的博弈接近于同时博弈，博弈的结果，实现了基本的利益均衡，历史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分散的住户，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和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其利益得到了基本保证。

权威政府下，政府部门可以选择与企业部门“结盟”，也可以选择与住户部门“结盟”。

与民主政府必须考虑选民的选票从而不得不与选民众多的住户部门“结盟”不同，权威政府可以自由的选择“结盟”对象。

并且由于政府部门拥有最大的权力，可以不顾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反对获取利益，政府在博弈中居于明显的支配地位，这时的博弈类似于序列博弈，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均可以率先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

与政府结盟的一方拥有次大的权力，可以在剩下的利益中不顾另一方的反对获取最多的份额，权力最小的部门要求增加所得，只要任何一个强权者刚性的反对就不能实现[4]。

权威政府下博弈的结果，往往难以实现利益的均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容易出现失衡，政府部门所占份额往往偏大，与政府“结盟”一方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甚至获得较大的份额，另一方的利益则被牺牲，所占份额偏低。

三、政府主导、厂商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一)权威政府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政府偏向在权威主义的国家中，国家权威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我国政府具有权威政府的基本特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都由国家决定，企业和个人是被动的接受者，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全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由政府决定转向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三方博弈决定。

但政府在经济事务上依然拥有“无限”的权利，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威体系影响资源和要素的配置状况。

结果导致三方在国民收入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存在很大差别，政府居于明显的支配地位，博弈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在平等的博弈下，三方的利益是被同时决定的，尽管三方在博弈前可能都有自己的分配方案，但最终的分配方案是三方妥协的结果。

在政府主导下的博弈中，政府的利益是最先被决定的，政府通过自己的权威、通过自己拥有的行政力量甚至其它力量首先保证自身利益得以实现，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妥协、让步以满足政府的要求。

我国政府不仅是权威政府，而且还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

政府通常把经济增长目标凌驾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之上。

对经济增长狂热的追求，导致政府热衷于投资，尤其热衷于大规模的、能够立竿见影的投资。

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政府必须能够动员和支配大量的经济资源。

一个权威的、把经济增长目标凌驾于其它目标之上的政府，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在再分配领域都要求向政府倾斜。

(二)决定劳资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制度环境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割，本质上是劳资双方围绕工资水平进行的讨价还价。

工资水平一旦确定，双方的利益关系、各自拥有的份额也基本确定。

假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不变，工资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

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的选择权、第三方力量、历史和惯性等构成了劳资谈判的制度环境[5]。

依据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可以把劳动力市场分为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卖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等。

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为劳资双方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讨价还价的环境，工资水平倾向于与劳动者的贡献相一致。

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中，分散的工人与垄断厂商相比，无论在谈判成本、技巧还是相关信息、威胁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环境有利于厂商，因此买方垄断的市场结构倾向于降低工资，导致工资水平低于劳动者的贡献。

相反，存在强大工会组织的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则可能导致工资水平高于劳动者的贡献。

劳动者的选择权是指劳动者具有工作和不工作、从事何种工作的权利。

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劳动者享有自由流动权利的环境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提高工资水平。

影响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制度环境还包括第三方力量的倾向性以及工资变动的路径依赖。

政府是影响劳资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政府在劳资谈判中的倾向会直接影响谈判结果。

工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动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倾向于工资的决定机制和工资的份额遵从历史习惯。

可以根据制度环境在上述诸方面表现出的特征把其分为企业偏向的制度环境和住户(工人)偏向的制度环境。

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企业偏向的第三方力量以及低工资的历史传统是企业偏向制度环境的典型特征;相反，具有强大工会组织的卖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偏向工人的第三方力量以及高工资的历史传统则是住户偏向的制度特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