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家族形态研究》、杨升南的《商代经济史》、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及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时常得到学者们的引用,获有广泛的好评,有的还出版了修订本,也有的再版或再次印刷。
4.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完成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商代史研究的进展,尚需说一下由宋镇豪主编、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项目———十一卷本《商代史》(已于2007年结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十一卷本《商代史》首次全面构建了商代历史的完整框架,既是对百年来商代历史研究的总结,也是对这一研究的继续和新的深化。
第一卷是集体供稿、由宋镇豪主笔的《商代史论纲》,第二卷是由韩江苏、江林昌撰写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第三卷是由王震中撰写的《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第四卷是由王宇信、徐义华撰写的《商代社会与国家》,第五卷是由王震中撰写的《商代都邑》,第六卷是由扬升南、马季凡撰写的《商代经济与科技》,第七卷是由宋镇豪撰写的《商代社会生活与礼制》,第八卷是由常玉芝撰写的《商代宗教与祭祀》,第九卷是由罗琨撰写的《商代战争与军事》,第十卷是由孙亚冰、林欢撰写的《商代地理与方国》,第十一卷是由宫长为、徐义华撰写的《殷遗与殷鉴》。
上述内容囊括了商代史中诸多专门的领域,可以说每一卷都是一部断代史中的专门史,不但在资料上尽可能地网罗了所有相关的甲骨文和考古以及文献资料,而且在立论上,在总结和尊重、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都有自己的体系和创新。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各卷都发挥了作者的研究专长,有的作者原本在该领域就很有学术影响力,在主编认真负责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既完成了这一重大集体项目,也使个人在该学术领域更上一层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所以,十一卷本《商代史》的问世,不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暨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这一甲骨文研究重镇在继《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补编》出版后的又一可喜的成果,而且也体现了中国甲骨文殷商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秦汉史翦伯赞读后感
秦汉史翦伯赞读后感《秦汉史》是一本由翦伯赞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6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史》精选点评：●翦老应该是个挺有个性放浪不羁的人。
终秦汉二朝，土地问题和新旧地主之间的矛盾，贯穿了四五百年。
●秦汉时期的历史我很喜欢●超级喜欢秦汉时期●史料非常详尽，做了无数笔记…就觉得翦老简直是和刘邦刘秀有仇233这是着眼全局的一本历史书，够开阔，不过想要了解得更详细就需要读者去另下功夫了。
公知们大概会觉得立场太红，我倒觉得读起来还好，毕竟有立场无可避免。
想到写作年代，就更觉得书里大量引考古成果的可贵了。
●文笔极佳。
然而翦伯赞先生的逻辑是，无产阶级是对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所以农民起义一定正确，“越有知识越反动”，“上山下乡”向农民学习，以及“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自然推导出来的吧。
史实的再现，必然夹杂着偏见与谬误，不同时代的历史学者所再现的毋宁说是不同的倒影。
●比较不感兴趣●土地问题就是一个历史的梗●马克思主义史学得看放在谁的手里，要是放在史学大家的手里，照样能成一家之言。
●涉及的面广不要紧，杂乱无章就不太好了。
还要与世界历史做对比，真的挺费劲的。
而且个人感情色彩太强烈了，字里行间都是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仇视。
真的是与商人地主阶级杠上的感觉，反正你们这些大商人都是一个个坏的很。
反正不管你们是不是，最后都变成商人地主了。
最大的缺点是我对于翦老运用史料的严谨性表示怀疑。
●可以拿来读着玩玩，适合入门启蒙，文笔很好，可读性很强，但已经不太适合拿来做学术研究。
首创之功不可磨灭，阶级史观也不能全盘否定。
虽然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历史，要看到翦老成书的年代，但例如将秦代种种都归结于商人地主，也没对商人地主进行详细客观的考证，直接断定秦政府是商人地主政权的说法让人存疑。
（且不说一般的历史常识为秦代土地兼并并不发达，商人地主并不是当时地主阶级的主体）《秦汉史》读后感(一)：入行时的启蒙读物第一次读翦老的这部书是高中，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第一次发现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去写，这样去解读的。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② 《后汉书 ·礼仪志》。 ③ 参见《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964 年版 《; 武威新出王杖诏令
策》,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刘志远等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④ 参见《尹湾汉墓简牍》之《集簿》,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⑤ 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之《二年律令 ·傅律》,文 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
西嶋定生最初的结论虽然正确 ,但毕竟是在没 有见到“小男”占有“小爵”的简牍新史料的情况下得 出的结论 ,故其全面性和准确性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 可以对其做几个方面的重要补充或纠正 。其一 ,西 嶋定生最初认为 14 岁以下的小男也是国家赐爵的 对象 ,但不认为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小男拥有的爵位 与成年人拥有的爵位有什么不同 。而事实上 ,不论
① 《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黄汝成集释 、秦克诚点校 ,岳 麓书社 1994 年版 ,第 467～468 页 。
中国社会史研究 135
顾炎武特重世之风俗 ,将其看作“明人主之功” 的依据 ,将战国以降古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 ,全都 归入风俗的转变 ,恐怕不够准确 ;而对于战国以来制 度及风俗的变化 ,又明显持否定态度 ,这尤其令人感 到遗憾 。但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 看法 ,那就是周末 ,即战国时期 ,不过是风俗之变的 肇始之端 ,之后的秦 ,甚至汉都是“此风未改 “承千岁之衰周 ,继暴秦之馀弊”来加以认定的 。确 定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很重要 ,这是秦汉 以后的社会 、制度 、思想 ,包括风俗在内的一切历史 问题 ,木本水源的基础和前提 。
以史学理论史研究看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
以史学理论史研究看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由于我自己在20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
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
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
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
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五十年代就变得沉寂了。
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革”开始，又沉寂下去了。
“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
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
第二，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姗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
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第三，当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
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下
尽管已有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但在一些新兴领域如环境史、社会性别史等领域的研究仍显不足。
研究领域不足与挑战
部分研究仅关注本学科或本领域的问题，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术视野不够开阔
国内秦汉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相对较少，限制了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学术影响力。
对外学术交流不足
研究背景与意义
深入探讨中国大陆秦汉史的发展历程、特点与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研究目的
以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第一手史料、田野调查、统计分析等手段，对大陆秦汉史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的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与方法
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社会经济、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
研究框架
以时间为线索，按照秦朝、西汉、东汉三个阶段分别进行深入研究，每个阶段又分别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探讨。
研究内容与框架
02
秦汉史研究综述
秦朝政治制度研究
汉朝政治制度研究
继承与发展
总结词
继承秦制
三纲五常与忠孝观念
官吏选拔与考核制度
汉朝在政治制度上对秦朝的继承，探讨了继承的具体内容、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2023
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下
contents
目录
引言秦汉史研究综述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研究趋势与展望研究不足与挑战
01
引言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与初步发展时期，也是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与转型时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夏商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古代历史，已经构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这些新材料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弥补了研究资料的不足；第二，纠正了以往某些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第三，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人才队伍的培养。
建立在这些新材料基础上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吐鲁番文书学、徽学等是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前沿，是学科新的生长点，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１］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张国刚．敦煌文献与中古社会研究［Ｎ］．光明日报，２０００—０６—２３．［３］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书》简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ｏｓｓ．ｃｏｍ／ｚｈ—ｃｎ／ｒｅｓｏｕｒｅｅｓ／ａｃｈｉｖｅｂｏｏｋｓ／０１０．ｊｓｐ．［卜宪群（１９６２一），男，安徽省南陵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夏商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一、夏代历史文化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在商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这在国内的史学界一般是得到认可的（当然，在国外，情况还不太一样）。
但是，对哪些遗迹、遗存、遗址亦即哪些考古学文化是夏朝的夏族人留下来的，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
当然，有争论才会有大发展。
可以说，正是在众多学者的论争中，有关夏文化与夏史的研究才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进展较为显著的领域之一。
我们知道，由于还未发现属于夏代的系统的文字，史书中有关夏朝的记载均属于夏代之后的人的一些记述，特别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历史上有无夏王朝尚持有怀疑，因而对于夏史和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已不能再停留在文献的领域，必须与考古学相结合，也正由于此，三十年来的夏史与夏代历史文化研究的进展，也得益于这三十年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第一阶段 ,学术界致力于拨乱反正 ,纠正以往研究中“左”的倾向 ,对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唯物史 观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统一的规律和法则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理论问 题 ,展开热烈讨论 ,这种学术思潮也直接反映在秦汉史研究的选题上 。这一阶段的选题仍主要集中 在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 、土地制度和所有制形态 、农民战争 、阶级关系 、民族关系 、历史人物评价等 “五朵金花”问题上 。学者的观点虽然存在重大分歧 ,但普遍摆脱了教条主义倾向 ,从理论 、方法和实 证上深化了研究 ,并出版了大量总结之作 。
笔者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http :/ / cnki. net/ index. ht m) 中 ,以 197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5 月 15 日为限 ,对其收录的学术期刊和重要会议 、重要报纸论文 ,分别以“秦汉”“、秦代”“、秦 朝”“、秦王朝”“、汉代”“、两汉”“、汉朝”“、汉王朝”“、西汉”“、东汉”为题名检索词进行检索 ,共检索到 11614 篇论文 。这一数字虽然不能囊括这一时期所有秦汉史论文 ,但大致可以反映三十年来秦汉史 论文发表的规模以及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和变化 。
11
14
5
70
19
秦王朝
9
4
5
6
7
15
3
汉代
108
273
422
523
786
1525
492
两汉
35
76
118
151
282
438
143
汉朝
12
秦汉史严肃读后感600
秦汉史严肃读后感600
钱穆，20世纪中国的学术泰斗，被学界誉为“一代宗师”。
历史学家顾颉刚称赞钱穆是“国史界第一人”，同样为史学大家的严耕望先生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称钱穆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儒。
《秦汉史》是学术大师、历史学者钱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原本是他1931年在北大史学系讲课的讲义，内容从秦朝统一讲到王莽的新政，东汉的历史并没有涉及，所以只能算是“半部”秦汉史。
钱穆先生认为，要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
秦的文化远远落后于东方国家，所以大量引入商鞅等东方人才，这些人才借助东方国家的经验实行变法使秦迅速强大。
但是，秦境内两种文化并存，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与此对照，汉武帝与秦始皇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结局却迥然不同。
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变了汉初遵守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保守思想，同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研究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成功实现了思想的统一，最终实现了汉王朝的强盛。
你将读到：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朝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
为什么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两位帝王的结局却迥然不同？
进入汉代之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儒生又是如何利用学术来影响政治的？
焚书坑儒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王莽是如何借助“文化背景”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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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龚留柱2012-11-28 09:06:20 来源：《史学月刊》2011年5期三十年来，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我们的秦汉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观上的思想解放。
过去禁锢着人们思想的许多条条框框被打破，人们摒弃以往那种政治化、公式化的研究模式，大量吸取实证学派的研究方法，转向具体的名物制度研究，在选题上重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学术成果丰富多彩。
二是客观上的地下考古资料不断出土。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制约秦汉历史研究的“瓶颈”因素，在有限的文献材料之外，为学者提供了更多地为炊之“米”。
于是一阵阵的“简帛热”、“画像热”扑面而来，各种初步释读和深入研究之作布满书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不断在海内外各地举行。
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当然是使秦汉历史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福音。
其实，它的价值不仅是资料的简单叠加，更是视野的开阔和思路的启迪。
也就是说，应该将它视为另一种不同的“文献”，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证史和补史，而是启示我们开拓秦汉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比如可以根据秦汉简牍的大量档案材料，对当时的人口、年龄、性别、疾病、生产状况、生活习性甚至思想观念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研究；可以根据气象、物候、地产、工艺制造、商业流通等种种原始记载，对当时人类的生存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细微研究，从而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追求一种传统文献不能完全提供的社会整体知识。
毋庸讳言，目前的秦汉史研究，仍然存在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分析，只是讲是什么而不讲为什么的倾向。
比如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量的是重复翻炒无谓考证的小文章。
这种文章篇幅短小，容易做成；一些编辑缺乏眼光，也认为此等成果“扎实”、“不空疏”，发表亦不困难。
考证文章不是不能写，而且它们还是历史研究很基础性的东西，但一定得是真正有功力者才能担当。
而现在高校实行以数量评定教师学术水平的体制，使那些所谓的考证文章成为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拼凑之作。
而计算机网络搜索引擎的大量应用，使一些没有读书根底的人，文章选题来自“期刊网”，写作材料来自“期刊网”，成果完成后硬伤累累，归宿又是“期刊网”。
如此，研究者不能以小见大，互相之间也缺乏呼应，不能不使史学面貌呈现“碎片化”趋向。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目前的断代区隔过于森严。
一些作者为知识背景所局限，写出文章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就事论事，而不能从长时段的角度去动态地分析问题。
制度本来就是一定条件下形成的规程体系，对社会发展往往具有本质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它前有源，后有流，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变化多端，十分复杂。
可是现在某些研究制度的文章，不能由源溯流，往往为史实的表象或文献的虚假记载所迷惑，原因就是不能从历史全局的高度来观察问题。
史学的本质就是写出一种器物、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群组织的演变轨迹来，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熟知的小圈圈内扒梳打转，就很难练就一双史学大师的慧眼。
秦汉历史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大型的，有学术眼光的断代史著作出现。
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中曾谈到，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翦伯赞、劳斡、吕思勉、李源澄所著的四部不同风格的《秦汉史》出版发行。
从1955年到1957年4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又分别有何兹全、杨翼骧、钱穆所著的三部秦汉史著作问世。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没有一部新的《秦汉史》问世（海外分别有台北1974年版姚秀彦著《秦汉史》和英国1986年版《剑桥中国秦汉史》等），直到1989年才有林剑鸣所著《秦汉史》出版，接着1993年又有由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出版。
但是从那时到今天已经将近二十年，我们却没有再见到一部有学术含量的《秦汉史》。
这期间，秦汉历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成果大量涌现，其整体面貌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为什么新的总结性的断代史著作却迟迟未能出现呢？所谓等待条件的完全“成熟”是永远不可能的，其原因只能归结于我们的学者缺乏一种历史研究所必需的“会通”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者重视著史之“通”。
如宋代的郑樵认为，历史如江河奔腾向前，只有通史能够使上下“通为一家”，“极古今之变”，而断代为书，则势必造成“古今成间隔”。
所以他推崇司马迁的《史记》为会通之典范，说“会通之义大矣哉”。
确实，《史记》体现了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成一家之言”的文化精神，其中“通古今之变”是枢机。
只有贯通古今，把具体的历史事项置于大时段的分合演变中，才能找出进化的因果规律，然后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回答历史上无数个为什么的问题，“成一家之言”。
所谓“究天人之际”是讲历史发展大趋势下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正因为司马迁不是囿于史实仅仅做低层次扒梳纪录工作的史匠，而是要高处俯瞰，力求探索史实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他才能完成这样一部不朽的史学巨著。
与司马迁、郑樵相呼应的是清代的章学诚，他的“会通”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一书中。
乾嘉时代有两个学派最突出：其一是强调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的考据学，号称“朴学”。
它由清初的实学发展下来，因为畏避文字之祸，人们趋之若鹜，一时蔚为风气。
其二是空谈义理的程朱理学，被当局意识形态化并奉为学术正宗，占有庙堂之优。
章学诚对二者皆不满意。
一方面他认为朴学“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使得具有经世大用的史学反而成了“竹头木屑之伪学”。
另一方面他认为理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为“通儒”所耻言。
章学诚并不是排斥义理，而是认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他认为钱大昕等人的考史之作和“清实录”、“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史馆编修的皇皇巨著皆非史学：“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古人所谓‘史学’，则未闻也。
”在章学诚看来，所谓史学必须具有“义”或“史意”，即要有“史家著述之微旨”，同时又“固非空言著述也”。
以此标准划分，他把史书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认为能代表史学发展水平的是撰述之作，因为它蕴含有“史意”，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是史家创作的独断之学；而记注不过是史官的记载和后世对史料的选辑汇编。
其实，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历史研究中的“会通”精神，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他在1958年撰写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就认为，历史可以被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而不是仅对短时段的政治、军事等事件做详细考究。
对总体史观、问题史观的继承和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这些都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著作中有充分展现。
他着力于从研究对象在数十年的中时段的周期波动中，进一步找出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长时段中，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以及延续于其中的基本社会经济文化结构。
西方另一重要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说，历史是“人类在时间中的科学”，“事件在时间中得以汇聚，意义由时间得以澄明”，而后一个“时间”，往往指的是长时段。
在当今的秦汉史学研究领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力探索史学“会通”之道的学者，李开元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早在1986年的第1期《历史研究》上，就曾发表《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的多元化》一文，试图建立自己的历史学层次模式理论。
他后来又对这种理论进行修改完善，认为史学的整体是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是基层史学，以确立历史事实之具体存在为目的，以考释和描述的方法追求史实之复原。
其次是中层史学，在基层史学已经确立了的史实之基础上，以探讨各个史实间的相互关系为目的，以分析和归纳的方法追究史实间关系的合理解释。
最后是高层史学，乃是在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已经确立了史实和史论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抽象和假设为其方法之特点。
他认为，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将三个层次进行贯通的分析方法，“上可以上升到理论模式之建立，下可以直接带动原始史料的考证解读，中间也可以有助于史实间关系的建立和分析”。
这种探索，李开元后来在他于东京大学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2000年出版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一书中得到了展现。
这本书的篇幅并不长，论点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完善，但却具有深远的方法论示范意义。
他开宗明义就提出自己想要认识和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世界上没有先例，但却构成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特点之一的皇帝官僚制下的王朝循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他的方法是从起源入手，即通过对六十年（秦朝末年至汉景帝后期）史实的考证分析，由汉帝国的起源以了解中华帝国的起源；通过对刘邦集团结构和性质的典型研究，以了解汉帝国的结构和性质。
他摒弃过去那种研究方法，即疏离原始史料的考证，从而将高层理论完全建立在纯粹的推论和假设之上，因此无法将自己的结论还原到较低层次的史学研究中以求得实证，而是独辟蹊径，力图将史学的三个层次进行贯通。
李开元从微观入手，通过对汉初“高帝五年诏”的考释，通过对秦、楚、汉之间爵制变动的分析，对《商君书·境内》和《史记》、《汉书》相关材料的汇总，列出几种“军功爵赏表”（可惜当时张家山汉简的材料尚未公布，不然其论点还可以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并进行细微演绎，从而追踪描述了刘邦集团如何转化为新的统治阶层的历史过程。
他考证，汉初赐田宅的主要对象约60万人，按平均赐予5顷耕田和25亩宅的标准来计算，这个群体约获得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宅地，相当于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40%；按一家五口计算，他们约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总数1500万的20%。
结论是，汉初确实存在一个掌权的军功受益阶层。
他把详尽的考证和精当的分析相结合，打通了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的通道，“中层的结论，不但可以还原到基层中得到原始史料的证实……而且中层的问题意识又使迄今难以利用的大量零散史料有了得到系统利用的可能”。
李开元并未到此为止，在全书最后的“结语”部分，李开元又专辟“军功受益阶层通论”一节，探讨“军功受益阶层”这样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群体，究竟是汉初的特殊产物，还是贯穿于中华帝国两千年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史学概念？经过作者对秦帝国（包括统一之前的秦国）、隋唐帝国以及东汉、魏晋、北宋、蒙元、明清等历史时期史实的概略分析，结论是：“尽管可能因时代不同而有种种变形，军功受益阶层这样一个概念，是可以作为一条首尾一致的主线贯通于中华帝国二千年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