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_院校研究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

2005年1月第4卷第1期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JournalofEducationalScienceofHunanNormalUniversity Vol.4　No.1

Jan.,2005

制度创新:院校研究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Ξ

吕　淼,符少辉(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128)摘　要:院校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观照下,应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式(特别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程式),对单个高等院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从而直接服务于该校管理决策的一种研究范式。分析院校研究的实质和我国高校中高教研究所的功能,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有效开展院校研究的必要前提条件,即以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关键词:院校研究;制度创新;学校系统;功能;科学发展观中图分类号: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124(2005)0120047203

滥觞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教育随着人类认识、改造世界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现代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学的蓬勃发展”[1],“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2]。大学在新的时代拓展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中心,日益成为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并在全球社会中大规模地展开。就大学教育本身而言,在“英才”、“大众”、“普及”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既有量的积累变化,又有质的飞跃发展,其中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的功能与学术标准等维度均随发展阶段的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教育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分析,大学组织的四个内在因素———任务、结构、技术和人以及大学的外部系统如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人口、文化等均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大学面临着全新的目标与内外部情景。为了应对这种新的变化,提高组织效能,大学管理变革方兴未艾,而源于美国的院校研究即成为这一变革的新范式。院校研究就是在一定的理论观照下,应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式(特别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程式),对单个高等院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从而直接服务于该校管理决策的一种研究范式。院校研究在内容和范围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多样性:从研究对象上看,院校研究是一种个案研究;从任务上看,院校研究旨在研究特定院校的特定问题;从方法上看,院校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科学性和定量化;从主体方面看,院校研究具有专业性和制度性的特点;从功能上看,院校研究表现出直接性和全面性的特点[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化、大众化、国际化日趋明显,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多元化高等教育买方市场格局正逐步形成和发展,学校分类发展、功能定位、内部管理改革等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热点。借鉴国外院校研究的成功经验,深入开展院校研究,对于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推进高等学校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有效开展院校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

一、从院校研究的实质看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院校研究的实质可看作是现代大学管理中的一种规范的工作机制。院校研究适应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现代大学规模膨胀、功能多元、结构复杂所提出的优化管理、高效管理的要求,在现代大学组织科层化与专业化管理中提出了有效协调学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实现良性互动的最佳机制。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全新的目标和现实情景,

与国家、社会、社区、企业、个人的关联十分复杂,大学所承载的任务非常繁杂,再也不是学者栖身其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其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管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兼及大学的历史与特点,需要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搭建其协调、互动、共同承载学校良性发展的平台。院校研究作为学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规范的工作机制,既保证了大学行政权力行使的科学性、民主性,又保证了学术权力行使的高效性、制度性。院校研究用一种具有解释性、说明性的“必然性”概括取代了管理中的“应然性”、“规范性”概括,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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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　淼(19682),男,湖北恩施人,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北民族学院讲师。实现了管理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表现在院校研究,其背后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变迁、学校组织行为的发展。教育组织行为学认为,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视角定义,组织存在是为了实现某种东西:达到一个目标或一组目标。体现学校系统和学校内部结构特点的四个主要组织子系统包括人的子系统(技能、地位、价值观、人事、惯例等)、任务子系统(教学、行政、研究、学生人事服务等)、结构子系统(权威、决策、控制、计划、规章制度、部门等)和技术子系统(设备、材料、课程、知识等)[4]。组织的这四个内在因素因时间和组织的不同发生变化,而且彼此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结构确立了一种权力模式和伙伴关系,实现了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信息流通和决策所需的信息网络,也决定着组织的工作程序系统。院校研究可看作是学校系统为了实现学校特定的一组目标,由学校系统中任务、结构、技术和人这四个内在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规范的工作机制或工作程序,它是学校实施高效管理、保证有序运行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而学校系统中结构子系统对这一工作机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大学结构十分复杂,而且结构在不断地随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其中权力模式主要集中于平衡、协调、整合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这一焦点上,即创建科学合理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机构、确立学校外部政治权力与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边界,此为结构系统首要厘定的内容。再者就是学校决策、计划、审议、咨询、执行、控制运行机制的确立,从制度层面厘定学校内部行政组织机构的职责,科学划分事权,并制定保证其有效运转的规章制度,以形成高效规范的工作机制。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看,高校的领导体制与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而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又必然要求学校内部运行机制与之调适。高等学校内部因素的四个系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诸多的变化中,结构子系统的变化应是最为至关重要的,但由于受传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却又最难以变革,是高教改革的攻坚所在。因为权力模式、权威作用、决策控制方式、部门重建即意味着原有利益架构的丧失。而结构子系统的变革、大学制度的创新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核心,将对院校研究能否有效开展产生直接而现实的影响,决定着院校研究的成败,因此,在借鉴国外院校研究的成功经验、深入开展院校研究之前,必须从新的现实情景和中国的大学传统着眼,重新审视、厘定高校的权力模式、权威作用、决策控制方式、部门职责事权所在,进行一番艰苦的制度创新。 二、从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功能分析看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从功能上看,院校研究的作用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为高等学校的管理与决策提供一种比较科学的手段,有助于提高高校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二是在高等教育理论(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和高等学校管理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高等教育理论应用于高校管理实践不再那样可望而不可及。院校研究的这种双重作用,简言之就是:管理的科学化,理论的实践化[5]。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展院校研究的目的与我国改革开放后在大学普遍设置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初衷是极其一致的,但就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实际运作而言,这种规范化、科学化地服务于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功能并没有充分而有序地得以发挥,许多高校的高教研究所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按照学校领导的指示,经典地诠释领导的决策,或按照领导的思路制定学校的“发展战略”大计与改革方案,真正围绕院校本身所面临的人力资源开发、学生管理、学科课程规划等常规内容进行系统而科学研究的则少之又少。正因如此,高教研究所的存在与其职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我国院校研究也就与发达国家产生了较大差距。罗伯特・金・默顿认为,功能是“有助于既定系统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观察结果”。他使用“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来说明行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的关系:“显性功能是有助于系统的调整和适应的客观后果,这种适应和调整是系统中参与者所预料、所认可的;反之,隐性功能是没有被预料、没有被认可的。”[6]高教研究所开展院校研究的“显性功能”应该是寻求“管理的科学化,理论的实践化”。因此,高教研究所作为大学组织内部的一个结构组成,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强大的功能,这也是高教所这一职能部门建构的目的所在。然而,从实践的实际客观后果看,高教研究所“显性功能”发挥有限,“诠释决策、总结政绩”的“隐性功能”却是有所彰显。尼克拉斯・卢曼认为,所有系统都存在于复杂的环境之中。为了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特定的系统必须发展出一套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系统的功能[6]。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所“显性功能”不彰、“隐性功能”凸显即可看作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所发展出的一套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这包括“诠释决策、总结政绩”,或为求得安身立命所孜孜以求的争上学位点等等。在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所所处的特定的复杂环境中,对其功能发挥制约最大者莫过于制度环境。长期以来,我们疏于按照大学的逻辑来研究与构建学校的权力结构、管理方式、工作机制,而是擅长于以严格的规则和权威行使集权控制的科层制,大学中过分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决策管理的现象相当普遍,学校管理模式机关化导致“官本位”问题的产生,学校部门动辄以行政—非行政(教学、教辅、研究)相区分,尤其缺乏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和谐沟通、良性互动的制度设计。高教研究所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处于行政—研究两不相干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它不像美国的院校研究机构,有政府法定的工作义务;另一方面,也没有承担院校运行与发展的明确职责,变得可有可无,成为高校中无关痛痒的摆设。院校研究的有效开展不仅需要科学、规范的理论与方法,更需要由具体的机构完成,需要有科学、翔实、周密的制度做保障。这就要求变革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从制度层面重新设计高教管理的权力结构、管理方式与工作机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深化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以此奠定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