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三角关系

评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三角关系许加梅【内容提要】冷战年代，在对抗中寻求缓和是美苏关系的主题，而控制与合作则是苏联与东欧关系的主要内容。

这就决定了美国与东欧的关系是边缘性的，在狭窄的外交空间中寻求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的政治目标和东欧的经济目标使得双方关系更加不对称，使得美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不能获得重大的突破。

【关键词】美国苏联东欧国家冷战【作者简介】许加梅，1973年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

(广州510630)近代社会以来，国际关系的运行一直以国家利益为主要驱动力，国际政治也主要以强权政治为特征。

虽然冷战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上述的基本原则依然是推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运转的基本动力。

战后的国际社会已经摆脱了业已存在了几千年的领土兼并与财富掠夺的血腥状态，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实力竞争为显著特征，扩展力量与影响成为每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曾评论说：“我认为从根本上看，苏联人仍然是想要得到同样的基本东西，即扩展其力量与影响。

但是他们在改变得到这些东西的方法。

”[1]在以美国与苏联相对抗为特色的冷战时代，美国、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家都在自己的标准下寻求扩展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并在现实的国际背景下追求从这一首要目标演绎出的各种现实利益，在美、苏、东欧多向度的复杂关系中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政策向背。

一苏联和东欧的“唇齿”关系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

尽管苏联号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由于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所谓的“真正平等”在以强权政治为特征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不过是一种理想和苏联外交的舆论宣传。

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依然以自身现实的国家利益为准则。

关于东欧对苏联的重要意义，学术界有众多的观点，而且论述得也比较充分。

美国学者林肯·戈登的分析比较全面。

他认为：(1)东欧作为防御的缓冲区是重要的军事考虑。

(2)东欧也被看作潜在的进攻战略跳板。

苏联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将这个地区看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和第一成果，是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

(3)苏联也将东欧看作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提供政治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国际上国家集团的核心。

(4)莫斯科进一步将东欧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源泉，认为和前面提到的第一点利益紧密相连。

(5)最后东欧一度被看作经济财富的来源[2]。

在冷战的气氛下，东欧不仅是苏联维护欧洲均势，与美国“平分天下”的成功标志，不仅对苏联维护安全与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苏联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国家实际上是苏联‘另一个自我的缩影’，苏联领导人只有看到东欧适当地反映苏联的影响，他们才会感到满意。

”[3]在匈牙利事件后，尼赫鲁问及苏联出兵匈牙利问题，苏联方面的有关回答是：“如果没有对匈牙利的干涉，如果帝国主义势力得逞，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施加压力，这无疑会打破欧洲均势，那将直接威胁和平。

”[4]然而，东欧国家毕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孤立、封锁政策“对苏联本身也是有害的”[5]。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开始调整其对东欧政策。

苏联不再轻易插手各国内政，对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赫鲁晓夫这些举措都是出于策略考虑，其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苏联在东欧已经获得的现实利益。

苏联的外交目标和全球战略依然没有改变。

关于这一点，美国也认为，“无可否认，各卫星国现在的生活比起斯大林主义时期最差的时候要好一些，而且一般说来也不像今天苏联的生活那么严酷。

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联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减少。

”[6]东欧仍然被看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决不允许存在失去东欧的危险。

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中，赫鲁晓夫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威胁波兰，“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对办不到!”[7]接着对于失控的匈牙利局势，苏联不惜两度出兵平息了动乱。

1968年苏联又派兵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所有这些行为在苏联看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任何成员的削弱……都将直接影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8]。

苏联可以允许东欧国家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但是绝不会容忍其完全背离苏联的意志，它能够容忍东欧国家内存在某种程度的民主化，但是决不允许他们背叛共产主义，甚至投向西方，“独立也适用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这个原则纯属幻想”[9]。

即便是几十年后的戈尔巴乔夫政府时期，苏联依然视东欧为不可缺少的盟国。

1985年索菲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对东欧国家领导人说：“社会主义就如同一条漏水的船。

我不能允许你们中的任何一个跳离去寻找救生艇，你们必须呆在甲板上帮助我们修补好这艘强大的船只。

”[10] 在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另一面，东欧国家对苏联在很多方面非常依赖。

这不仅仅因为双方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更因为彼此有共同的现实利益。

在政治上，由于东欧国家的现行共产党政府大多数是由于苏联扶植起来的，因而其国内政局稳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来实现。

面对西方世界的敌视与遏制，东欧各国国家安全需要苏联的军事保护，并且东欧国家的外交重点是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即便是独立于苏联集团之外的南斯拉夫，苏联共产主义强大而稳固的统治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以及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稳定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证据和影响。

在经济上，东欧各国国内脆弱的经济还需要来自苏联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波兰是当时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东欧“卫星国”，尽管美国对波兰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在经济上对波兰的重要性还是居于次要地位的，“1964年美国在波兰的重要性中位列第四——在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11]。

由此可见，东欧与苏联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唇亡齿寒”的关系。

1956年波、匈事件相继发生，苏联领导人向卫星国发出秘密指示，警告他们不要步南斯拉夫人的后尘，并且重申：莫斯科有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高于别人的地位[12]。

对于这一警告，东欧领导人实际上在经过了匈牙利事件以后基本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在内政外交上也表现出对苏联的特殊的“敬重”。

1968年8月17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三天，卡达尔曾对杜布切克说：“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正在对付的是哪种人吗?”[13]在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中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国际共产主义利益和各国家的民族利益，这两种利益互为矛盾，成为影响苏东关系无法解开的死结。

正如罗伯特·金所说，“二战以后的东欧，共产主义政府是伴随着两个相互冲突的传统而建立的。

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共产主义民族政策。

”[14] 斯大林时代，苏联和东欧的民族矛盾被暂时压下去，但是这种矛盾并没有解决。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正式承认了东欧国家的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

东欧各国家的民族利益受到了重视，但是却从来没有成为苏东关系的主导因素。

苏联在现实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原则，在关系稳定的时候，强调各国自身的利益；在冲突时候，又将国际共产主义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

因为苏联一直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国家面临严重危险，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15]。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在1956年面对匈牙利起义苏联的抉择的时候，认为“不管我们选择哪条道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是兄弟般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国际主义目标”[16]。

二美国与苏联的“光谱”关系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开始，就出现了缓和冷战的迹象。

对苏联新的领导人来说，要摆脱战略困境，缓解美苏大规模直接冲突风险和减轻军备负担，就必须较大幅度地调整政策，争取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更何况苏联和东欧内部当时正急需较多资源和精力来调整内政。

另外，他们显然认为，缓和对抗的努力有利于削弱美国与其主要盟国的团结，尤其是促使法英等国反对西德武装化。

在所有这些动因的促进下，苏联新领导人自1953年3月中旬开始，短短几个月里采取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种种和解姿态，特别是表示苏美两国应当和平共处和确立正常关系[17]。

苏联在这种政策变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促进实现朝鲜停战。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通过外交渠道数次向美国说明，板门店谈判的结局并非取决于苏联，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的傀儡[18]。

就此同苏联新领导打过交道的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指出，上述说法表示苏联对中国和北朝鲜做了工作，劝其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最后方案[19]。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毫无疑问，只要我们两国都表示愿意尽力调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为此作必要的努力，那么苏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就能够得到保证，而这反过来将会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良好的影响。

”[20]1955年以后，苏联和美国开始了真正由对抗向对话转移的步伐，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不仅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运动，还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新的指导原则。

其主要理论出发点是重新估计世界力量对比和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而其中心内容是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方针。

苏联明确地指出，“战争并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

今天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实实在在的手段，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战争。

”[21]实际上，苏联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理论，寻求缓和冷战的真正原因是，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同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危险，赫鲁晓夫需要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长期关系确立意识形态基础”[22]。

美国对于现代核战争的恐惧远甚于苏联，关于这一点在美国已解密的相关档案中多处可见，美国政要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及。

缓和成为美苏关系的主流，也是冷战时代存在的事实。

然而，缓和并不等于放弃了对抗，美苏双方都一直将对方看作最大的最危险的对手。

尽管赫鲁晓夫对东欧实行比较放松的政策，向美国寻求缓和关系，但是赫鲁晓夫依然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3]。

而美国也是如此，在冷战年代与苏联对抗式的竞争一直是美国的主要任务，美国的外交战略基本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因而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是在核战争的威慑下，双方在对抗与冲突中努力维持缓和与世界的和平。

西方学者将冷战时代美苏关系比喻为一束从冲突到缓和的光谱：“光谱的两极被排除：人为的军事冲突在核时代将会是自杀，而完全的缓和也不能导致出现美国所期望的苏联行为的根本改变。

结果，各届政府如果不是出于言论的需要，他们的实际行动目标总是在有选择的缓和与有限的冲突之间滑动”[24]。

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总是在光谱之间移动，但永远也不能达到两极——既不能完全放弃两极对抗；也不会导致矛盾激化，即战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