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的历史沿革

巴蜀文化的历史沿革巴蜀是一种特定的称谓，如今可简称为蜀，但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泾渭分明。

“巴”的古义为“吞食大象的巨蟒”，巴文化以为中心，最早源于三峡地区及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南部及北部地区；“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蜀文化以为中心，含川西、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建有地政权，至公元前316年为所灭。

由此观之，巴蜀的核心区域即为如今的市和省。

巴文化1、早期巴文化。

根据考古发掘和调查,之长寿、江北、巴县、江津、江北、南岸等地,发现了一些遗址,采集和出土了大量器,岩料是选用长江边的砾打制加工而成,制作技术分打制、磨制、琢制、打磨相同,打制多于磨制。

器种类丰富,有用于原始农业和砍伐森林的锄、镰、刀、奔、斧等,也有狩猎捕渔的矛、镞、球、网坠等。

器质地粗松,可辩之器形有罐、釜、盆、钵等;三足器和带圈足的器皿,始终没有发现。

合川沙溪乡沙梁子遗址,发现了1件尖底角状杯。

其遗物所处地层在战国时期巴文化层之下,其年代推测为新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

与此有联系的是在西陵峡沿岸、清江口一带的二十余处遗址,发现质工具为主,种类较多,到较晚时间逐渐减少,器以鼓肩罐灯形器、夹砂大口缸、夹砂大口尊、尖底杯、竹叶形柄的豆、鸟头把勺等最为典型,与忠县、井沟、巫山大昌坝及三星堆、新繁水观音的夏商时期的文化因素一致。

南部汉江上游的“白马类型”也发现尖底罐、高柄豆、小平底器但没有鸟头把勺。

经济生活是以渔猎、粗放式原始农业为主,获取生存资源的工具是用江边砾打制而成,制工具发达,制技术简单,遗址分布密集,但每处面积不大,表明每处聚集人口不多,显示出直接占有自然资源的特征。

早期巴文化是由嘉陵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氏族或部落联盟组成的文化构成,其间当然也有差别,但毕竟都处于山险水边的自然环境,自然能融入在一起,共同组成早期巴文化的要素。

2.春秋时期的巴文化。

杜宇之前,川西早有农业,但蜀人尤崇杜宇,足见他主要贡献是在农业技术的传播、提高面。

若此,巴亦化其教,改变原有粗放农业;在社会结构面,仍以部落为主。

但随着邻近楚国的逐步强大而略有改变,有“巴子”、“巴师”、“行人”。

与楚或通婚,或交战,成为楚之附庸。

地域围得以扩大。

春秋时期是巴文化发展的过渡阶段。

3.战国时期的巴文化。

这一时期是巴文化青铜文明兴盛的时期,其青铜器主要包括容器、兵器、乐器、工具,最具代表性的是铜兵器,但制作技术上稍逊于中原,生活用器少礼器。

从整体上看,器物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乐器、釜、甄、鍪等。

但兵器上的特殊符号,以及兵器制作富于地特色,都表明技术行为仍受制于自身结构;葬俗面实行船棺葬。

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开始发展,在龟亭北岸立市。

社会结构除禀君部落可能进入领主制而外,更多的部落,仍处于父系氏族社会,血缘关系色彩仍很浓烈。

社会上层已有分层,但从墓中随葬器物看,还是保留平等的色彩。

也搬照楚、之上卿礼葬巴蔓子,也有用于仪式的兵器,也有都城,但均具军事防御特征。

男女分工,手工业也比较发达。

也综而观之,出现传统仪式、观念、习俗与新的物质、技术、制度因素的混合,使土著社会失去整合。

蜀文化1.蚕丛时期蜀文化。

距今约4800~40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

体现在三星堆一期文化，约5平公里，是新器时代晚期平原乃至长江上游最大的一处中心遗址。

此期文化遗存中含有具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和器，说明当时平原已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文化交流。

而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则表明当时已出现大小城邦组织，其中，唯三星堆发展成为最早的古蜀国中心都邑。

在三星堆一期文化中出土的器以翻领器、宽沿器、盘口器、花边口器镂圈足器及平底器为主，建筑为竹骨泥墙，并保存至今的夯筑城墙；典型器物有花边蝇纹罐、宽平沿尊形器、喇叭口高领罐、镂圈足豆等。

生产工具多为小型磨制器，以斧、锛、凿为主，并出现了璧、环、锥、珠等小型玉质礼器。

其文化遗存分布面积早期蜀文化可分为两种生活类型,一是生活在如家坡、邓家坪、边堆山那种依山傍水、地势坡缓的丘陵小山上,利用江、河之中砾加工成各种器,制作器。

遗址不大,聚落小、人口不多,过着主要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

一是如三星堆一期那样居于平原北部河旁高台上,以狩猎采集为主。

虽然生活环境有别,但文化涵却有一致之处。

华阳国志》中所载,蜀之第一位“”是居於岷江上游,“居室”、“纵目”、“死作棺,国人从之”,宋萱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勇先生补充为编发、著袍服、善种田,有蚕察。

上述构成了蚕丛部族的文化结构要素。

2、柏灌、鱼凫时期蜀文化。

这一时期是蜀文化的鼎盛时期。

距今约4000~3200年，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

三星堆二、三期的遗存和两个“祭祀坑”就是鱼凫文化的实证。

此时期，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12平公里，古城围近4平公里。

城墙体系合理谨，城市功能区划讲究布局、设施完备，其庞大的规模比同时期中原都。

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近千件青铜重器。

金器、玉器和象牙，表明三星堆的冶铸技术及加工工艺已经颇为成熟，而两坑本身即是大型宗教礼仪活动之产物，反映出古蜀国宗教礼仪与祭祀制度的完备。

其所反映出的文化构成是:质工具很多,但经过磨光者占多数;器中有继承一期器的现象,但出现了一套新的典型器物,有高柄盖、杯、盂、弧、壶、三足器、鸟头把等,其中有的器物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也有的是土著文化因素,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复合型文化特征;定居生活,地面木结构房屋密集,建筑形制上富于北特征,但也融合进本地特色;经济生活是农业、渔猎并存,但治水可能已出现,有利于农业生产;有比较发达的冶铜、铸铜、制、纺织、制玉等手工业;商品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贝币;生活在河道两岸的商台地,而不在冲积平原上,一般距河道很近;礼制面,玉礼器丰富,有璋、璧、圭、戈、琮等，受中原礼制影响,但富于本地特征。

青铜器以人物雕像与动植物造型为大宗，礼器有尊、罍、盘、器盖等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意味,但主要的还是列罍之制;宗教面虽在祭祀形式上受中原影响,但在祭祀对象等面却具有土著化的浓厚色彩;神权和政权的结合极富特点;社会结构面,有双手反缚的奴隶像,青铜像中也有社会分层的现象,有城墙;统治地域比较模糊;因而有学者认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或者认为处于部落联盟阶段。

3、杜宇时期蜀文化。

距今约3200~26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此阶段的蜀文化开始重心南移。

在三星堆的四期文化有体现。

综合考古发现,在西晚期到春秋中期,大约属杜宇统治的时代,考古发掘反映出器物层面上,尖底器流行,比较典型的器有尖底杯、尖底盏、高领器、高柄灯形器、矮圈足器等，且出现各式球形环底罐、绳纹环底盂、喇叭状圈足豆、仿铜式釜、甄的器物组合;玉器不发达;器粗糙;建筑为干栏式;青铜器与中原同时期相反,新器物出现少,保持商末初青铜特色;青铜礼制,仍保持列罍之制;经济生活面仍是狩猎采集十分发达;社会结构面,由于十二桥宫殿遗址的发现,证明权力中心和社会分层的存在;宗教生活面,吸收中原因素,修建规模宏大的祭台,也用龟甲占卜,但无文字,且随意性很强;结合文献,此时有了明确统治疆界,政体所需要的领土观念出现,政治整合程度提高,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管理式,比如更名、迁都、利用旧民、“传授始密”等等。

而且还“教民务农”,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宗教面仍有死后魂化鸟之灵魂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如修祭台,用龟甲占卜等面是大量借用了中原的祭祀形式。

从文化结构面来看,礼制等等保持传统,而宗教面却竭力引入域外异质文化,呈现出礼制与祭祀的不协调。

在经历了长期繁荣之后，三星堆古城最终被废弃，某种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导致了古蜀国政治中心的南迁。

而三星堆遗址分布较广的该期文化遗存，表明三星堆文明虽鼎盛而趋于式微，但该地依然是同时期平原最重要的生存境域之一。

三星堆文明在广大区域持续发展的完整历程，证明了其持续而强大的辐射力。

4.开明族蜀文化。

根据文献记载,开明族进入平原之后,遇洪水,便充分发挥悉水的特长,大力整治水患,采取了排干涝渍,挖通甕阻的办法,治理了水患。

但根据《史记·汉武帝纪》载蜀侯恽死后,蜀中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足见治水问题一直困扰川区很久;器大量为圜底器,多见尖底盏,有继承杜宇时代器传统的态势;铜器富于地特色,不仅是在形制上,更主要的是在“巴蜀图语”纹饰上,且广泛融入楚和中原之器;葬制多样化,既有小型土坑墓、土坑木槨墓、船棺葬,可能还有大墓。

墓分大小,随葬鍪、釜、甄,列罍之制衰微,越到晚期越与中原接近;蜀人自身的文化构成要素越晚越少;社会结构面,阶级对立越来越明显,政权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

从相同文化构成要素在广大区域的齐一性特征中,完全可以看出政权控制能力的增强;织锦业、蚕桑业、冶铁业、漆器业、造船业等手工业越来越发达;商业发达,有了衡量制度;宗教面,开明“复生”是楚人之死亡观的延续和体现,尚赤观念,建宗庙,大遗迹特多;交通发达,修栈道;制礼乐,有一套礼乐制度;社会价值观念,如尚武之风渐盛;文化因素构成中有楚、、巴的要素借用其中,但多是影响到器物层面,并没有更多地深入其中,总体显示出军事政治的文化模式。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

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