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 合法化危机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2016 年，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今日全球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存在于那些攫取全球资源和纯粹为自己谋求利益的财富集团中。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有一些标志，包括国家的行使主权，国际法的有效性，以及多种资源持有者的代表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核心原因是少数人的财富占有和控制挑战着社会公正和民主。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危机呢？首先，哈贝马斯提出重要的三个标准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第一是国家行使主权。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权利是建立在其应该有的整个人权的基础上的。
那么，任何国家拥有主权权利，必须保证其公民的人权不受侵犯。
第二是国际法的有效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各个国家必须遵循国际法，并保护每个人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国际法规范已经成为了国际行为的准则。
第三是多种资源持有者的代表性。
哈贝马斯表示，这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依赖所有国家、民间社会和市场力量来共同维护。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公民身份。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全球公民身份可能取代民族或国家的身份，并追求全球性的正义。
全球公民身份的建立也需要全球化与多元化，必须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拥有同等地位和平等的机会才能发挥作用。
最后，哈贝马斯认为解决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秩序。
这个秩序应该是有目的、民主、公正和协作的，并最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要建立这样的秩序，必须有一个全球的规范框架，以规范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促进全球各地的财富、权力和机会公正地分配和共享。
读书报告《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
读书报告《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在社会学方面，围绕着合法性依赖真理的争论是由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模糊概念引起的。
他认为：“所有的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自动的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
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概念。
继韦伯之后，哈贝马斯在其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探究经济社会发展后隐藏的一系列危机。
一、社会科学危机的概念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
社会系统的危机不是由于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所造成的。
它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及其环境之间进行交流；在生产力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
哈贝马斯将社会系统的环境分为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社会所涉及的其他社会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三个部分。
社会系统用生产力使外部自然社会化、用规范结构使内在自然社会化，而面对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社会系统则分别用用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
哈贝马斯主要从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来构建自己的危机概念，也就是说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将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四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原始社会的危机表现为外部的变化如人口增长、生态因素以及种族依赖关系等摧毁家庭认同和部落认同。
而传统社会的危机则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通常是由控制问题导致的。
控制问题迫使系统通过加强压迫来增强自己的自律，而这又导致了合法性的丧失，进而导致阶级斗争，最终危及社会整合，并且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在其大量的著作中发表了大量的理论看法，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即社会的制度基础已经失去了其道德和制度上的认可，因此，整个社会的运行逐渐失去了道德基础，成为了一个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社会。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制度上的不公。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这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定价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钱的人可以通过投资获取更多的财富，而那些缺乏资金的人则困难重重。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性将导致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不信任，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其次，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还表现为社会行动者缺乏团结和信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利益往往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存在矛盾。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竞争和利益的多元性，人们往往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导致了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不足和团结不够，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危机。
最后，哈贝马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民主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往往被少数权贵所利用，以满足自己的利益。
这使得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和支持逐渐降低，导致整个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总的来说，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公、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缺乏信任和团结以及民主危机等方面。
这种合法性危机将导致整个社会的运行失去了道德和制度上的认可，从而导致社会的信任和稳定性下降。
为了解决这种合法性危机，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如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加强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和团结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一个更加稳定、公正和和谐的社会。
浅析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及其意义
浅析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及其意义引言：哈贝马斯是德国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家，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其学术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从理论背景、主要观点及其意义三个角度来深入探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
一、理论背景：在理解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理论背景。
哈贝马斯主要从批判理论、法哲学、寿命哲学等多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的问题，总体来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失衡，从而导致了制度危机、信任危机以及认同危机等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像绝对主义时代那样的权威，而是得到了公民社会的制约与控制。
这种转变为代表一种制度危机，即现代国家已经无法以单方面的命令来掌控社会，也不再是绝对的权威。
二、主要观点：1. 合法性空洞化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制度危机体现在合法性的空洞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政治权力不再像以前那样绝对无瑕疵，受到了公民社会的制约。
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使享有公民权利的人们参与其中，否则这个秩序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认同。
2. 资本主义的错位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主要制度，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规律和社会效应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政治规律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存在“错位”问题。
3. 内在化的暴力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暴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的暴力，它融入到了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力量。
这种暴力不是外部加在个体身上的，而是经由某些制度、文化以及日常经验的内化而获得的。
三、意义：1. 指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断裂，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指出了制度与实践之间的断裂，注意到个体的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制度的改善及维护的重要性。
他关注到在制度危机中，个体的实践应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
2. 为社会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哈贝马斯认为，解决“合法化危机”的关键在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参与，这种参与是追求政治合法性的一种途径。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摘要】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看法。
在我们介绍了哈贝马斯的思想以及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困境。
在我们分别对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中的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恶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崩溃进行了分析。
在我们总结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对当前社会的启示，并提出了应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建议。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且为应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哈贝马斯、资本主义、合法性、批判、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政治制度、文化认同、社会启示、建议、危机、困境、观点1. 引言1.1 介绍哈贝马斯的思想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思想集中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重建上，他力图揭示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失衡、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传统政治制度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崩溃等方面。
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是一种道德和政治问题，更是一种哲学和文化问题。
他认为，要解决这种危机，需要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目标和方向，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秩序。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重建公共领域、加强社会参与和民主监督、建立更加公正的分配制度等都被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重要途径。
哈贝马斯的思想对于当前社会的启示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困境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困境是指在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人们对其公正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
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
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摘要：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
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
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
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
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
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
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
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
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
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探析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他的著作中，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是一种深层次的危机，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更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观点，以及他提出的解决之道。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
他指出，资本主义最初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竞争和利润追求。
这种竞争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使得社会财富不均，从而产生了社会分裂和阶级对立。
这种不平等和阶级对立不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也会削弱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
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这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构成了威胁。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和文化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还表现在民主制度的危机上。
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政治权力往往被资本家和大企业所控制，导致了政治决策的偏向于资本利益而忽视了广大劳动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这种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也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使得人们对政治体系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政策的公正性，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还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他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首先需要重建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精神。
这意味着要重建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扩大社会参与的空间，加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以便更好地反映广大公民的利益和诉求。
哈贝马斯主张要加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调控和监管，遏制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和环境破坏。
在这一点上，他主张要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确保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
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
实存 的能 力 。 ［Ｉ 。 在 他 看 来 ， 机 的确 是 系统 整合 出 ”２ Ｊ ’ 危 了问题 ， 但起决 定性作 用 的却在 于社 会 整合 意义 上 的社会
取决 于对 这种要求 的 （ 起码 的 ） 实上 的承认 。 … 事 ”
哈贝马斯认为 ， 传统社会 的合法 性基础是 自 而下确立 认 同 、 同 的文 化价 值 出现 问题 ， 即是 说其 根 源在 于社 上 共 也
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 的。这是 由自由资本 主义社会 会成 员的社会 认 同发 生质 变 。其 二 、 会 系统 的控 制功 能 社
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 失效。其三、 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收稿 日期 ：０ ０—１ ２１ ０—１ ８
基金项 目： 本文为 ２ １ ００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 目“ 贝马斯合法性理论 研究 ” 项 目编号 ２ １ｑ ６ ） 哈 （ ００ Ｏ ５ 的成果 。 作者简介 ： 阳海音 （９４一） 女 ， １７ ， 湖南安仁人 ， 武汉工业学院思政课部副教授 、 硕士 生导师 ， 哲学博 士 ， 研究方 向 ： 西方 马克
代法 兰克福学 派 的代 表 人物 。晚期 资本 主义 社 会合 法 化 子系统不断发展， 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
形态 ” 的技术 与科 学 》 《 往行 为 理论 》 著作 中指 出晚 、交 等
期资 本 主义社 会危 机 表 现为经 济危 机 、 理性 危 机 、 法 合 合 化危机 、 动机 危机 四种形 式 ， 合法 化 危机 是 晚期 资本 主义
中所 处的制度 系统 ； 社会 系统 在 这里 表 现为一 个具 有符 号 结构 的生活世界 。我们 所 说 的系统整 合 ， 及 到 的是一 个 涉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译文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加）约瑟夫·希斯著张太星摘译陈胜云校（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200233）收稿日期：2009-12-19作者简介：约瑟夫·希斯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副主任译者简介：张太星男（1983—）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07级硕士研究生陈胜云男（1970—）中共上海市委党哲学教研部教授副主任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5-103-（9）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0年9月第11卷第5期Sep.,2010Vol.11,No5哈贝马斯在他的后期著作《合法化危机》中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系统危机倾向的分析已经过时。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由于受到政府干预，已转向文化领域，并导致社会整合问题，尤其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合法性的大规模丧失。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的讨论只是一系列纲领性的建议，后期也没有详细阐述《合法化危机》的主要观点。
不过，通过分析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许多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合法化危机是怎样被系统地论述出来的。
本文将回溯哈贝马斯分析合法化问题的发展过程，从《合法化危机》到《交往行动理论》，再到《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通过对这个发展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重建和评估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升级版本。
①我们认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的观点是由在后期著作中被抛弃的两个核心承诺决定的：一个是晚期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另一个是宽泛意义上的卢卡奇的文化现代性观点。
本文将简要地描述哈贝马斯在抛弃这些承诺前所反复考虑的问题，并概述《交往行动理论》对危机分析的重建方案。
最后，本文将阐述“交往权力”（《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的）如何在生活世界和政治之间建立更精确的关系。
一、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的背景“合法化”概念是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此概念源于塔科特·帕森斯。
若要掌握该词的用法，就必须先了解在帕森斯系统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特别是与规范整合、功能分化和交换关系相关的概念。
在帕森斯看来，每一个社会互动秩序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它包含单位行动之间有意义的相互依103赖。
要使系统能够维持和再生产，就必须解决四个基本的问题：（A ）适应，（G ）目标达成，（I ）整合，（L ）模式维持。
②每一个问题都迫使系统服从一条独立的“功能命令”。
哈贝马斯只关注帕森斯在这个层面的分析，因此，我们将只把这个系统称作社会系统。
日常的社会互动具有规律性和确定性。
③在帕森斯看来，社会互动的秩序特性可能是由行动者自发地遵守一套共享规则（或社会规范）而产生的。
在行动的工具主义模型中，之所以“秩序问题”，是因为模型不能够说明行动者怎样才能制定出互动的可靠规则。
④帕森斯认为，行动者通过社会化获得一种促使他们服从社会规范主导系统的价值观，这就可以“规范地”解决秩序问题。
因此，不像原子论的工具主义理论，试图解释所有以特殊信念和需求为形式的行动，帕森斯的模型假设有四个基本的意向：期望、目标、规范和价值。
期望反映行动发生所处的客观环境，目标说明行动者所要获取的特殊结果，规范提供限制行动者遴选方式的具体约束条件，而价值则提供行动者通过其行动得以再生产的普遍规范式样，体现在目标选择和规范强制力两方面。
为了使互动系统实现有序化，不同行动者的具体的期望、目标、规范和价值必须趋于一致，并且这种一致也必须能再生产出来，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四个基本功能的问题（AGIL ）。
于是，社会系统的第一个功能命令是维持其根本价值系统（L ）的完整性。
第二个命令是根据系统的共享规范来维持社会整合（I ）。
第三，目标达成（G ）明确说明相关实践的“关键点”，为整个行动系统指明方向和意义。
第四，适应（A ）要求系统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使其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成功地维持整合和再生产。
每个社会为了正常运转必须把这四个问题全都解决掉。
在帕森斯看来，通过社会进化这个过程，解决问题的机制被分化为专门的子系统。
随着这些子系统的功能分化，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责任就被“移交”到专门的机构和程序。
每一个子系统由于没有自我满足的功能，必须依赖于其他子系统的“输入”，同时，它产生的普遍资源也被社会普遍使用。
⑤因此，帕森斯认为，每个子系统都可以根据“输入”和“输出”进行分析。
从社会系统的视角看，帕森斯把这些称作交换关系。
由此可见，合法化既是模式维持子系统的一个输出产品，又是目标达成子系统作为所需的输入。
模式维持子系统通过社会化过程来实现价值的内在化。
而为了满足目标达成子系统合法化的需要，这些价值必须包含某种非常普遍的为政治行动辩护的符号资源。
同时，那些行动者愿意参加生产活动和自我调节。
来自模式维持子系统的三个输出，见图1。
图1模式维持子系统的输出图2中介类型帕森斯把合法化视为子系统输出的一种形式。
这就意味着一个特定的政治秩序能否确保自身合法性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经验问题，而涉及社会不同子系统之间交换关系的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就像从宏观经济变量中能预测出就业率一样，帕森斯曾希望使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模型从宏观社会因素中能预测出合法化和团结的输出。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104张太星：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二、合法化危机帕森斯的社会系统模型与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运用的社会系统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对（L）和（I）子系统的不同阐释。
在帕森斯看来，（L）子系统把行动者的社会化引向共享价值系统，而（I）系统是凭借一套共享规范来控制社会。
但是，（L）和（I）在引导资源方面，不同于（A）和（G）。
帕森斯认为，为了促成交换关系的实现，每个子系统中的资源都以普遍的媒介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媒介是：（A）金钱、（G）权力、（I）影响力和（L）承诺。
每个媒介都以子系统的具体功能需要来建构互动，如出于对效率的考量延缓公共建设工程，等等。
每个媒介所能建构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有方式都规定了某种形式的约束力，积极的或消极的，并且具有两种转移约束力的渠道：一种是行动者控制别人必须行动的情景要素，另一种是行动者在此情境中独立地选择任何变化的意向。
这就可以按图2所示分解：⑥哈贝马斯认为，渠道的不同导致了这两种情况的显著差别。
操控意向性因素需要以日常语言作为基础，而情景性因素则不用诉诸任何语言资源就能被操控。
在哈贝马斯看来，使用语言就给行动者的互动范围设置了重要的限制条件，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媒介必须与交往的普遍的形式（TCA2:256-282）区分开来。
哈贝马斯把凭借控制媒介的整合称为系统整合，而把凭借交往的普遍形式的整合称为社会整合（LC,3）。
⑦他把社会互动的社会整合领域称为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必须依赖日常语言才能整体建构起来。
从客观角度来看，生活世界虽然被视为“社会文化系统”，但却不能用媒介整合系统的方法在功能方面实现分化。
因此，哈贝马斯把帕森斯的（I）和（L）子系统合并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可分为三部分的社会系统。
这三个系统之间的互换关系可见图3。
图3合法化危机模型图4生活世界的反常由此可见，社会文化系统产生了唯一的普遍资源———意义，两个功能子系统都依靠意义来激励成员达到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行动水平。
社会文化系统接受输入是为确保物质再生产，但意义的生产，即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则遵循一个独立的、无功能的逻辑。
这意味着社会文化系统不是简单地去适应，而是为了应对更大社会系统的功能命令。
因此，就社会的其他子系统而言，生活世界保持了某种功能自治。
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这种生活世界的自治产生了潜在的危机。
洛克伍德认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整合的两个原则可以同时有效。
哈贝马斯采纳了这个观点并认为，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因为它已经通过以阶级为基础的劳动分工而实现———呈现出一个低效率的系统整合。
这样，哈贝马斯就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转化为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框架。
—一定是规范整合的一种形式，—因为它通过意向性渠道运行——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整合——包括价值共享系统。
但由于价值不能强加给行动者，所以，他们必须通过意见一致来实现。
为了得到105广泛的赞同，他们必须在某种形式上使普遍利益具体化。
阶级社会是一个不同集团根本物质利益相对立的社会，社会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通过规范整合得到维持。
要使这些根本矛盾保持在潜伏状态，就必须使用说服力或强制力。
一旦这些矛盾被充分压制或是视而不见，官方的价值共识就能够达成。
假如社会整合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那么，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价值共识就是意识形态的。
系统整合是由外部情景的约束力造成的，因此，系统整合只能通过说服或强迫得以实现。
在功能分化的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被转移到系统领域。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享系统，如平等交换、形式权利等等，呈现出高位的社会整合。
而当经济政治系统的功能组织中同时隐藏着潜在矛盾时，那就表明其自身是处于低位的系统整合。
传统组织形式的主要弱点是当问题出现在系统整合的功能分化领域时，问题是不能通过社会得到补偿的，这是因为在经济或政治权力中的阶级差异，不能通过普遍利益来证明其正当性。
于是在经济或政治中的简单的控制问题很快演变成社会整合的危机（LC ，25）。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政治中的阶级划分减少了，从而消除了许多潜在的政治危机。
但是，阶级划分仍然在经济领域再生产，“经济危机直接转变为社会危机；因为，在揭示社会阶级的对立的过程中，经济危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市场自称摆脱了权力的说法进行了现实批判”（LC ，29）。
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会随着“经济循环”的自然过程而频繁发生。
福利国家是对自由资本主义问题的回应。
晚期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阻止或减轻经济危机，而不是消灭根本的阶级紧张关系。
政府干预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来影响经济循环的财政和金融规则，同时，福利国家的“安全网”提供了一些保险来抵御劳动力市场中工人所遇到的风险。
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的有效管理却受到了限制。
政府干预的范围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最根本的是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
这些限制主要影响干预计划的刺激协调性。
任何明显的财富再分配干预都会影响投资和生产决策，导致大量的资源分配不当或没有充分利用。
这种政策也可能引发投资停滞或资本逃跑的风险。
这意味着仅仅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内，就有许多的稳定工作要做。
然而，一旦政治系统承担了经济管理的责任，经济危机就会直接转化为政治问题。
于是，在自由社会中，政治系统危机以替代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
这就反过来要求政府利用来自社会文化系统的资源去恢复功能平衡。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危机一直反映利益的根本矛盾，所以，通过直接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