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和哈贝马斯的争论
如何实现主体间性？——哈贝马斯与卢曼社会理论的分歧
体 间性 的方法。卢曼则怀疑个体之 间的 沟通 能力 ，于是在 沟通行为 中用使 用意义的 系统取代 了具有 意识 的主 体， 试 图通过 系统与周围世界 的相 互关系来建立主体 间性 。哈 贝马斯认 为 系统理论 中系统和周围世界 的关系就 是主体 哲学 中主客体之 间的关 系， 所 以卢 曼虽然试 图超越 主体哲 学， 其 实并 没有摆 脱其基 本范式 。 他 对 系统和 意义的描述也借鉴 了胡塞 尔的现象学对意识的描述方 法。 同时 ， 卢曼将 社会 系统和意识 系统相互脱 离， 否认社
为 现 实社 会 问题 找 到 理 想 化 的 解 决 方 案 。
关键词 ： 哈 贝马斯 ； 卢曼 ； 主体 间性 ； 主体 哲学； 社会 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 Ｇ ６ ４ ８ ． ４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 １ ０ ０ ２ — ３ ２ ４ ０ （ ２ ０ １ ７） ０ ９ — ０ ０ ４ ９ — ０ ５
会 共 识 的存 在 ， 倒 向 了激 进 理 性 批 判 ， 也 丧 失 了现 代 性 自我 批 判 的 对 象 ， 而 只 能 对 不 断 复 杂 化 的现 代 社 会 采 取
肯定 的态度。从根 本上讲 ， 两人的分歧在于 ： 卢 曼致 力于对 当今社会现 实进行深刻的剖析 ， 哈 贝马斯 则更热衷 于
哈贝马斯与卢曼社会理论 的分歧
后 盾 ，
（ １ ．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２ ０ ０ ０ ９ ２ ；２ ． 上海视觉 艺术学 院，上海 ２ ０ １ ６ ２ ０ ）
摘
要： 为 了走 出主体哲学的 困境 ， 哈 贝马斯提 出了用交往 范式替代意识哲学 范式 ， 通过语 言交流建 立主
体再从第一人称视角进行 自 我追问， 凭借结对 、 共现、 移情 （ 同感 ） 等方式完成对“ 他我” 的构建 ， 将对他人主体性 的超越性经验转变为客观经验 ， 实现交互主体性的世界 。［ ３ １ 但问
系统论的中国例子
系统论的中国例子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传世的社会系统论，让我和泮伟江成了朋友。
卢曼理论因晦涩难懂而闻名学界，但坚持读上数年，也容易上瘾，甚至沦落为“卢曼迷”。
我和伟江学术兴趣一致，在卢曼这个“理论大王”的王国里巡游多年，算得上是卢曼铁杆粉丝，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卢曼理论有所保留并提出自己的质疑。
2006年，我误打误撞，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必然性牵引，终于完成了以卢曼法律社会学为主题的博士毕业论文。
回顾毕业论文，即便没有遗恨，也有诸多遗憾吧。
这是手忙脚乱研读卢曼两三年后匆匆结出的小果子，难免味道青涩。
论文答辩完毕数日之后，接到清华大学高鸿钧老师聚餐邀请。
久闻高老师盛名，但素未谋面。
聚餐是在清华校门的“醉爱”餐馆，在座的还有高老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的沈明。
高老师和我们慢慢说话，慢慢喝酒，美食蒸腾，美酒飘香，十分惬意。
高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卢曼很重要，希望你能把卢曼理论研究继续下去。
在当时国内研究卢曼冷启动的条件下，在孤独坚持了数年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一股直抵内心的温暖和认可。
那次聚会之后，我渐次了解到，其实高老师早已落子布局了社会理论与法学的对接工程。
近十几年来，高老师对哈贝马斯和卢曼等重要社会理学大家的思想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解读，并在清华开设讲坛，令学界瞩目，领我国当代研究社会理论法学风气之先。
名师出高徒，高老师的学生也雨后春笋般登上社会理论法学舞台。
鲁楠、陆宇峰、泮伟江、马剑银、余盛峰、张文龙、杨静哲等青年才俊，个个身手不凡，圈内一时异彩纷呈。
其中，泮伟江专精卢曼理论，对卢曼的系统论法学用功最勤，感情最深，切入最透彻。
我几乎不与人私下聊学术，聊得更多的是学术八卦。
但与伟江的交往是个例外。
相隔京沪之远，除了开会，我与伟江见面并不多。
每每抓住机会，就会向他刺探学术情报。
我有所问，他必爽快答。
有一回他讲，正在翻译卢曼的《社会的社会》和《社会的政治》，并谈到了翻译进度，也坦承遇到的麻烦，等等。
抽象社会
1．什么是“抽象社会”
那么，“抽象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看来，“抽象社会”的观念，实际上涉及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重要特征：
（1） 程序性：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互动过程的进行是借助某种程式化和类型化的做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科层制和现代市场交易中。“抽象社会”的这一特点还进一步体现在诸如“程序正义”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也就是说，价值理性（如公正、平等）的实现经常要依循程序的方式才能获得保证。
（3） 非人格化：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互动过程涉及的机制、知识或观念，都与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无关。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些机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对人格关系的克服。这与传统社会中的互动主要建立在个人特征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中人消失了，或者说人成为了社会有机体的“零件”。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试图理解现代抽象社会的“非人格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帕森斯以一种折衷的方式第一次正面探讨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问题。在帕森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同时触及了制度（各种社会子系统）的一般化与价值观念的一般化和普世化。社会系统的功能分析与著名的“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理论，通过系统媒介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制度和价值两个层面上解释了“抽象社会”的诸多侧面。在帕森斯眼中，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正在于社会成员和许多不认识的他人发生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下，许多一般化的媒介就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构件。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较“发达的”（也就是较分化的）系统可以获得了更高的调适能力，而这些一般化的媒介正体现了这些系统较高的调适能力。随着系统调适能力的逐渐提高，价值模式逐渐趋于一般化。帕森斯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一种将源于禁欲新教教派的普遍主义与积极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的价值模式，它使美国社会具有典型的“联合性”（associational）的特征。而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解决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整合问题（Parsons 1966, 1971, 1991）。
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
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有关社会整合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从某种角度上说，社会整合的研究就是为了因应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断裂”问题。
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国外的研究者遵循着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两条研究路线，分别形成了宏观的系统整合理论和微观的个体整合理论。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国外学者对社会整合的研究背景、阶段与代表性理论，分类归纳了社会整合的检验指标与实现机制，力图展现该论题的整体研究图式。
结合文献梳理的成果，本文在总结国外社会整合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内同类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启示。
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
现实世界的长久分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分化的强劲步伐。
但是，社会分化并非解释社会发展的唯一模型，“分之必合”、“分合均衡”才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铁律。
与具有自然驱动力的“分化模式”相比，社会整合更需要人们及时的经验总结与主观构想。
在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瓦尔德(Lester Frank Ward)眼里，“人类分化的历史已经有差不多15万年了，整合也有差不多5万年了”①。
换言之，社会整合在时间上晚于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理论建构的时间则更晚。
直至19世纪末，社会整合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廓清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整合的研究脉络及其理论发展，对于审视客观世界和厘清理论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整合的理论起点与范式集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工业化的扩展，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分迅速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社会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会整合的理论需求尤其迫切。
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在催生社会学学科的同时，也将整合的主题植入到社会学理论的母体当中。
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整合”的概念，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触碰了这个主题。
孔德的“社会内聚力”思想、马克思的“阶级社会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都内含着这种理论关怀，但是只有在涂尔干这里，社会整合的概念才得以形成；到了帕森斯这里，社会整合才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范式。
新闻学的“XY理论”两种哲学传统下的新闻自由观
忠于真相，忠于个人认识，人们对于真相有一种本能的热爱，这大概是人天性中的好奇心所决定的。 人们愿意知道意见是原原本本是怎样，而很多记者认为自己的职业怀有传播真相的使命，即使在极端的状 况下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讲假话，就自己清楚知道的事实撒谎，关乎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尊严，被迫或 被诱撒谎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在有些人身上，说假话的经历会成为终生的道德负担，巴金老人为自 己没有说假话而忏悔：“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 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 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 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 极的地步，谎言交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一 圆而这种耻辱感鞭策着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忠于真相，忠于自己的良知，即便为此付出被囚禁乃至生命
一次被忽视的争论
薛涌和南方都市报关于专栏独立性的争论是２００７年一个在新闻圈内有一定影响的事件，事情的起因 是７．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茅于轼先生题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提出非 常鲜明的观点：“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 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 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 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 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Ⅲ
法律悖论及其生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理论出发
2012年第1期第20卷(总83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I。
O F SJTU(P hi l os ophy and Soc i al Sci en ces)N o．1，2012V01．20F e b．，N o．83法律悖论及其生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理论出发宾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200240)摘要：：卢曼从系统论法学的二阶观察立场出发，发现了现代法律秩序的一个核心秘密：在功能分化社会，法律内部处处嵌套着循环性和自我指涉的悖论。
悖论不再是法律运行的禁忌或死穴，反而是法律从其他社会子系统中分化出来并不断自我复杂化的动力机制。
法律悖论深藏于法律的底层，支撑着法律系统从宏观到细节的运行，保证了法律既开放又封闭的操作逻辑。
关键词：卢曼；悖论；二阶观察；自我指涉；图衣布纳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12)01—0065—09哈贝马斯(J ur gen H aber m as)把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称为“元理论设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悖论(par adox)问题是卢曼元理论设计的元理论。
卢曼的雄心在于指出现代社会中悖论的普遍性，这与黑格尔曾经试图以“矛盾”(c ont r adi ct i on)逻辑全盘诠释19世纪的世界精神相似②。
不过，卢曼对“悖论”的阐释正是为了克服黑格尔的“矛盾”曾经遭遇的困境。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爱奥利亚学派已经着手解决悖论问题③，直到20世纪中后期，现代思想家们才恍然大悟：悖论是无法消除的。
不但悖论无法消除，而且悖论具有生产性。
“悖论具有生产性”，这个20世纪姗姗来迟的思想成就，经过卢曼的精雕细琢，变得像经过数学论证一样清晰④。
卢曼把这个思想成就推广到社会理论领域，包括法律社会学领域，使得我们对法律的描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卢曼认为，在功能分化社会，法律内部处处嵌套着循环性和自我指涉的悖论。
霍斯特《是分析社会还是改造社会——哈贝马斯与卢曼之争》《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03期
是分析社会还是改造社会——哈贝马斯与卢曼之争〔德〕D.霍斯特 哈贝马斯与卢曼在1971年的理论之争是德国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次理论争论,它对整个一代人和德国社会科学界有重大影响。
11争论的出发点哈贝马斯和卢曼在1971年时都知道,必须突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长期停滞状态和不充分性。
他们同时也知道这种突破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必须分析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更加无法一目了然的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理论”已经提供了分析这种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1974)就是“现代社会辩证发展理论”。
他未能采纳在北美(特别由帕森斯)得到发展的系统论。
卢曼(N iclas L uhm ann1927-1998)于1968年接替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并作了一次《作为社会理论的系统论》的报告。
在学生的要求下,两人共同开办了以“社会理论与社会工艺”为题的讲座。
于是开始了德国社会学理论中的一次基本争论。
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果。
1996年还有人写道:“德国社会学有幸拥有(哈贝马斯和卢曼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型,因为它们被证明是建设性的。
”21困难所在人们要求社会学家在社会问题正在存在时就提出对社会问题的可靠分析,以便能在可靠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但靠经验考察获得的结果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获得这种结果时大都已事过境迁或本来的问题已经变样。
31哈贝马斯与卢曼的分歧1)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继承人,他研究如何挖掘和利用建立理想的社会民主的潜力;卢曼曾是实际法律工作者,着重考察社会冲突和解决办法。
哈贝马斯认为要进行社会分析必须先做好三件事:设定公正社会理念作为规范的分析尺度;揭示阻碍现实社会继续发展的机制;挖掘现实社会发展潜力。
卢曼认为现代社会由许多并列的亚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意识系统等等)组成。
每一社会现象都自成系统。
它们靠自我机制运行并靠自调解决自己的问题;它们既各不相同又互相限制。
卢曼与他的现代社会观察
卢曼与他的现代社会观察作者：泮伟江来源：《读书》2016年第01期卢曼也许是社会理论传统中太重要而又过于被人们忽略的一位。
关于经典作品，曾经有一个略带讽刺意味，却听起来不无道理的定义—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人人都认为很重要，但人人都畏惧去读它的作品。
如果这个定义是成立的，则卢曼的作品无疑可以归入到经典作品之列。
尽管英美学界对卢曼学说的接受，至今仍然是有限的和犹疑的。
但在德国理论界，卢曼的重要性，早在一九六八年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之后就被人们广泛承认。
即便在论战发生之前的六十年代早期，德国社会学专业圈子里就已经开始快速流传卢曼的研究声誉。
佐证的一个例子是，卢曼在同一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和教授资格论文答辩，拿到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
这在向来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学术界中，堪称奇迹。
德国学界也正确地将卢曼与哈贝马斯论战理解成德国社会学复苏和重新进入繁荣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确实，这场论战发生的背景是，随着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来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创立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已经难以适当地观察和回应复杂社会问题，而新的社会学理论又增长乏力，要么变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注释，要么变成各种各样的数理统计式的实证研究。
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激活了社会理论的想象力与思考力，从而再生和复兴了德国社会学研究。
事后卢曼回忆这场辩论，不无幽默地说：“它的典型意义是，社会理论首先赢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并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是首先作为一次争论而出现。
”（卢曼：《社会的社会》，前言）卢曼与哈贝马斯在一九六八年争论最激烈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意义（Sinn）概念。
哈贝马斯仍然站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因此在他的眼里，意义乃是一种只有人类拥有的主观的东西，是需要人类通过某种“体验”和“同情”的方法才能够被领会的东西。
恰恰是“意义”能够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区分出来，从而使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科学传统。
浸淫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是这样理解意义的，德国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从康德到狄尔泰，到韦伯，到海德格尔，再到哈贝马斯，都是如此理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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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
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
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
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
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
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
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
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
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
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 and 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
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
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
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
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
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