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社会工作是一项以改善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正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专业。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社会工作也同样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困境1. 文化差异社会工作伦理是建立在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
对于家庭和社区的定义，在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这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跨文化环境中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能够理解并尊重受助者的文化差异，同时也要坚守自己的职业伦理。
2. 政策和法律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政策和法律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给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境。
在一些国家，福利资源的分配可能存在着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能够兼顾到政策和法律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他们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坚守自己的职业伦理。
3. 专业实践的挑战社会工作是一个涉及到多项专业实践的领域，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一系列的专业能力和技能。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存在着差异，这就给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他们可能需要面对不同的专业要求和实践标准，这就需要他们在实践中注重自我反思和职业发展，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二、对策1. 跨文化教育和培训针对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挑战，我们可以采取跨文化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解决。
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和敏感度，能够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
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中需要加强跨文化教育内容，培养社会工作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
2.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对国际化的趋势，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
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开展交流与合作，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拓宽视野，增进理解，最终提升自身的跨文化能力和专业实践水平。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社会工作在我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伦理问题是社工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伦理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社工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素养，更关系到社会工作的公信力和职业形象。
本土化是社会工作伦理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其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
本文将围绕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和对策进行探讨。
一、困境1.文化冲突困境在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人文历史悠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也不尽相同。
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需要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实现，但在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能会面临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众观念、价值观不一致、不完全接受甚至抵触的情况，如离婚、家暴、划船事件，有的文章甚至出现有关砍杀被虐待方的讽刺调侃文章等，这给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带来了困难。
2.职业识别困境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用人单位和社会工作者的培养机制还不完善，有些人并不具备专业背景和职业素养。
因此，在一些社工单位和社工企业中，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识别度较低，从而导致社会工作的公信力不足，同时也会让社会工作者遭受职业压力和不公正对待。
这些不利因素都限制了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发展。
3.缺乏真实的社会工作实践困境社会工作实践的复杂性，让社工难以真正地面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伦理问题。
许多研究者在探讨社会工作伦理问题时，没有在实践中真正体验到使人家不寒而栗的伦理距离，因此很难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工作伦理问题的紧迫性、复杂性和敏感性。
这使得本土化研究难以做到具体、深入，也难以精准解决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实际困难。
二、对策1.创新教育方式，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在社会工作本土化中，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必须始终坚持职业质量和职业形象的提高。
因此，应加大社会工作教育的力度，遵循本土化理念，创新教育方式，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除了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和培训之外，还应该培养社工学生的敏感度和反思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更好地理解和遵循本土化的伦理规范。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是一门致力于改善社会的学科和职业，其核心价值之一是尊重和关心个体的权益和尊严。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伦理与理念可能面临困境和挑战。
本文将讨论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并提出应对策略。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之一是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对权益和尊严的认知和理解可能存在差异。
在一些亚洲国家，个体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这可能与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观的个体主义和个人权益保护理念相冲突。
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社会工作师在实践中面临道德困境，如应该尊重个体的选择还是考虑家庭的利益。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还包括制度和法规的限制。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工作法规和政策，这可能对社会工作师的职业实践和伦理决策产生影响。
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限制社会工作师的自主权和职业判断力，从而影响其在帮助个体保护权益方面的能力。
针对这些困境，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对策可以是多方面的。
社会工作机构可以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提供培训和教育，以增加工作人员对当地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
这将有助于社会工作师更好地适应和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挑战。
社会工作师可以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法律机构合作，争取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
这样可以提高社会工作师的自主权和职业判断力，从而更好地保护个体的权益和尊严。
社会工作机构和政府可以共同努力，通过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培训机会，提升社会工作师的能力和专业素养。
这将有助于社会工作师在困境和挑战面前更好地应对，实现其职业使命。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社会工作伦理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要指导原则，它涉及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职业责任、专业能力等方面。
然而，在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困境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这些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困境1.文化冲突：社会工作伦理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可能存在差异。
在跨文化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可能面临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如何平衡不同文化价值观成为一个难题。
2.道德分歧：社会工作伦理是基于道德原则和伦理准则的，但不同社会工作者对于具体伦理问题的看法可能存在分歧。
如何在伦理分歧中寻找共识，并保持专业的道德标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3.法律约束：社会工作伦理需要与当地法律相协调，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存在差异，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伦理问题时需要考虑法律的限制和要求。
如何在法律和伦理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证伦理原则的遵循，又不违反法律规定，是一个挑战。
二、对策1.跨文化培训：社会工作者应接受跨文化培训，增强对不同文化间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通过学习和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念，社会工作者可以更好地处理文化冲突，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2.伦理研讨和辅导：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参与伦理研讨和辅导活动，通过与同行的交流和讨论，共同探讨伦理问题，寻找共识。
同时，寻求专业人士的辅导和指导，帮助社会工作者在伦理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
3.法律意识培养：社会工作者应加强对法律的学习和了解，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
在处理伦理问题时，社会工作者需要权衡伦理和法律的要求，遵守法律的限制，并尽力维护被服务者的权益。
4.本土化研究：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社会工作者应关注当地的文化、社会和法律背景，以及伦理观念的演变和变化。
通过研究和探索，发展适应本土特点的伦理准则和指导原则，促进社会工作伦理在本土的发展和应用。
5.伦理审查机制：建立健全的伦理审查机制，对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进行审查和监督。
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发展困境和应对策略
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发展困境和应对策略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社会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发展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发展困境，亟待解决。
本文将从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现状出发，探讨其发展困境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1. 专业化发展困境目前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工作人才短缺的情况比较普遍。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工作被认为是一种非主流职业，其地位和待遇不及其他专业。
加之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相对滞后，无法满足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
2. 本土化发展困境尽管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但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程度不够，导致社会工作服务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脱离较大。
在处理社会问题和提供社会服务时，缺乏对当地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问题的深入了解，使得社会工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1. 人才短缺目前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也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2. 教育体系不完善尽管国家在加大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支持力度，但在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体系依然不完善，院校专业设置较少，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资源欠缺，这都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1. 加大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支持力度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质量，扩大招生规模，增加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设置，引进和培养更多的社会工作师资力量，打造更好的教学资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做好基础工作。
2. 完善社会工作专业的培训体系针对已经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应加大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培训力度，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可以通过组织各类培训班、研修会，引进国外先进的社会工作理念和实践经验等方式，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促进人的福祉和社会变革为目的的专业领域，其伦理原则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和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化，社会工作伦理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困境一：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伦理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差异。
比如在一些亚洲国家，家庭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方国家，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受重视。
社会工作者在跨文化和跨国界工作时，往往会遇到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给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带来了困难。
对策一：尊重多元文化和观点社会工作者应该明确意识到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伦理观念存在差异，并尊重这种多元文化和观点。
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倾听当事人和相关群体的声音，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需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以实现伦理的本土化和本地化。
困境二：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在一些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群体中，权力和权威对于伦理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比如在一些落后地区或者传统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具有较大的权力，这可能影响到社会工作者在处理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等问题时的决策。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和公司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干预权，这可能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决策产生一定的挑战。
社会工作者应该在权力和权威的挑战中保持中立和独立的立场，不受任何一方的影响。
社会工作者应该加强对权力结构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社会参与机制，促进权力平衡和民主参与，从而保障伦理决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困境三：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一些贫困地区或者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福利工作时会面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由于资源匮乏和政府责任的缺位，社会工作者很难满足所有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群，这可能会对社会工作伦理产生一定的冲击。
对策三：争取资源公平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争取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参与社会改革和政策制定，推动政府加大对社会工作的投入和支持，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社会工作伦理发展的环境。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社会工作伦理是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工作实践中必须遵循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
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工作伦理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如全球化、文化差异、师生关系、权利和义务等问题。
然而，对于国内社会工作伦理来说，存在着一些更本土化的困境。
本文将简单探讨这些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困境一：文化差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
这样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到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准确理解和涵盖价值观念是社会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比如，一些民族或地区可能存在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传统，而社会工作在解决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个人权益，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灵活变通。
对策：在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中增加与文化背景有关的课程，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沟通的培训。
社会工作者需要不断地加强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了解，并以尊重、包容、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
困境二：资源短缺社会工作资源为社会工作者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但中国社会工作在资源上存在严重瓶颈，如资金、人才和机构等方面。
这会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和实践质量。
对策：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扩大社会工作的投入，加强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解决人力、财力、物力等实践资源问题。
同时，社会工作者也要自觉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绩效，提升自身竞争力，以提高自身的职业价值和实践质量。
困境三：专业地位低下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处于一个不够重视的地位，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和社会地位都较低，这会影响社会工作的推广和发展。
对策：完善社会工作的法规体系，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和职业声誉，完善社会工作的发展机制和运行机制。
同时，社会工作者要自觉地提高自己的工作业绩和专业素质，树立最好的形象，提升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形象和价值。
总之，社会工作伦理在本土化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境需要我们重视和解决。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及对策引言社会工作伦理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价值之一，它强调人道主义、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然而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同时提出一些对策，以期能够推动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进程。
一、困境1. 文化差异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面临着来自不同文化和传统的挑战。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这使得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变得复杂和困难。
在一些亚洲国家，家庭在社会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方国家，更加强调个人权利和自主性。
这种文化差异使得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2. 制度和法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制度和法律也会对伦理本土化构成障碍。
由于法律和制度的差异，社会工作者在不同地区可能会面临不同的伦理挑战。
一些国家对于儿童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不够健全，这可能会使得处理儿童保护案件的社会工作者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3. 教育和培训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也受到教育和培训水平的影响。
在一些地区，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可能不够完善，他们对于伦理的理解和应对能力较弱，这可能会影响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进程。
二、对策1. 文化敏感性的培训针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敏感性培训来推动伦理的本土化。
这种培训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和传统，从而更好地应对伦理挑战。
2. 本土化的伦理准则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和法律差异，我们可以制定本土化的伦理准则。
这种本土化的伦理准则可以基于当地的法律和制度，同时也兼顾当地的文化和传统，从而更好地引导社会工作者应对伦理挑战。
4. 社会工作伦理的国际交流通过国际交流和合作，我们可以促进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
各国和地区可以分享自己的社会工作伦理经验和做法，从而相互学习和借鉴，推动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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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
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等,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得不面临着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
(一) 对西方论述的醒觉: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及其反思
西方社会工作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条件。
在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比较系统和规范地介绍最新和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则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情形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会工作的留学生逐渐回国投入社会工作领域之缘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有国外社会工作评估模型的探讨(吴伟东,2004;陈钟林,2005);有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的介绍(郭伟和,2004);有对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阐述(何雪松,2004;陈树强,2005);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的诠释(熊跃根,2006),也有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的详细阐析,即实践方法的嬗变;认识论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介入聚焦的转移;专业关系的重构;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何雪松!陈蓓丽,2005) 。
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相比较,2004~2006的文献更加注重反思这些西方论述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乔世东,2004;何雪松,2005;熊跃根,2006)"这些反思引出对专业化的一个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还是为了人为设置专业篱笆以建立专业霸权?熊跃根(2006)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影响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
对中国而言,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艰难的跋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对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国内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下,2004~2006年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文献(范
斌,2004;顾东辉,2004;刘华丽,2004;郭景萍,2005;郭伟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陈钟林,2006) 。
王思斌(2006)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的分析和对国内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的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而且又有长期的
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于是,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为此,他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的需要结构、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等层面来展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尝试。
童敏(2006)从社会工作实习和督导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
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
“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斌(2004)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并结合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范斌,2004) 。
陈钟林(2006)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工作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问题。
她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理念-伦理;人类多元化议题;理论架构;研究方法。
在社会工作范畴内,社会工作研究首先是对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伦理为指导的助人活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观念,强调研究必须注重人类群体在民族!性别!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
在这些要素中,人类多元化议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倡导基本上是一致的。
作者以天津市为研究背景,在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实践了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确和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导; “人类多元化”视角的警觉和遵循;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架构的操作化;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的单一运用和整合运用。
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经被国内的研究者有意识地放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领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讨论,这和若干年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论,实在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不过,这样的讨论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的涉及和讨论,比如国内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议题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紧要;(2)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3)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4)对以权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行政架构和组织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讨论。
(三)在处境化中追索:社会工作本土服务模式的实践和探寻
此处所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系指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妇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体的且比较经常化和固定化的帮助方式。
一个十分有趣的
现象是,2004~2006年关于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大幅度增加之
趋势(刘继同,2006;童敏,2006;邓锁,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许这是
医务领域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
缘故,其中,刘继同和童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刘继同(2006)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卫生部门等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以增进健
康公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为核心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健
康照顾服务领域中最紧迫和最关键的议题。
有鉴于此,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与服务内容中,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专业
地位,提高服务质量,将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
而医务社
会工作长远的优先领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社区组织动员!社区健康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对象是各类高危人群(刘继同,2006) 。
邓锁(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义,认为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我们看到医疗社会
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时也是镶嵌于医疗健康体制领域内的一项制度安排。
而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童敏(2006)较长时间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
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复服务是与非院舍化和社区照顾运动紧密相关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服务的场域和服务手法,而是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发掘和社
会功能的发展"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
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
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中国大陆急需精神病康复服务,这
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但是,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方式与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
任关系基础上深入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愿望和意义,调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在发展中结合治疗,通过整合内部心理调适和外部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除了医务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讨论外,2004~2006年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
工作介入及服务手法等话题也有提及。
赵海林、金钊(2006)认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王瑞华(2006)讨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费梅苹(2005)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的概念"她认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
“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