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野史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管窥——从袁编《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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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概述战国后期的论辩体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
《荀子》和《韩非子》是先秦议论文发展的最高阶段。
《荀子》之文，无不就某一论题深思明辩，论定是非，必发挥透彻而后已，且长于比喻，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韩非子》之文，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其寓言多采用历史故事的形式，阐明道理，表达思想。
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
它以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论理方式，丰富多采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当北方的史官文化催生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尽管也受到中原“圣贤”谱系的影响，其“信鬼而重淫祀”的巫官文化，却培养着楚人浪漫的情思，催生出丰富奇幻的想象，产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中张汤传中，本指楚地歌谣，后专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产生的基础是春秋时南北文化交流，题材来源于楚地风俗，形式来源于楚地民歌，语言来源于楚地方言，情调来源于楚歌南风。
因而较之《诗经》，诗风铺排，想象丰富，篇幅增长，多用楚语楚声，形成长短不齐、参差变化的“骚体”。
由于它“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遂形成浓郁的地方色彩。
屈原之作，据《史记》本传、《汉书·艺文志》、《楚辞章句》及古今人的研究，计有《九歌》（11篇）、《离骚》、《天问》、《招魂》及《九章》（9篇）。
《九歌》为祭神组曲，所祭天神、地祗、人鬼，既写出神性，又写出人性，神灵之相思，人鬼之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3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3 2 2 空恋，情感之奇异深浓，境界之凄清幽渺，描摹之曼妙清新，造就了奇特瑰丽、色彩斑斓的艺术境界。
《九章》除《桔颂》外，均作于诗人被疏流放之时，思君念国，随事感触，形之于诗，则直抒胸臆，文笔平实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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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概述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
上古时期的古代神话，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战国中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在创作方法、艺术形式、艺术手法诸方面，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
中国诗歌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即文学史所称的诗的原始时代。
“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
远古歌谣如甲骨卜辞、《周易》的筮辞（卦辞和爻辞），以及《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的《弹歌》、《礼记·效特牲》记载的《蜡辞》等，直接反映了初民的现实生活和征服自然的愿望，既言其志，又咏其声，亦动其容，将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成为中国诗歌发轫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代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
或谓起源于宗教，实乃起源于劳动。
是远古人类通过想象与幻想，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反映着他们解释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中国古代神话散见于《诗经》、《楚辞》及《庄子》等古籍，主要收集在《山海经》之中。
有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和发明创造神话。
运用以己观物、感物、情感体验和隐喻、象征等具体形象的思维特征，表现了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以及反抗精神等民族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和土壤。
上古歌谣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前6世纪），即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其作品的收集，《国语·周语上》有公卿列士“献诗”说，汉人有行人“采诗”说。
关于编订，司马迁首倡“孔子删诗”说。
实际上，所献、所采的诗歌，是经周王朝的乐官筛选、整理和加工而编定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09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09 2 2 305首，并依据音乐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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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一、小说就书中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世说新语》中一些暴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和士族中某些人物的贪残、酷虐、奢侈、吝啬、虚伪行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
比如《汰奢》篇里的“石崇饮酒斩美”、“王武子盛馔”、“王、石竞富”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俭啬》篇里的“王戎俭吝”、“王戎钻李核”“王戎女还父钱”等则讽刺了其吝啬的品性。
《尤悔》篇的“魏文帝毒弟”“明帝听前世事”等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
第二，记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名士们的奇特举动与玄妙的清淡的故事，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
如《巧艺》论绘画的资料，《任诞》里的《刘伶病酒》、《刘伶裸形》、《饮酒读骚可称名士》、《雅量》篇的“东床坦腹婿”、“谢公围棋”、“谢孙海戏”等。
《世说新语》艺术上的特色，鲁迅曾概括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事简瑰奇。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1）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世说新语》中的每一条目、篇幅都比较短小，多则三四百字，少则十五六字，但它却能够抓住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用一些细节予以表现，使人物的神韵与面貌毕现于读者面前。
如《俭啬》篇中写王戎的吝啬，云：“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寥寥十六字，在极客观冷隽中，写出了其吝啬的性格。
又如《忿狷》的“王蓝田性急”，写王述“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
鸡子于地圆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只用几个动作描绘，就将王述的性急写了出来。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
如《德行》门中的《管宁割席》：“管宁、华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24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24 2 2 歆共园中锄菜，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近年来宋代笔记小说研究述评（二）
近年来宋代笔记小说研究述评（二）文/穆清宋代笔记小说是研究宋代文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对宋代史料的有力补充，近年来宋代笔记小说愈来愈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研究方向也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考辨这一层面，逐渐趋向版本源流考、词汇研究、史料价值研究、比较研究、宗教信仰研究、传统文化研究、综合性专书研究等多领域、多方面的探究，本文拟就近年来相关论文进行述评，对于深化宋代笔记小说系统研究或有裨益。
四文献比较研究由于宋代笔记小说名目繁多，笔者在整理材料时发现笔记小说由于同一类别或所涉史事重叠之笔记，倍受学界关注。
由日本学者冈本不二明所撰、国内学者王枝忠、鲁忠慧所译的《与——“科学与志怪”之一》一文以形象生动的举例来说明《睽车志》与《夷坚志》二者在安排、表达、结局等方面存在的微妙差异，以及各自所具备的特点：《夷坚志》在内容上会稍作改动，以尽可能显得合情合理，而《睽车志》情节含糊又颇具戏剧性。
并在文末论证了故事情节的史料价值在故事家的改编之下愈来愈趋向文学性。
李伟国《与》篇幅不长，寥寥数百字，揭示了一个问题，即欧阳修对原《归田录》删削上交御览，而《六一诗话》中或一部分为原《归田录》的一部分。
张海明《欧阳修与、之关系》一文对三者成书渊源关系作了论证，首先指出学界普通看法，即欧阳修《杂书》系《六一诗话》之前身，然事实上，《六一诗话》所依据的并非《杂书》，而是《归田录》，称《六一诗话》其主体乃集合《归田录》所成。
前后两篇论文观点大致雷同，即《六一诗话》与《归田录》之渊源关系颇深。
许东海《秋声·谏诤·归田——欧阳修、中的诤臣与困境》一文提要观点鲜明，指出从《秋声赋》至《归田录》的书写，既可视为欧阳修一生诤臣自任的文学回忆录，更是一本诤臣历经世变困境、臻至亟思归田的宦海静思录。
总结可谓一阵见血，十分到位。
另外周萌《惠洪和称引王安石诗考辨》也通过文献对照的方式推敲考辨，方法得当。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五宗教信仰研究宋代笔记小说以其广博的视野向我们呈现出纷繁绚烂的社会百态，其中亦不乏志怪志异类笔记小说，此类笔记小说的研究或暗讽时弊，或寄托信仰，或发抒内心，研究领域也各有侧重。
中国文学史笔记(袁版文学史)资料
中国文学史概说一、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文学?把它作为通向二十一世纪的“个人护照”。
1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寻找诗中的文化、文化中的诗:其实大家回想一下，文学不仅在短短的方寸之间为我们展示了过去的琼楼玉宇，逼真地复制了那在过去岁月中也许早已为人们淡忘了的生动具体的细节，而且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一种生活的韵味，一片奇妙的风光。
读盛唐诗人杜甫的诗，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李唐王朝天宝末年，天子昏庸、奸臣挡道、武将好大喜功，屡屡对外开边拓土的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图景，读巴尔扎克的人《人间喜剧》就会想起18世纪末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龌龊生活图景，读8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朦胧诗派诗人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同样会想起文革岁月中长大的青年一代，对苦难的承担以及试图透过黑暗寻找光明的坚定信念。
诗是需要品味体会，普希金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过去的将变为可爱。
这是1825年普希金题在一位16岁少女纪念册上的短诗，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少女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女，岁月也不再浪漫如白桦林里19世纪的俄罗斯，读这首诗的人也许阅历不同，年龄变化，但无论何种境遇，我们都会感谢生活的赐予，它使我们忍让、宽容、克制并憧憬未来……2文学还能培养我们诗人的才情，哲人的思辩，历史学家的深沉。
也许有人说，哲理太枯燥，诗情太虚浮，但是，至少可使我们“澹泊明志”，修身养性。
陶渊明一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令人追慕不已。
古人尚可“买田数亩，买泉一眼”以安顿自己的心灵，现代人呢？现代人最怕丢失的是财富，而最先丧失的是精神，诗可以使我们在物欲横流，灵魂放逐的年代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一切都推向市场的时候，不要拍卖自己的良知。
尽管我们不可能诗意的栖居,但是，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
○3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古的神话、西周的诗经、春秋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领风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既给我们美的享受，又给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研讨之机。
试析榆林方志中辑录辞赋的价值
试析榆林方志中辑录辞赋的价值杨兴勤(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摘要:志书中存录的辞赋作品有“代志书”的价值,反映了当地的自然风貌、人文状况和文学创作概况,同时也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因此,以陕北榆林地区为例,对其志书中所存录的辞赋进行整理和研究,探讨其蕴涵的价值。
关键词:榆林;方志;辞赋;价值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153(2019)02-0072-04),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过:“方志乃一方全史”,它是一部全面反映地方历史概况的百科全书,是蕴藏着形形色色地方文献资料的宝库。
在某种程度上,辞赋的文化取向与价值取向同后代的方志是紧密相关的,赋与方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方志中的辞赋更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品读。
一、民国前榆林地区方志情况概述“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三;三边之甲劲天下,而榆林居其首。
”[1]233(《延绥镇志序》)陕北榆林,古称“上郡”,始于春秋战国,是一座富有边塞气息的历史名城。
由于榆林地区位置的特殊性,在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进程中,政治动乱,经比起那些文化强势地区的创作类型也比较缺乏。
早的地方志文献是先秦时考证《山海经四次四经》中的山川地理的内容;北魏也有关于无定河、纳林河、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延水改称无定河,即今陕部的无定河,黑水为今乌无定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唐代李吉甫编纂的地理名著《元和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完整的地方总志,在书中记载了绥州(今榆林绥德县)的一些情况,这是榆林地区可追溯的较早且比较准确的方志文献;两宋时期方志大量出现,现存的北宋地方总志《元丰九城志》有关于榆林各县的记载。
从现存的方志资料中可知,榆林地区的文学创作高潮期发生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
据当前可以查阅到的志书资料,榆林地区大致约有十几篇辞赋作品,其创作时间大致都在明清之后。
明代及之后榆林地区方志编纂较先前来说颇为繁荣,内容也更加全面,且方志编纂资料保存也较为完整。
野史与官史——三国历史写作的文论分析
野史与官史——三国历史写作的文论分析三国历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喜欢历史、爱好读书的人而言，三国历史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
而论及三国历史的写作，便离不开野史与官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献。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野史和官史进行文论分析，探讨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首先，我们来谈谈野史。
野史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指的是没有正式编纂、经过严格审定的历史文献。
而在三国历史中，野史的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等。
野史多以通俗易懂、小说化的方式叙述历史事件，往往加入了许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
野史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因为古代文化教育水平较低，普通百姓难以接触到正统的官史，只有通过野史等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历史；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作者的个人兴趣和创作方式。
这种脱离官方、个人自由发挥的写作方式，使得野史文本更具有个性和生命力。
但是野史文献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缺乏正式编纂、严格审定，野史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历史真实性，往往加入了许多虚构和夸张的情节，让读者难以辨别真伪。
同时，野史文献也往往带有明显的立场和倾向，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和描述往往受到自身价值观和立场的影响，难以做到真正客观中立。
相对于野史而言，官史则多以严谨正统、官方性的方式叙述历史事件。
官史在内容上更为全面、权威，文本也更加严密，更好地符合了日后历史学的写作标准。
在三国历史中，代表性的官史有《三国志》、《魏书》、《蜀书》、《吴书》等，在当时就被视为重要的官方历史文献。
官史作为官方历史文献，往往有着明显的立场和用途，是官方宣传、宣扬在情势观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工具。
但是，官史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官史在内容上往往只反映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次，官史的写作往往受到当时官方的审查和干预，历史事件的描述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在文本上，官史写作往往较为严谨刻板，缺乏野史那种生动活泼的笔调和叙事方式，难以吸引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
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袁行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我国古代文学史中的人文精神的几种主要表现:一. 我国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1、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与乡土相联的,就是对于国家的思念。
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就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3、乡国的情怀的泛化,就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二.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亲情主题。
1、爱情。
可分为来自民间与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与文人作品的一系。
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
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更为热烈执着、更带野性色彩。
文人的描写爱情之作:表现得较为复杂。
含蓄了、深化了、带有理想的色彩(白朴《墙头马上》、加进悲剧色彩(《会真记》、《长恨歌》、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2、友情。
视朋友如兄弟,这就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
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三. 我国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1、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
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就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就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2、对于人生的感悟主题,还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往往交叉着宗教理路,劝善惩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
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周易》:先秦时的一部卜筮书。
其文字分经、传两部分。
其中的卦、爻辞为《易经》,约成于西周初年。
它们记载了上古社会的一些情况,保存了一些具有朴素色彩的上古歌谣。
《易传》就是对经的说明与解释,大部分作于战国时期,反映了当时的哲学思想。
神话:神话就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与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与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就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它就是原始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就是后世文学艺术的重要土壤与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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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野史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管窥——从袁编《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说起王金伟【摘要】笔记与野史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献类型,其不同主要在于文史有异,而相似性则在于内容杂糅、组排形式随意以及撰述角度的兼容,故两者“分”与“合”应参考量的因素依情况而定.相关的研究重视对当时代和有影响的笔记野史类著作的使用.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有反映文学事实、对学术概念与学说正源清流及“粗线勾勒”作家形象等方面的价值.【期刊名称】《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卷),期】2012(028)006【总页数】4页(P87-90)【关键词】笔记;野史;古代文学研究;袁编《文学史》【作者】王金伟【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笔记野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献类型，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
其重要性仍未被充分认识。
笔记野史类文献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不可低估。
袁行霈先生任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以下简称袁编《文学史》)是一部获得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的文学史教材，“以学术前沿性和包容性兼具见长”，而“立论稳妥允当，熔铸众家之长”［2］19。
论者还指出“大量出注也是本书形式上的一大特色”［2］20，即其所使用的材料中有大量是笔记野史类文献。
本文截取袁编《文学史》第五编第三卷，考察其对笔记野史类文献的征引情况，管中窥豹，以期探讨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1 笔记野史之“分”与“合”笔记和野史是两种重要的文献类型。
据杨东甫先生《中国笔记野史总目》统计，笔记野史总量在8 000种以上①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学院杨东甫老师硕士课程授课讲义。
，因此对两者进行辨别比较是此类研究无法避开的首要论题。
从概念表层看，“笔记”与“野史”的区别是明显的。
在文、史相对“分家” (对比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况而言)的今天，“笔记”就是一种文字记录性的东西。
《现代汉语词典》“笔记”词条的名词性义项有二:①“听课、听报告、读书时所做的记录” (此项主要针对非学术概念);②“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 (此项主要针对学术概念)［3］71。
而“野史”显然是一种“史”，属于历史著作，恰如《现代汉语词典》的简要解释:“指旧时私家著的史书”［3］1589。
依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笔记类图书被定为I类 (即文学类)，而野史类图书被定为K类 (即历史类)。
笔者就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几种较重要的笔记野史类图书进行了“抽样调查”，其“索取号”分别如下(“*”代指分册书籍):笔记类周续赓等选注《历代笔记选注》 (北京出版社，1983):I242.1/45;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 (北京出版社，2011):I207.41/210(2);葛洪等著《笔记小说大观 (第一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I242.1/146.*;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I207.409/73;刘叶秋著《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I207.41/36;鲍思陶主编《历代笔记 (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I242.1/96.*;等等。
野史类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 (全五册)》(巴蜀书社，2000):K204.5/6.*;中华野史镜鉴编委会编《中华野史镜鉴 (全三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88):K204.5/5.*;吴枫，刘乾先主编《中华野史大博览 (上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K204.5/3.*;李永祥主编《野史趣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K204.5/1;郑达辑《野史无文》 (中华书局，1960):K248/10;颜邦逸主编《白话野史》 (大连出版社，2007):K204.5/8.*;等等。
当然，“中图分类法”也存在不足，若把这种分类法认为是今之学界对于笔记野史类文献分类的一般看法，则研究显然是不足的 (如将“笔记”与“笔记小说”混为一谈)，因此仍有辨正的必要，研究尚待深入。
笔记与野史是两个有区别又联系密切的文体，很多时候的确难以区分，历来学者也大多辨之不清。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探讨两者的联系:其一，从外在表象上，两者的相似之处表现为内容的庞杂与组排形式的随意。
从各自的本义看:“笔记”侧重讲记录形式的随笔化，内容因此而散碎;“野史”内容记事，因系自家撰写，随意性也强，也就有了随笔的特点。
其二，从内在成因上，两者具有撰述角度的兼容性，“笔记”形式与“野史”内容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只是“史”在古代的崇高地位影响了追求“立言”的文人的写作观念，使之在对吉光片羽的文献了解和个人偶得灵感记录时，不自觉地以“史”的旨趣付诸文笔，因是私家自撰，便成为了野史。
譬如《宋景文笔记》以“笔记”为名，却有很多逸闻野史的内容。
一般认为，笔记、野史之别在于内容和形式之辨，判断文献类别，当然主要应以其中所占“分量”而定。
但依笔者之见，在这个“分量”难以量化得很明确时，则不宜强分。
中国古代，一直尝试细分文件——曹丕《典论·论文》分八体;陆机《文赋》分十体;萧统《文选》分三十七体而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所分竟达一百二十七体，但始终难以合理地辨清。
笔者认为笔记野史的“分”与“合”应就某部书的具体情况而言。
如某文献中两种“成分”参半，则可对该著分出“笔记部分”和“野史部分”，而不宜强归某类。
鉴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权且使用“笔记野史类文献 (或著作)”这一概念。
2 袁编《文学史》(第五编)对笔记野史类著作征引概况袁行霈先生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分四卷，计有九编。
此著的重要特点是“许多篇幅用在注释和附录上”，“每章之后增加了详细的注释，注出引文的出处，包括书名、卷数、章节、版本、页码”［4］11，“一般每章注文都有二三页之多，占四页的也不在少数”［2］20。
这样的情况使得本文选取此著作为研究对象是可取的。
但笔者因能力和精力有限，只选取其中第三卷第五编，即“宋代文学”部分作考察。
此部分由莫励锋先生主编 (撰)，大体上代表了当前此领域的学术主流。
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此部分简称为《文学史》。
据笔者粗略统计，《文学史》引用笔记野史类著作90次，大概有40多种。
其引述特点主要有:1)侧重引用宋明清尤其是宋代的笔记野史类著作。
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13次，陈师道《后山诗话》7次，周密《齐东野语》5次，朱熹《朱子语类》4次，严羽《沧浪诗话》4次，叶梦得《避暑录话》3次，陆游《老学庵笔记》、朱弁《风月堂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赵彦卫《云麓漫钞》、刘克庄《后村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王灼《碧鸡漫志》均2次等。
除上述所列外，还有如钱世昭《钱氏私志》、张戒《岁寒堂诗话》、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张舜民《画墁录》、罗烨《醉翁谈录》、祝穆《方舆胜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释文莹《湘山野录》、叶梦得《石林诗话》、费衮《梁溪漫志》、曾慥《高斋诗话》、惠洪《冷斋夜话》、赵令畴《侯鲭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阮阅《诗话总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等。
而其原因当然是为了贴近史实，后文中还将对此略作分析。
2)侧重对其它历史时期文献的使用。
元代陶宗仪《说郛》，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型的笔记野史丛书。
而明杨慎的《升庵诗话》、清赵翼的《瓯北诗话》与《廿二史札记》、清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其著者均赫赫有名，其著作也一直被广为重视，而清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也都是词学中必备之参考书。
对其它历史时期笔记野史著作的征引，还有清代梁廷楠《东坡事类》、胡薇元《岁寒斋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张伯行《二程语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
好用巨著名著，当然是为了论证有力。
3)对“诗话”、“词话”类著作尤为“偏爱”。
如宋严羽《沧浪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朱弁《风月堂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曾慥《高斋诗话》，明杨慎《升庵诗话》，清赵翼《瓯北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胡薇元《岁寒斋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达16种之多。
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宋代的诗歌发达胜过于他文学样式——虽说宋代散文和话本戏曲等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相比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和与唐诗俨然分庭抗礼而引发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宋诗这两种诗体文学来说毕竟还是略逊一筹。
3 从笔记野史类著作的被引看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从《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中，我们大略可以一窥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1)对文学史实的反映。
笔记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诚如杨东甫先生在《试论笔记的史学价值》一文提出野史笔记可为正史作本、补阙、纠误和提供全方位资料等四个方面作用［5］22—31;在《笔记文学价值刍论》中又指出野史笔记是“文学史料之宝库”［5］53等。
而某个时代的史实 (不独指文学史实)，对于传世文献，依据最重要的应该是距其时最近的记录，这是公认的。
《文学史》在考察作家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常取笔记野史中的轶事记录作为主要佐证，反映在宋代文学部分就是以宋代笔记野史为大宗。
比如，《文学史绪论》中论宋王朝对文人的优厚待遇使得“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1］10，并以寇准、晏殊、范成大为例，依《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〇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明之。
2)对于一些学术概念和学说的正源清流。
如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诗因“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1］74，故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提出“山谷体”之称。
又如《文学史》第三章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说明“太学体”“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的特点。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占统治的地位，因此即使是苏轼这样的大家，在当时也被斥为异端，为说明这一点，《文学史》引《朱子语类》之言:“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16此语出自《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其实原文又有更为直接批判苏轼之处:“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
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朱子曰: “某在当时，必与他辩”又笑曰:“必被他无礼”［7］3306。
这种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完全置于审美功能之上的观点“如果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1］(4)，《文学史》引清张伯行《二程语录》卷·一一: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