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漫派”与自由主义文学——重读徐訏、无名氏

“新浪漫派”与自由主义文学——重读徐訏、无名氏［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命名为“新浪漫派”的徐訏和无名氏，都经历了从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到信仰自由主义的转变。

在1940年代“国族至上”的大背景下，他们却通过讲述男女之间曲折情事的方式，重塑普通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意识。

这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有了鲜明的自由主义文学色彩。

［关键词］徐訏；无名氏；自由主义文学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浪漫派”的徐訏和无名氏，无疑是1940年代国统区自由主义作家中的新生代。

他们的作品在1940年代的国统区一纸风行，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他们的文学观、文学创作表现出对自由主义文学传统的自觉承继。

他们的文学实践也大大拓宽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内涵。

徐訏和无名氏都坚持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

两个人都曾经走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时代”。

徐訏在北大求学期间，一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无名氏坦承自己中学时代思想已经“左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读了三巨册的《马克思传》，在北京求学期间阅读的上千本书籍中就有马列一派的书籍。

［1］在巴黎大学留学时，徐訏因为读到了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的综合报告以及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等书，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发生动摇，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就是这样结束，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2］无名氏在抗战期间有机会接触到了30年代苏联大整肃的材料，他的思想也受到极大的震撼。

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前自己思想里是“左派”色彩和自由主义色彩平分秋色，此后，自由主义的思想占据上风，尽管感情上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理智上却极反感苏联，“这也是我政治思想大转变的开始”［1］。

走过各自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后，两个人都站到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徐訏明确地表示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取法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以洛克的人性论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为骨干［3］。

他强调“个人人格的尊严”，认为“只有每个人自己有人格尊严的觉醒而同时尊敬别人的人格尊严”，才是一个社会的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

徐訏进一步解释他所谓的“个体的独立的人格尊严”，“就是他有个人的独立的思想情感信仰的自由。

他对于自己的所由来的历史与地理的传统以及工作与岗位有他的责任感与自尊。

他对于别人的工作与岗位有认识与尊敬”［2］。

无名氏强调将来的世界必定是“每个人都有独立人格，谁也不奴役谁，个人做自己应分做的事”［4］。

他还特别强调超越党派的中间分子的作用，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中间分子都扮演着文化保姆的角色，“假如有一个时代不容中间分子存在了，这就是文化倒退的时代”［4］。

无名氏的“中间分子”实际上即是沈从文所呼吁的从事特殊工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徐訏和无名氏都坚持一种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

徐訏将建立在个体独立与人格尊严基础上的文艺称为“新个性主义的文艺”。

在他看来，文学不仅要反映出个体独立与人格尊严，而且文艺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人格”，它是一种自由的创作。

［2］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学观。

这使得他们在抗战这样一个为时代而写作的大环境中，以一种别样的风格，另类的特质，与主流的抗战文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他们的文学世界常常会溢出时代的共名之外，用当时的一些批评者的话说，他们的小说不仅歪曲了现实，而且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梦幻、浪漫情调正是“逃避、麻醉、出世、宿命与投降”，甚至色情，还不如张恨水所写的鸳鸯蝴蝶类作品更接近现实。

［5］反过来解读的话，这倒是他们的文学的特色。

徐訏、无名氏的小说，常以儿女私情为编织情节线索的关键，即使在抗战题材的作品中，异性间的情感纠葛也压倒了民族救亡。

相对于国族至上的宏大叙事，爱情显然属于最个人化的生命体验。

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当文学成为为抗战进行精神总动员的最重要的手段的时候，徐訏和无名氏却“力图用文学帮助个人确立一个真正属于私人的领域……（用）文学帮助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确立起自我意识，使个人意识到自己是私人领域的主人，个人应当有自己的主体性”［6］。

毋宁说正是通过对儿女私情的追求和坚守，表现出个体试图从种种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寻找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这也是个体的人格觉醒的表现。

《北极风情画》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韩国军人林和波兰少女奥蕾莉亚，在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俄罗斯小城发生了恋情。

当这对恋人被迫分离后，奥蕾莉亚只能以死来表现对这段爱情的坚守，对恋人的忠贞。

《塔里的女人》中罗圣提与黎薇相爱，却因为前者已为人夫与人父而无法与后者共筑爱情的小巢。

等到横亘在两个人之间的一切障碍都消失的时候，有情人试图再次牵手，当年的妙龄少女却已在憔悴枯槁中精神恍惚迷离。

她只能告诉恋人（罗圣提）太迟了，一切都回不去了。

如果说在纯美的爱情中，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当爱情演变成悲剧的时候，它恰恰说明个体要想保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艰难。

有研究者指出，在爱情故事背后，实际上徐訏还触碰了一个相当哲学化的命题，那就是“自己的世界”［7］。

而笔者认为，在这个关于“自己的世界”的哲学化的命题背后，仍然是徐訏所提倡的“新个性主义”的表现。

在《风萧萧》这样一个相当“主旋律”的长篇小说中，徐訏并非只是为了写一段中美间谍联手抗日的传奇故事，也并非只是为了宣扬小我为了大我而献身的爱国激情。

他还“试图探讨个体在时代（战争）洪流中如何自处、以及如何寻找未来路途的问题”。

小说中男主人公“我”所坚守的独身主义“实为探讨个体的自我确立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路径等问题”的表征。

［7］在间谍故事的背后，蕴藏了一个关于个体如何迷失在他人的世界中和如何寻找、回归甚至重建“自己的世界”的奥德赛之旅。

小说中男主人公“我”深陷在上海孤岛之上，原本计划从事哲学研究，结果却卷入中外间谍的网络之中。

上海孤岛完全沦陷后，“我”最终被说服加入到盟军的间谍工作中。

由此，“我”离开“自己的世界”进入到一个“他人的世界”。

当“我”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疑惑时，身为美国间谍的梅瀛子毫不迟疑地告诉“我”，“（这世界）是香粉甜酒与血的结晶”。

在这个“他人的世界”中，“我”亲眼目睹最单纯的美国姑娘海伦也被梅瀛子所利用，被包装成交际场上的新星，试图依靠色相从日本军人那里获取情报，却险遭日军的强暴。

而重庆方面的间谍白苹更是以百乐门高级舞女的假面周旋于日军的高级军官中间，最后为了执行任务而英勇牺牲。

无论这样的工作拥有多么神圣而崇高的名义，它都意味着个体、自我只能成为时代的小小的注脚。

因此，“我”对这项工作表示出某种怀疑。

用小说中的话说是，尽管“你们的世界”光芒万丈——因为秉承抗日的崇高之名——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却与“我”的世界——企图用美与善建构的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被光芒吸引进“你们的世界”，“最后我相信我会迷途，于是我再也摸不回来，我就只好流落在你们的世界中做你们善良的人民”。

当个体从“自己的世界”进入到“他人的世界”——“你们的世界”——中时，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显然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以“自己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的对照，也正表示出“我”甚至是徐訏本人，对假以抗战的圣神名义而召唤个体绝对臣服的主流思想的质疑。

个体的生命价值是否只能依靠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才能实现？一个人能否通过拥有或者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而实现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呢？小说的结尾，“我”并没有带海伦一起走，而是只身一人奔赴大后方。

这似乎也暗示出坚持“独身主义”的“我”重新寻找一个最安静最甜美、如同故乡的“自己的世界”。

重新的出发，仍然是在路上。

奥德赛的旅程并未结束。

无名氏也试图在文学的世界中重建个体的人格的觉醒。

尤其是在浩大的《无名书稿》中，他通过主人公印蒂的生命履历，试图展现一个知识分子如何穿越不同的场域、跨越不同的界限，追寻个体的独立与生命的尊严。

《野兽·野兽·野兽》主要写印蒂的第一段生命之旅，一段关于如何跨越”革命”的生命之旅。

1920年的初夏，在就要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前夕，印蒂给父亲留下一封信走了。

在信中，他说：“我整个灵魂目前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去找，找，找！’……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

正因为不知道，我才必须去找。

我只是盲目的感觉：这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个‘东西’，甚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8］离家5年，他一直流浪在北方。

他读有关马克思、十月革命的书。

5年之后，他认为自己懂得了生命之谜。

这个谜就是“信仰”：改造世界，改造人类，改造国家与社会。

怀抱着改造的理想，印蒂南下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并参加了北伐战争。

随着国共分裂，他因为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而被捕入狱，获10年徒刑。

在牢狱之中，他仍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父亲将其营救出狱之后，他仍试图重返党的怀抱。

但迎接他的却是怀疑。

他被认为是写了自白书才放出来的，因此必须进行忏悔，并厘清自己以前同情托派的思想。

以党组织的身份出现的左狮直接告诉他：“你在革命的裁判席上，只有党的公平，没有个人的公平。

任何个人公平，必须和党的公平联系在一起，才能立住脚。

在绝对的党的公平下，个人必须牺牲，无条件无考虑的牺牲。

”［8］左狮的话暗示出，在革命的集体中，个体非但不能保全人格的独立，反而必须成为绝对臣服的客体。

印蒂以自身的切肤之痛宣告，他试图通过投身革命来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尝试的失败。

无名氏笔下的奥德赛之旅也并没有因此结束，印蒂再次踏上寻找的路。

在小说的结尾，他决定接受友人的邀约去南洋一起办报。

在《海艳》中，印蒂又开始了生命中的另一段旅程，一段爱情之旅。

在南洋因为思想“左倾”，他被驱逐出境。

在返国的轮船上，他偶遇一位具有神秘魅力的女子，却未能深入发展。

反而在杭州的西子湖畔，他和这位女子再次重逢，后者竟然是他的姨表妹瞿萦。

一段浪漫而炽烈的爱情在这对青年男女之间展开。

印蒂开始讴歌这世间最伟大的爱，最纯洁的美。

从这里，他又找到了人生的新的信仰。

同时，他又产生一种隐忧，感觉到爱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世界。

当独自一人时，自我就是一切，自我可以独立地反映这地球上的光、色、香。

但在恋爱中，自我的世界中就多了一个生命，“渐渐的，自我沉下去了，他体像（浮）萍潜伏在我的四周”。

即使是亲密的爱人，参加到自我的空间中来，也会造成自我的完全沉没。

爱情带来生命的甜蜜与愉悦的时候，印蒂却敏感地觉察到，个体可能深陷在感情编织的网络之中，迷失自我。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踏上了奔赴东北的战场。

“九一八”事变似乎成为一个逃离的契机和借口。

问题是原本已经宣告了以改造为目的的革命并不能成就一个圆满的“自己的世界”，那么在民族战争的革命中，就有可能寻找到一个“自己的世界”吗？在印蒂无果而终的爱情之旅中，我们可以窥测到个体尤其是男性个体追寻人格独立和生命尊严的矛盾性。

一方面，现实告诉他们，在国族这个大的集体面前，个体很难保有自我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