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二)

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二）作者：李泽厚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8年11月17日三、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四页。

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对这四条绳索进行了猛烈冲击，一八五○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

前者有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后者没有，因之性质、情况和结果都有不同。

但太平天国那次冲击仍以实践形式最集中地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形态。

首要的当然是政权。

太平天国搞的不是一般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反贪官不反皇帝，它明确地把打击矛头指向以清朝皇帝为总头子的各级地主阶级的政权机构和官吏人员“贼以官为妖，见朝衣、朝冠、袖褂、翎领之类以为妖服，人家有此服物，则蹂躏益甚。

又称士曰妖士，兵曰妖兵，吏曰妖差”（《苏台麋鹿记》）。

，同时自觉地建立起以贫苦劳动人民为骨干领导的从基层起的各级革命政权。

“木匠居然做大人”（《金陵纪事》）。

“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劫舍小记》）。

太平军对劳动大众极为热情和信任，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则一般是使用（如做文书）而并不重用，对劳动者与剥削者这样严格区分不同对待，应该说，其自发的阶级觉悟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贼情汇纂》）等等，材料极多。

可见，政权性质、组成和人员是大有变化的（当然也有未大变化的）。

当这些政权机构从属于和服务于太平军的战斗任务（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的任务）时，它当然是农民的革命政权。

但是，从政权的建立原则、制度、办法和具体发展情况看，它就仍然是在小生产的社会基础上，适应于各种封建形态的土地关系的上层建筑。

正如农民革命在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旧生产关系之后，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和调整，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很快起义领袖们变成以皇帝为首的公卿将相大地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样，农民革命即使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建立起来的也仍然只能是封建皇朝和专制政体。

太平天国政权当时主要的功能、作用还是在打清朝打曾国藩，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代表农民阶级反对地主统治的利益，所以应该承认它仍是农民的革命政权。

但就在同时，便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标准的封建性质，从永安到天京，从《天命诏旨书》到《太平礼制》，它的制度是等级异常确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称呼纯为形式，君臣秩序备极森严，不仅有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完全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并无任何近代民主主义。

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规定，产生官吏的办法是“保举”，即层层向上推举，然后由上层选择任命（汉代就有“举孝廉”、“举秀才”的制度）。

政权人选和权力实际上仍然长期操纵在上级官员的手中，广大群众并无真正的权力。

时间一长，蜕化变质、徇私午弊种种封建官场的陋习弊病便都不可避免弥漫开来。

在上层，情况更是如此。

由于没有任何近代民主制度，专制与割据、阴谋与权术，便成了进行权力争夺的手段，而且愈演愈烈。

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使人窥伺不己的专制宝座（如洪、杨之争），另一方面是拥军自重不听号令的割据势力（如后期诸王）。

洪秀全的迷信，杨秀清的权术，韦昌辉的阴谋，石达开的分裂，李秀成的变节，后期诸王的彼此猜忌，互不合作，都不只是个人品质或野心的问题，它深刻暴露了农民革命某些根本弱点。

在古代农民战争中，所有这些也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不是说没有个人的品质、气节、责任个别人物或偶然事件虽不能改变或决定整个历史的趋势和行程，却可以造成甚至数十年的以上影响，特别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等问题，而在于偶然中有必然，正是通过这种人物的才能、品质、性格和事件的偶然，表现出农民革命的某些本质规律性的东西。

武力火并、宫庭政变、分散主义、军阀割据、争当皇帝等等，本都是封建主义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指出，小农经济必然产生专制政体，拥护封建皇帝。

所以，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并不错误。

太平天国后期中下层各级政权大量渗入地主士绅，甚至与原有的封建统治体系交溶合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早期按功行赏颁爵完全破坏，官爵成了人们追求的特权利益“动以升选为荣，凡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洪仁□：《立法制□谕》）。

晚期竟有二千多个王。

，种种腐败现象随之发生。

定都南京之后，上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从天王府、东王府、忠王府的排场讲究到“养尊处优，专务声色”等等，更不必说。

这些都说明农民革命的领导层随着胜利而逐渐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他们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和英雄，却又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的方向行进。

他们建立的政权也是如此。

朱元璋集团走完了这条路，李自成、洪秀全没有走完。

因之总的来说，前一方面（革命性）还是他们的主导面，但后一方面也早已具体而微了。

这种两重性在族权、神权、夫权上也同样展现出来。

”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可谓五伦俱绝”，“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贼情汇纂》），在血火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当然比亲兄弟还亲。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理论《原道醒世训》中强调要破除国家、乡土、族姓界限，反对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因当时广西族姓之间常有械斗。

和实践上突破了封建族权的枷锁。

洪秀全打偶象破迷信，反对一切传统神灵，也的确起了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重要作用，“神且砍头折足……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贼情汇纂》），木偶泥团的物质扫除有助于传统束缚的精神解放。

太平天国一开始便把妇女编进战斗队伍，“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永安突围诏》），实行自愿婚姻，允许参加考试，命令放脚。

这些都突破了封建夫权的绳索，甚至使当时西方资产阶级也赞叹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华北先驱周报》一八五三年一七四号，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三三七页）。

但所有这些，又都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结构以血缘为纽带、封建大家庭为生产单位，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远远不可能真正动摇。

最近发现的文物材料还证明，远在天京的高级将领仍要与自己的家乡宗族保持亲密的联系。

洪秀全反对了传统神权，却又建立了更为活灵活现无限权威的人格神，地主阶级“奉天承运”的神道设教不过变而为“吾主天王受天父”“真命”。

劳动妇女在军事战斗中挣脱了夫权统治，然而，很快就要接受洪秀全的“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幼学诗》）、要举止端庄、修饰仪容、殷勤侍候之类的典型的封建教诲和规定。

可见，对旧有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冲击破坏，主要是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和军队中，而不是表现在广大社会和和平环境里，前者毕竟是少数人和为时短暂的，在革命冲击过去后，很快又退回到原处。

所以，太平天国并没有也不能使整个社会从这“四条极大的绳索”下真正解放出来。

四、《天朝田亩制度》一八五三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总纲。

它的特征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这种双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现。

基督教的上帝叫人死后进天堂，洪秀全的上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

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

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天兄予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

”（《马太福音批解》）《原道觉世训》曾引用儒家的《礼记·礼运》关于“大同”的记述作为理想，但《天朝田亩制度》的具体制定则主要是把在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理想化和规范化的结果例如金田起义前即并无否定私有财产的文字上的明确提法。

《天朝田亩制度》以改革土地所有制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理想设计。

它宣告平均分配土地，共同从事劳动，彼此支援帮助，规定副业生产。

更重要的是，它对分配、消费的规定，其特点是“人无私财”，一切收入归“圣库”，否定私有财产，消除贫富差别，“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希望把“无人不饱暖”建立在“无处不均匀”的分配基础上。

这种严格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消费的经济生活，当然需要一种具有极大权威的行政力量和严密组织来支配和保证。

《天朝田亩制度》从而规定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准则。

这是一种严格组织起来的集体化的生活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它实际是要求建立在军事化的基础之上。

它以二十五家为一“两”，“两”是生产、分配，军事、宗教、政治、教育等等几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单位。

在这里，军事（兵）、生产（农）是合一的，政治、经济是合一的，行政、宗教是合一的，统统由“两司马”（官名）领导管理。

两司马管理生产，执行奖惩，保举人员，负责教育，处理诉讼，领导礼拜，宣讲《圣经》……，具有极大权力。

《天朝田亩制度》非常重视生产和宗教生活，以之作为根本标准，“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

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也非常重视社会福利：“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总之，一切组织化，集体化，军事化，规格化，单一化，吃饭要祈祷，结婚有证书……，一切都由强制纪律来保证执行，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领先极为突出。

马克思曾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这里可说是表现得最为典型了。

《天朝田亩制度》是否实行，曾经有过争论，它确是一个理想纲领，但它的某些部分在太平军中又的确广泛实行过，例如一切财产归公的圣库制度，不领俸钱平均分配而略有差别的普遍供给制度，“不要钱漕，……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金陵被难记》）；“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贼情汇纂》），等等。

男营女营和各种匠、馆（把个体手工业集中组织在一起）制度等等，并且在天京还强制在全体居民中推行和维持过相当一段时期（几年）。

因之，问题就在于：为甚么这个制度不能普遍地和长期地实行下去？为甚么在太平军打下某城某地时雷厉风行的营、馆制度，很快就解体？为甚么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要下令“照旧交粮纳税”？当然，在紧张的军事行动时期，为了战争的急迫需要（如征集军粮），不可能立即实行社会改革（如分田）；等局势略定，还是要按《天朝田亩制度》去强制推行的，所以洪秀全再次颁布这个《制度》，表示忠实于自己纲领的决心和信心。

但事实是这个制度越来越行不通，愈来愈遇到极大的阻力和困难。

圣库制、供给制一开头就很难在整个社会上普遍推行，“此令……，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贼情汇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