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_李约瑟难题_研究进展

近!"年来“李约瑟难题”研究进展洪晓楠，王良滨（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摘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李约瑟难题”，不同学者所持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二是“李约瑟难题”的求解研究，主要包括内史研究、外史研究和综合求解研究。

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深化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内史研究；外史研究；综合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洪晓楠（#’$%)），男，安徽桐城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良滨（#’+$)），男，北京中医药大学社科部教师。

自!"世纪-"年代以来，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年代初，《自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在#’-’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期间李约瑟（#’"")#’’,）博士也来华访问。

进入’"年代以后，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也有许多专题论文发表，其中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专设“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

综观近!"年来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李约瑟难题”，二是如何求解“李约瑟难题”。

一、如何理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世纪,"年代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在“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前，不同学者就提出过类似于“李约瑟难题”的问题。

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可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前史研究。

洪晓楠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从“韦伯命题”发展而来，李约瑟对近代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探索与“韦伯命题”相类似。

在李约瑟之前，韦伯就认为中国的文化缺少“实在”的设定，他认为“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形而上学的兴趣”。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在由“内圣”向“外王”转化中理性主义很不彻底，因为在由“内圣”———价值信念伦理到“外王”的转化，需要工具合理性的责任伦理才能达到，而中国儒教缺乏这种转化，儒教对外在的超越性的神，持“存而不论”的态度。

韦伯由此认为是儒家思想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曾考查过中国近代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这一问题。

他认为共有五个因素造成了这一后果：一是在思想领域，中国的理学注重研究的“格物”是人事而非科学观察，二是中国缺乏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三是中国文字因素，造成了对逻辑思维产生的桎梏，四是中国人在智力工作中不使用双手，五是中国的书面考试制度有碍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大陆学者也曾有先于李约瑟提出过类似“李约瑟难题”的，例如梁漱溟（#-’%)#’--）在#’!!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由于中西方文化处于不同的方向之上，西方文化的发展会产生出科学与民主，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走的文化之路向不同，所以不能产生像近代西方一样的科学来。

冯友兰（#-’,)#’’"）作为中国的新儒家，在#’%$年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

冯友兰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他认为中国人热心于从内心求幸福，不愿意以知识为力量去征服自然。

东西方两种文明方式不同导致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

无疑，对“李约瑟难题”前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但是，如何理解“李约瑟难题”，则是近年来研究者首先注重研究的问题。

#’-’年《自然杂志》在对“李约瑟难题”的征答中，对“李约瑟难题”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古代有杰出之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应答者基本上也是基于此对问题作出解答。

!"世纪’"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这样一种句式：“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并将其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标准阐述。

更有学者在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提法以外，还注意到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撰写于#’$*年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此文曾入选#’-’年的“征答”之中。

其原文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世纪到公元#,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有学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才是“李约瑟难题”真正意蕴所在。

如此，“李约瑟难题”就面临着二律背反的处境：一方面，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年第#期　万方数据强调“应用实际需要”比西方强就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强于西方，另一方面问“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李约瑟所谓近代科学是指“理论科学”），由于中国古代理论科学本来就比较落后，那么何来近代科学能在中国产生呢？江晓原教授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

他认为李约瑟本身非科学史科班出身，且是长期受到西方科学史界排斥的，李约瑟至多只是“名票”，而不能算是专家。

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是在特定的个人背景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造成的，人们把李约瑟的科技史当作爱国主义教育教材，难免只看到成就而看不到缺点。

江晓原教授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走的是两条不同道路，中西方是无法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的。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涉及到中国古代是否有无科学理论这样的问题。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有无，将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理论，那么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就应回答中国古代有科学理论，为什么近代科学又没有在中国产生？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理论只有技术，那么这一问题就会变成：中国古代技术如此发达，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一个解答侧重于发展中国科学理论，第二个解答侧重于培养中国的科学理论。

基于此，许多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对“科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一些学者通过对科学的界定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理论的，如刘高岑认为科学的界定有两种界说，第一种是狭义的界说即以范畴、定理、定律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另一种是指科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活动。

论者指出对“科学”作狭义的界说“已经不适合我们今天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由此，他认为，如果按照第二种界定，那么我国古代存在经验知识，并且因为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不确定性可以认为中国有科学知识。

就科学方法而言，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属于非逻辑方法，而科学活动本身的发展表明我国古代有科学理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理论，他们反对冯友兰和任鸿隽认为“中国向来无科学”的说法。

钱兆华则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

这样，“李约瑟难题”就可以避免自身的矛盾。

他认为中国的经验技术确实发达，但中国古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科学应由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和原理等要素组成，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知识体系。

“李约瑟难题”相应就可变成“十六世纪前中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后来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在西方没有诞生在中国呢？”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认识，使不同学者对“李约瑟难题”价值作出不同评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认为“李约瑟难题”成立的学者，一方面坚持原有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科技要强于西方这一观点，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修改，反对把“李约瑟难题”变成伪问题；另有学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矛盾造成问题无解，可以对问题进行修改后提出解答方案；还有人认为由于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不同，会使人们在寻求对问题的解答时，不能击中难题的要害，要对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进行澄清才能解释“李约瑟难题”本身。

近年来的“李约瑟难题”求解往往在讨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就“落后”这一点来讨论其理论价值意义是重大的。

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纷争，可以促进我们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状况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答方案更有益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如张秉伦所强调的“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参与大于求解。

它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李氏难题正以其逻辑上的不完备性特征而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

二、“李约瑟难题”求解研究抛开“李约瑟难题”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同学者依自身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进而对难题进行限定后得出不同的求解方法。

求解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史研究，二是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外史研究，三是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外史综合求解。

!"内史研究从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史，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来取得求解方法，是研究者首先考察的角度。

金观涛、刘青峰与刘志一等都注重对内史的考察。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由于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在内部机制上形成了某种促进结构。

他们认为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三者相关性大，而中国的理论、实验、技术三者长期分离，其中技术远离于理论与实验。

近代西方三者形成相互适应性，即形成了与结构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相适应的开放性技术结构，这样三者可以达到合理的内部机制，而中国没有形成这种机制，三者之间是一种超稳定系统，这是对“李约瑟难题”求解的关键。

刘志一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角度，考察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问题。

他认为中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

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不同的外部条件，如不同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等因素，最终会导致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生。

他认为东方人种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而西方人种的思维方式则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析观。

东方科学技术发展道路是从宏观实用到微观观控，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是从宏观实用到微观把握，而近代科学技术则是微观分解阶段，他由此推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