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
收入差距与犯罪行为动态关联性研究

改革 开 放 3 0多年 来 , 我 国经历 了翻天 覆地 的大 发展 , 经 济建 设取 得 了举 世瞩 目的成就 , 全 国人 民 的生 活
水平也得 以不断改善 。1 9 7 8 至2 0 1 0 年我国人均 G D 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9 . 7 5 , 成为同期全球经济增长 最快的国家。但是 , 从横向上看 , 截止 2 0 1 0 年我 国人均 G D P只有 3 6 0 0 美元左右, 排列在世界一百位之后 ( 现代 审计 与 经济 2 0 1 0年 第 1期 ) 。同时 我 国还 存 在着 居 民的 收入 差距 不 断 扩 大化 的严 峻 势态 。基 尼 系 数 从1 9 8 0 年的 0 . 2 3 ( 中国统计年鉴) 上升到了 1 9 9 5 年的 0 . 4 5 ( 赵伟人等 , 1 9 9 9 ) , 在此之后一直保持在 0 . 4 0 的 水平之上 , 在2 0 0 0 年之后一度增长到了 0 . 4 5 左右( 李实 , 2 0 0 3 ) 。当今 国际上把基尼系数等于 0 . 4 作为衡量 收人 分配 差距 的警 戒 线 。据此 , 我 国 的收入 差距 已经超 过 了警 戒 线 , 并且 由近 期数 据 表 明 , 我 国收入 差 距 还
ZH AO Ha i — l o n g, PENG Di n g - y u n
( S c h o o l o f E c o n o mi c ,W u h a n Un i v e r s i t y o f Te c h n o l o g y,W u h a n 4 3 0 0 7 0,Ch i n a )
长 期 均衡 和短 期 波 动 关 系 , 结 合 Gr a n g e r因果 加 以检 验 , 最终揭 示收入差 距和犯 罪率之 间的动 态关联 , 并 由此 提 出相
收入差距与犯罪率

收入差距与犯罪率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社会,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
这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的上升。
尽管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会对犯罪率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要明确的是,收入差距并不等同于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衡量的是社会上贫困人口和富人之间的差异,而收入差距体现的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
然而,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会加剧收入差距,因为贫困人口往往面临更少的机会和资源,使得他们更难获得较高的收入。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为社会上富人的财富将不断积累。
那么,为什么收入差距会与犯罪率相关呢?一方面,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失去希望和绝望感,进而促使一些人选择犯罪来寻求经济利益。
例如,贫困人口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社会认同,可能会为了生存而选择非法手段。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上,富人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容易获得成功和财富。
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可能会激发一些人的嫉妒和愤怒,导致他们选择犯罪以达到再分配财富的目的。
此外,犯罪率与收入差距之间还存在一种“环境效应”。
犯罪活动往往更集中在贫困区域,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地方。
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福利发展不充分,公共设施匮乏等问题,使得贫困地区更容易滋生犯罪行为。
同时,这也使得贫困地区的居民更难脱贫,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
研究也表明,犯罪率的上升可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失业率、教育程度、社会价值观等。
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较小的收入差距,但犯罪率却相对较高;而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较大的收入差距,但犯罪率却较低。
因此,要全面了解犯罪率上升的原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解决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犯罪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目前 中 国 的犯 罪率 仍低 于西 方发 达 国家 ,但 改革 开 放 以来 中 国犯 罪率 的增 长速 度却 是 同期 西方 发达 国
家 的 3到 4倍 ( 联 合 ,2 0 。 即 便 抛 开 单 纯 的 胡 0 6)
一
、
问题 的提 出
转 型 期 的 中 国 社 会 而 言 ,研 究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对 刑 事 犯 罪 行 为 的 影 响 就 具 有 了 非 常 现 实 的 意 义 ,也 成为本 文 研究 主题 的主要 原 因 。
改革 开放 后 ,中国经 济迅猛 发 展 ,取得 的成 就
城 乡居 民收 人 差距 对 犯 罪 率 影 响 的实 证 研 究
王 星 . 张 景
( 东北 财 经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辽 宁 大 连 1 6 2 1 0 5)
Hale Waihona Puke 摘 要 :改 革 开放 后 ,在 中 国 经 济 迅 猛 发 展 的 同 时 ,城 乡居 民 收 入 差 距 却 持 续 扩 大 ,基 尼 系数 连
一
。
相对 剥 夺理 论认 为 ,收入差 距 的扩 大将 导致社
会摩 擦 的增 多 ,弱势 群体 可能会 寻 求包 括犯 罪在 内
的手段 去 补偿 因其 自身 低 收入状 况所 产生 的被 剥夺
感 。2 0世 纪 6 0年 代 兴 起 的 犯 罪 经 济 学 关 注 犯 罪 的
成 本 与收 益 问题 ,从 激励 与 理性选 择 角度分 析犯 罪 参与 问题 。该 理论 认 为 ,收入差 距 的扩大 对犯 罪参 与将 同时 产生替 代效 应 与规模 效 应 ,两者将 共 同推 动犯罪 率 的上 升 。与 理 论 研 究 观 点相 对 一 致 不 同 ,
犯罪与低收入、失业率及人口规模的关系

犯罪与低收入、失业率及人口规模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犯罪率y 与低收入家庭百分比1x 、失业率2x 及人口规模3x 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所给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些合理的结论。
首先,针对问题一,这个问题涉及变量的取舍问题,和犯罪率y 与低收入家庭百分比1x 、失业率2x 及人口规模3x 之间的相关性有关。
通过对数据的逐步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知道y 与1x 、2x 及3x 的相关性系数,得到结果如下:如果至多取两个变量建立模型,低收入1x 与失业率2x 对犯罪有最大相关性,则取这两个变量建立模型。
得到函数关系式为213989.42239.10725.34x x y ++-=其次,针对问题二,可以在问题一解答的过程中得到答案,即当三个都作为自变量时建立的模型没有只取1x 2x 的模型好。
所以函数关系式不变,依旧为213989.42239.10725.34x x y ++-=接着,对于问题三,做出只有1x 2x 作为自变量的残差图,有两个异常点,剔除之后得到最终函数关系式213926.36023.17095.35x x y ++-=关键字:回归分析、相关性、残差图为解决问题一,编写程序如下: %低收入家庭百分比(人/十万人)X1=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B1:B20'); %失业率X2=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C1:C20'); %人口规模X3=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D1:D20');%犯罪率y=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A1:A20');figure(1),plot(X1,y,'g*');figure(2),plot(X2,y,'b*');figure(3),plot(X3,y,'r*');运行程序得到:犯罪率与低收入家庭百分比散点图(图1)、犯罪率与失业率散点图(图2)、犯罪率与失业率散点图(图3)。
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的关联性研究

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的关联性研究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备受关注。
长期以来,贫富差距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然而,除了正义和道德的角度外,还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注意:贫富差距是否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关联性?这一问题的答案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展开深入的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是如何被定义和测量的。
贫富差距通常通过计算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或财富的差异来衡量。
这些群体可以是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或地区。
社会犯罪率则是指在一个特定地区或社会群体中发生的犯罪事件的频率。
犯罪事件可以涵盖各种类型,例如盗窃、抢劫、毒品犯罪和暴力犯罪等。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根据这个观点,贫困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更容易受到社会排斥和经济限制的影响。
由于缺乏机会和资源,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参与非法的活动以获得生计。
此外,贫困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警力和社会控制,也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温床。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单向的。
一些学者认为,高犯罪率本身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剧。
大量的犯罪活动可能导致商业活动和投资的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实力。
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导致贫困地区的社会状况不断恶化。
除了这些观点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更复杂的理论和框架来解释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的关系。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着中介因素的作用。
例如,社会不公平和贫困可能导致人们的心理困境加重,从而使他们更易于参与犯罪行为。
此外,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也可能在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要想深入研究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的关联性,不仅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也需要具备丰富的数据和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家和犯罪学研究者可以通过搜集和分析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数据来了解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的变化趋势。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国为例,提供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凸显,而社会犯罪率也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呈现出上升趋势。
这些因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备受关注。
本文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深入探讨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将对收入不平等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接着,本文将对社会犯罪率进行统计,探讨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还将收集国民幸福感的调查数据,分析其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率的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包括文献综述、数据分析、案例研究等。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数据,揭示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本文将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政府应关注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扶贫政策,以缩小贫富差距。
在社会犯罪治理方面,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高执法力度,同时注重预防教育,降低犯罪率。
在提高国民幸福感方面,应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多方面着手,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为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证证据。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例如,库兹涅茨(Kuznets)提出的“倒U型曲线”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不平等会逐渐缩小。
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研究

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研究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大社会问题。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鸿沟加剧,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对社会安全构成了威胁。
本文将探讨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以及相关研究结果。
首先,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加剧。
当一小部分人拥有相当大比例的财富和资源时,其他人的社会地位和机会不平等现象将显著加剧,这对社会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潜在威胁。
大量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时,社会不满情绪容易蔓延,而积怨过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冲突。
其次,收入差距的增大可能引发犯罪率的上升。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越大,社会的犯罪率往往越高。
这一现象可以通过经济学中的相对贫困理论来解释,即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相对贫困的人群更容易受到物质诱惑和社会排除的压力,从而选择犯罪行为。
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导致社会犯罪率的上升,进而对社会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资源分配不平衡,贫困人群更难获取优质医疗和受教育机会。
这不仅使社会形成了分化的阶级结构,还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浪费。
由于教育和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收入差距的扩大将阻碍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
除此之外,收入差距的增大还可能引发社会的社会信任度下降。
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时,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度往往较低。
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社会的分裂感和不公平感,使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怀疑。
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不仅影响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瓦解,最终对社会的安全带来威胁。
针对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
首先,政府应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合理范围内调节收入差距,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
其次,提高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尽可能提高社会中底层和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以减少由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犯罪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因素对犯罪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摘要】经济因素是影响犯罪率最根本的因素。
本文选取2004年全国各地的横截面数据,以犯罪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主要经济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和交互效应分析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开放程度都对犯罪率有显著影响,但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在开放度不同的地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经济因素犯罪率偏弹性回归模型一、引言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自古以来学者们长期探讨并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纵观各学者的观点,引起犯罪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犯罪人自身条件等等,但经济因素是引起犯罪的最根本原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墨翟、李斯、韩非子等就把犯罪与社会经济状况、统治阶级的为富不仁、百姓的饥寒交迫等因素联系起来。
所谓“饥寒起盗心”、“饥年出盗贼”的提法就朴素地反映了这种观点。
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和剥削才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
在国外漫长的犯罪学研究历史中,大多数学者都从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把犯罪现象归因于生物遗传、自由意志选择或生理特征等因素。
在犯罪学形成时期,犯罪人类学派代表龙勃罗梭(意大利)在《犯罪的原因与犯罪的消灭》一书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因素,但只把经济状况看作是导致犯罪行为的一个一般原因。
在犯罪学发展时期,社会学的出现为犯罪原因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犯罪社会学派的代表菲利(意大利)在1884 年和1901 年相继出版了《犯罪社会学》和《实证派犯罪学》两部著作,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犯罪行为是一定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主张立法者应当改造社会环境,并采取经济和教育的方法预防犯罪。
荷兰犯罪学家邦格(Bohm)在《犯罪与经济状况》(1916)一书中提出了“经济贫困论”,认为经济贫困使一些想要结婚的人不能结婚,就产生强奸、杀婴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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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1978-2008 年间收入分配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
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关 键 词: 收入差距 犯罪率一、文献综述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
1978 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五十多万起,到2005 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1978 年犯罪总数的8.7 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造成了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变量描述(一)模型设定(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 检验法、PP 检验法和ADF 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
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 检验法,其模型为:模型Ⅰ(无常数项、无趋势项) △y t = (ρ-1) y t-1+ ∑=m i 1δi △y t-i +εi (1)模型Ⅱ(有常数项、无趋势项)△y t =β1+(ρ-1) y t-1+ ∑=m i 1δi △y t-i +εi (2)模型Ⅲ(有常数项、有趋势项)△y t =β1+β2t+(ρ-1) y t-1+ ∑=mi 1δi △y t-i +εi (3)其中,{εt }为白噪声。
△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原假设为H 0:ρ=1,即{ y t }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
T 为时间趋势因素。
若ADF 值小于Mackinnon 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
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准则确定,AIC 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
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如果ADF 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则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这些非平稳数据进行处理。
尽管就单个时间序列而言是非平稳的,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
从经济理论理解,说明这些经济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尽管会经常偏离均衡关系,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和随机的。
认识经济变量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制订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Granger 最小二乘估计法。
设{ y t }和{ x t }均为I (1)变量,首先用OLS 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回归,Y t =β0+β1 x t +μt (4)其次对残差μt ^ 做平稳性检验,μt ^= y t -β0^-β1 ^x t 。
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 y t }和{ x t }存在(1,1)阶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
在存在协整性的前提下,为使推断更有效,我们需要引入误差修正项,其检验模型为 △y t = ∑=p i 1αi △y t-i +∑=q j 1βj △x t-j +γEC t-1+εt (5)其中,EC t 为误差修正项,即协整方程中的回归残差项μt ^。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各个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部分是长期均衡。
误差修正模型比普通的单方程模型更全面的反映了变量间的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3)变量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如果变量X 有助于预测Y ,即根据Y 的过去值对Y 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 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 是Y 的Granger 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 因。
其检验模型为y t =c+∑=p i 1αi y t-i +∑=q j 1βj x t-j +εt (6)检验零假设为:X 是Y 的非Granger 因,即H 0:β1=β2=…βq =0。
由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二)变量及描述1.犯罪率。
犯罪率一般用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量表示。
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刑事犯罪立案总数应为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和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立案数之和,本文亦以此数据为犯罪总量数据,然后用犯罪总量数据除以人口数,得到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即犯罪率。
2.收入分配。
一般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也主要采用该指标。
不平等引起的犯罪更主要的是当事人通过和周围的人相比较而感受到不平等,即收入的不平等引起犯罪。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一)协整检验本文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模要求所有数据都是平稳的或者不平稳的数据之间是协整的,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是不平稳的,则再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所有数据的时间跨度均为1978-2008年,各变量都取对数,所有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6.0 实现。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采用常用的ADF 方法来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的水平值进行检验,变量基尼系数是非平稳的。
因此,进行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基尼系数的一阶差分在接近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2.协整检验。
虽然变量不是水平平稳的,但是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从而构成协整关系,使模型的估计能够避免伪回归。
由于模型中的变量不是水平平稳,因此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我们采用Engle-Granger 两步法来进行。
首先对模型用OLS 进行估计,然后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 检验。
检验形式均不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三。
结果表明,方程的残差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水平平稳。
因此,方程的变量均具有协整关系。
(二)回归结果采用OLS 对上面的方程进行估计,方程的拟合效果都很好,调整的R2 均达到0.86 以上,四个方程的F 统计量十分显著,收入分配不公变量的t 值显著,说明用收入分配解释变量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
方程的回归结果:Ln(fanzui)=-62.83195+0.034720t+1.226712log(jini)+0.706237ar(1)+μt-1.6737 1.8655 2.2471 5.1911R2 =0.929 A-R2 =0.921 DW=1.3447 F=113.576(三)对回归结果的说明和解释模型表明,收入差距是影响犯罪率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系数比较大。
如果基尼系数提高1%,则全国的犯罪率提高1.2267%。
以2008年犯罪率每十万人400起算,接下来一年全国将增加63788.4起,这些犯罪本身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还会有部分犯罪有直接的受害者,而整个社会还得支付大量成本来处理这些犯罪,所有这些对社会来说显然将是一个巨大的开支。
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为什么会增加犯罪?首先,社会的收入差距会使穷人感到一种巨大社会压力和被剥夺感,而中国社会又持有一种强烈的以财富作为成功标志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同时又人口众多,人均财富水平较低,整个社会无法提供那么多合法机会以让所有的人都实现他们的愿望,于是部分人为了达到他们对成功的追求开始变得不择手段,犯罪成为他们追求成功的替代性选择,从而导致犯罪的增加。
其次,收入的差距和机会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紧张状态在中国缺乏合法的、制度化的疏导和消解机制加以化解,从而使得问题越积越严重,最终必然会导致犯罪上升。
再次,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相伴随的是,部分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和收入来源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通过对中国1978-2008年犯罪率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对中国的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入分配不公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和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得到减缓。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发展进程的成熟会带来犯罪率的稳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犯罪率增长就低于发展中国家。
如果希望采取一定的刑事政策来减少中国的犯罪率,那么前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入手,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将会是一种良好的刑事政策。
据此,本文对中国刑事政策的建议就体现在以下方面:减少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公。
减少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犯罪率的社会政策。
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具备经济学的意义,也对减少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能够通过减少犯罪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也能够为社会节约应对犯罪的成本以及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成本。
也正因为此,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现状不仅是平等和公平的需要,也是减少犯罪的需要。
(1)廖颖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影响研究 2009(2)黄少安陈屹立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基于中国1978-2005 的实证研究(3)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